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歲還在打拼的商界傳奇袁家倜

　　來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區南部的“五大道”，素有“萬國建筑博物館”的美譽，這里至今還保留著300多座風格各異的小洋樓。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層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國大陸唯一的房產。洋房上掛著“蘇易士西餐廳”的牌子，其經營者是袁世凱的孫女，已84歲高齡的袁家倜女士。 　　袁家倜是袁世凱目前在世的孫輩中，年齡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歲開始下海經商，如今還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膚細膩，看上去十分年輕，舉手投足間，還留有舊時大家閨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殘余我沒有繼承，唯一可能保留了點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著裝講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妝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飾工藝精細，連洗發水、沐浴露也很講究。她說自己琴棋書畫沒有天分，唯一的愛好就是購物。袁家倜底氣很足:“我現在很獨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沒有的。現在的生活讓我很快樂。”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協委員，無論是招商引資還是扶貧救災，她總是沖在最前面，為天津的經濟發展做了不少貢獻。 　　談起過往，袁家倜反而慶幸自己經歷了非同尋常的大起大落。“這對我是極大的改造和歷練。半個世紀的巨變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讓我學會自力更生。否則我早像袁家大多數子孫一樣，養尊處優，靠遺產寄生，然后抽大煙，找樂子，窮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鮮人 　　袁家倜是袁世凱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凱一生正式娶進門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個兒子、15個女兒、22個孫子、25個孫女，袁家兒孫共計79人。 　　袁家倜的父親袁克端，是袁世凱的四姨太吳氏所生。吳氏是袁世凱三位朝鮮姨太太中的一個。當年，她本是作為丫鬟，隨朝鮮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為來做“正室”的金氏，卻和她的兩個丫頭，同被袁世凱收為妾。她們三人都是朝鮮族，嫁到一個陌生的封建家庭，語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國的封建禮數，在袁家受盡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凱喜歡纏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來時都已成年，無法裹足，無奈只得仿照從前京劇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辦法，做出纏足的樣子，來取悅袁世凱。吳氏還算幸運，死在袁世凱直隸總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兩位直到袁世凱去世，才離開“寸子”，最后連路都不會走了。不僅如此，滿懷醋意的大太太還經常趁袁世凱不在家，對她們非打即罵，甚至進行虐待。袁世凱去世后，他的現金被分為17股，給了他的每個兒子。每人一股，計12萬銀元。15個女兒，每人分到嫁妝費8000銀元。姨太太隨各自兒女生活，不分現金。但袁世凱生前的金銀細軟、瑪瑙玉器、綢緞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勝利路大營門，原有一個大院，六座大樓。解放前，袁世凱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孫們，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這　里。當時，祖父袁世凱已去世8年。袁家倜沒有見過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聞:“父親很害怕祖父，他們以前每天要給祖父請安，每天幾乎都是公式一樣的問答，有時惹惱祖父，甚至會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凱偶爾會在兒子請安時，讓他們陪同吃飯。據說一次，二兒子袁克文吃得很飽，袁世凱遞給他一個熱饅頭，他不敢說不吃，偷偷將饅頭塞進袖筒，竟燙掉了一層皮。 　　袁家倜說，袁世凱雖然對兒子們很嚴厲，但對女兒們卻比較“嬌縱”。“祖父有著‘女兒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兒他都不允許起。他認為女兒是別人的人，同時也是他攀親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辦婚姻，幾乎全都與當時的滿清王爺和軍閥后代結了親。比如曹錕的兒子是我十四姑父，黎元洪的女兒是我九嬸，這都是祖父促成的，包括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與世隔絕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親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鹽商何仲瑾的女兒，“母親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幾千間，當時兩家聯姻，讓很多人羨慕不已。 　　然而談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親畢業于天津新華書院，字寫得相當有水平，古硬質樸，自成風格。然而作為大總統的兒子，袁克端從小養成了吃喝揮霍的習性。他當過張作霖大元帥府的參議，但連班都不會上，之后又在開灤礦務局當掛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銀元。袁世凱搞洪憲帝制時，他還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長，1916年袁世凱去世時，這個兒子，一夜間由“皇四子”變成了尋常百姓，他難以接受，大受刺激，從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后半生，主要靠典當遺產和股票為生。他們夫妻兩人都是煙鬼，有大煙癮。由于揮霍無度，后來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袁家倜兩個姐姐命運也很悲慘。“很多書上都寫袁克端有兩子一女，其實我還有兩個姐姐，她們也是封建禮教包辦婚姻的犧牲品，婚后受虐待而死，很凄慘。所以我對舊社會，沒有任何懷念。” 　　袁家倜童年時期，曾有過13年優越的生活。在她4歲時，被無子女的二姑媽過繼到門下，來到了江南水鄉無錫。