劉永好：企業家做土匪還是做紳士

做“土匪”，還是做“紳士”？中國企業家越來越難以逃避這個問題 　　2005年，劉永好一定記憶猶新，他帶領的新希望集團連續經歷了兩次天災人禍的沖擊。這兩次沖擊，讓劉永好開始審視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辯證關系。“經歷了抓機遇、做規模這兩個發展階段后，中國企業還應該補上社會責任這一課。”劉永好對《第一財經日報》坦言。 　　做土匪，還是做紳士？中國企業家越來越難以逃避這個問題。 　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一夜暴富和90年代的超常擴張。今天，面對資源環境的約束，面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倫理拷問，中國企業家們開始思索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深沉但卻很現實的問題。 　　豬鏈球菌風波 　　2005年6月，四川資陽、內江等地區傳出豬鏈球菌病疫情，先后共造成38人死亡，消費者“談豬肉色變”。有專家指出，此次豬鏈球菌病疫情的暴發，很可能與添加了抗生素、激素等人工合成添加劑的豬飼料有關。這對于在資陽設有分廠的新希望飼料企業來說，無異于一次對其產品質量的嚴肅拷問。 　　一時間，許多網站、媒體，開始進行對“希望”飼料的“有罪邏輯推理”，而在當時，面對來自公眾和輿論的責難，新希望集團顯得有些手足無措。8月21日，衛生部、農業部聯合發布的《四川省豬鏈球菌病疫情評估報告》稱，豬群帶菌率高達30%~75%，但不一定發病，高溫高濕、氣候變化、圈舍衛生條件差等應激因子是誘發豬鏈球菌病的主要因素。這才讓新希望集團走出“蒙冤之困”。 　　劉永好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豬鏈球菌風波給新希望集團上了很好一課，企業的發展與外部生存環境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企業應該建立專職部門，認真研究與企業發展相關的社會責任問題。 　　據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教授介紹，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有一個九個人的社會責任部。 　　豬鏈球菌風波讓劉永好認識到，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將不斷面臨著一些未知的突發事件，這些事件極有可能是破壞性的。與其被動地承受突發事件的沖擊，不如主動地建立一個預警和防范機制，讓企業積極主動地與社會、生態環境建立起一個良好的互動關系，從而可以化“災難”為“機遇”。 　　為此，新希望集團已經成立了發展戰略委員會，重點關注企業與社會的互動發展關系。 　　它屬于集團的戰略研究部門，主要研究企業如何應對突發事件，如何與公眾、環境建立起良好關系。委員會根據業務發展需要，逐步吸納集團的核心力量，但委員會的大部分人都屬于兼職。采取以調研為主，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決策機制。在面臨重大突發事件時，委員會將發揮關鍵的決策作用，組織并指導相關部門完成應急任務。 　　通過這次豬鏈球菌疫情，發展戰略委員會提出新希望集團應該大力宣傳與推動我國家禽與畜牧業的規模養殖。 　　調查表明，這次豬鏈球菌病的所有疫情均發生在農村和地處偏遠、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疫情點大都為養殖場地衛生條件差、圈舍通風不良、陰暗潮濕的散養戶。而衛生條件相對較好的養殖大戶和規模化養殖場未見疫情報告。 　　從容應對禽流感 　　事隔不久，禽流感襲來，對新希望集團再次帶來重大沖擊，而這次，劉永好顯得比較從容。 　　據透露，在禽流感發生前，新希望集團與大量農戶簽訂了家禽購買協議，而由于疫情發生，禽類加工產品銷售量及銷售價格大幅降低。由于禽流感屬于天災人禍，按照合同法，新希望集團可以享有違約免責權利，但如果違約，將給農戶帶來極大的經濟損失。于是，劉永好決定執行全部購買協議，單這一項就將損失約5000萬元。 　　此外，新希望集團還將銷售飼料讓利三分之一給養雞的農民，幫助他們降低養殖成本，并派出5000多名接受過大學教育的農業技術人員，到農村去幫助農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識。這三項費用加起來接近1億元。 　　而上次豬鏈球菌風波積累的經驗表明，必須提倡家禽業的規模養殖，有利于科學防范禽流感。事實證明，禽流感疫情大多發生在零星養殖家禽的地區。新希望集團戰略委員會已經開始行動起來。 　　“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從短期來看，會帶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從長期來看，企業也得到了社會的信任，培養了與客戶的感情，加深了客戶對企業的忠誠度，從而提升了自己的持續競爭力。”劉永好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做“土匪”，還是做“紳士”？ 　　有人說，劉永好應對禽流感的一個億付出，有作秀之嫌。如果不是因為新希望集團的財大氣粗，企業早與農戶解約以求自保。 　　這里可以引申出兩個問題：第一，劉永好的一個億付出是否理性，是否真是為了作秀？第二，換成一個小企業，它們同樣會這樣做嗎？社會責任是否僅是大企業的事情？ 　　在早期管理學理論里，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企業利潤。根據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解釋，只要有一個公平、合理和合法的競爭環境，公司可以一方面追求利潤，另一方面讓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如果套用亞當·斯密的話說：“企業家在追求自身利潤的過程中，無意間承擔了社會責任。” 　　而在中國的現實里，企業競爭并不完全靠的是公平合法的手段，同時，許多企業行為已經產生出越來越多的負的外部性，如環境污染等。承擔社會責任，已經不是企業家單純追求企業利潤的外部效應，而是企業家必須正視甚至要求付出成本的企業行為。 　　在深圳舉行的《北大商業評論》2005年會上，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李新春提出，“土匪行為”與“紳士行為”是中國企業面對社會責任的兩種不同選擇。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里，有些中國企業比較類似于“土匪”，具有掠奪性、侵犯性。“土匪行為”不僅表現為惡意延長勞動力工時、恣意鉆政策漏洞、違規操作，更大的成分還在于對資源環境問題的普遍漠視。 　　而“紳士行為”是一種與自然、社會和諧相處的企業倫理。“紳士”同樣愛財，但取之有道。有“紳士行為”的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還追求社會的尊重。 　　目前，很多中國企業正在面臨從“土匪行為”向“紳士行為”的“痛苦”轉換。劉永好坦言，中國的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做得不好，但企業必須要有一定的實力，才真正能夠承擔社會責任。 　　北大縱橫管理咨詢公司總經理王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基本責任，即企業家要遵紀守法，對員工實現承諾，這是每個小企業都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另一個是崇高責任，企業家要對社會有一個不為名、不為利的奉獻，這是一種思想境界的升華。 　　李新春承認，企業的行為選擇與生存環境是密切相關的，目前中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與法律制度環境，讓國內企業很難高尚起來。要跳出這種環境，難度很大，需要尋找路徑依賴。必須借鑒日本、歐洲和美國的資源節約、以人為本和技術創新的發展模式。 　　《第一財經日報》總編秦朔指出，中國企業早期的“土匪行為”是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扭曲行為，在那種特殊的生存環境里，“土匪行為”相反幫助了企業的生存。但從長遠來看，只有那些更紳士化、更人文化、更現代化的企業具備更強的后續競爭能力，企業越早思考并承擔社會責任，越能成為長距離競爭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