“二姑媽家是一個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學美國，是中國較早接受實業救國思潮的民族工業家。他在無錫辦有絲綢廠，是當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媽的教育下，開始學習英文，了解經營，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我們當時住的房子，現在是無錫的博物館。房子共3層，每層8間，只有姑父、姑媽和我3個人住，可傭人就有37個。司機、管家、保姆、清潔工，屋外還有網球場和游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會學校，她說自己當時最怕的，就是上歷史課。“只要一提到袁世凱，我簡直就無地自容。” 　　“那時我進學校，汽車的窗簾都拉著。8點上課，我7點50分進校，汽車要一直開到學校里面。他們怕我被綁架，給我帶一個保姆，一個男保鏢，一個司機，3個人送我上學。等我上課的時候，保鏢要在外面守著，司機回去，到點再來接我們。” 袁家倜后來回想，“你說這樣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覺得不是。就好像是沒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會根本沒有聯系。”袁家倜直到上初中都不會買東西。“那時我買東西都是姑媽領著，帶著保姆、保鏢，到百貨公司看好，車就運回來了，他們會去賬房拿錢。究竟東西什么價格，我一概不知。我們出門身上從來不帶錢。” 　　但不能否認，在無錫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樂的時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鄰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歲時，因二姑媽出國，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回到死氣沉沉的袁家，袁家倜開始被進行“早晚請安、吃飯不得‘過河’”等封建禮數的管教，“家里人不讓我上學，因為大學男女同校，他們在家里給我請了漢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現在詩詞歌賦，都還會一些。” 　　雖然袁家當時已走向沒落，但她說，“講實話，那時候即便很難，隨便賣點家里的東西，生活還是過得比普通人好，家里依舊連廚子、仆人、老媽子一共幾十號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們也如此，一起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一個個面黃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媽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壓抑得喘不過氣來，“袁家封建殘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點正義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給了當時天津民族工商界頗有名望的“元豐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我愛人也是個資本家，他當時自己創辦了3個企業，我們還有個貿易行，年底收錢都是我親自過目，”但不久，隨著政策形勢的變化，她的命運發生了逆轉。 　　1956年開始公私合營，袁家的特權被取消了，他們再也不能不帶錢就隨意買東西了。這些細微的轉變，對袁家倜來說，“也是個適應和改造的過程”。“我還記得第一次數錢的時候，非常困難，覺得那么臟，總不想數。我從坐四輪汽車改坐三輪人力車，又從三輪車變為擠公共汽車。最初，我丟了兩回手鐲，兩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丟過，讓人扒走了??” 接踵而來的“文革”，更讓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農村去接受改造。她當時已有三兒一女，大女兒已經在甘肅祁連山插隊。她和丈夫帶著三個兒子，一床鋪蓋，告別生活了幾十年的小洋樓，來到天津西郊大寺王莊子。 　　袁家倜走時，頭都沒回，她當時想，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農村對袁家倜和她的全家來說，遙遠而陌生。荒涼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風，讓一家人不知所措。“為了驅蚊蟲、趕毒螞蟻，我學會了抽煙；沒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攏的散窩窩頭和著野菜吃；經過鍛煉，后來40斤的土豆，我背起來就走??”袁家倜突然發現，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堅強。 　　在農村時間久了，袁家倜開始動起腦筋:“那里生活非常貧窮，一天勞動下來，只有一個工分，而一個工分才1毛5分錢。我想到丈夫曾擔任過天津市工商聯五金工會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膽向村里提出了開辦五金小工廠的建議。”在農民們的支持下，袁家倜辦起了當地第一個鍍鋅廠，她當工廠會計，丈夫當廠長。在他們的努力下，小工廠越來越紅火，給農民們帶來不少實惠。工廠開張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錢。“這大概是來到農村的第3年，從此我們最苦的日子過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農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騮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國。根據周總理的批示，袁世凱第三代后人逐漸恢復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進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號的小洋樓。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認識到什么？并不是錢的重要，而是一個人生存的本領，你要在什么狀態下都能活，這是一種能力。” 　　用炒股賺的錢開西餐廳 　　在袁世凱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變了整個家族的面貌，讓袁家后代揚眉吐氣。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學家、美籍華人袁家騮，袁世凱二兒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騮曾獲全美華人協會杰出成就獎，他的妻子吳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顆原子彈研制人員中唯一的女性，被稱為“中國的居里夫人”。 　　這位堂哥對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響。“堂哥的父親袁克文，是民國時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風流，才華橫溢。可惜晚年敗光了家產。堂哥出國的路費和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