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浙商數量不斷上升

　　距離G20杭州峰會召開只有不到40天了，虞安林也從俄羅斯的G20宣傳和志愿者招募工作中抽身，回到了國內。

　　“G20在杭州召開，許多國家元首、重要商業團隊都會來到浙江，這對提升我們的知名度，對浙江企業走出去和引進技術、人才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作為俄羅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俄羅斯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虞安林早在得知這一消息時便籌劃著要為峰會出一份力。“我們在俄羅斯展開宣傳，也尋找一些優秀的華僑子女來當志愿者，對接俄羅斯團隊的服務接待。”

　　這一看似費時費力的工作，對虞安林來說卻顯得輕松且樂在其中。這位年逾半百的溫州商人，在俄羅斯闖蕩近20年，積累了大量的人脈、資源，經歷過異國他鄉的不安定，也遭遇過大損失，但都與當地浙商、華商攜手度過了。

　　“90年代在俄羅斯的浙商大概只有30幾人，現在有超過三萬人。”虞安林告訴記者，“這兩年俄羅斯的小商品市場是浙商的天下，出售占比在75%左右，也就是說100塊錢的單子，我們就能接到75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一大批溫州人開始赤手空拳向國外闖蕩，虞安林卻在國內將服裝和汽車零部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并沒有想過走出國門創業。

　　直到1998年。

　　“我去俄羅斯考察，看見那邊的商機很多。”虞安林回憶道，“一些對溫州來說特別便宜的小商品，比如服飾、鞋帽，在俄羅斯價格就翻了好幾倍，我想這樣的情況不論去那邊做什么生意都是比較理想的。”

　　虞安林的大膽判斷基于他對俄羅斯當地經濟的摸索和了解。他告訴記者，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當時俄羅斯的輕工業“幾乎沒有”。“俄羅斯是資源型國家，石油、天然氣豐富，軍工、重工業也很發達，但小商品卻是100%依靠進口。”

　　于是，考察過后幾天虞安林做出決定，立即趕回國內組織鞋類產品運到莫斯科銷售。

　　初次從事國際貿易，加上語言不通，特別是對國際貨幣匯率漲跌情況不熟，虞安林的第一單生意就讓他擔心不已。“當時遇上了98年的經濟危機，盧布大幅貶值，但貨發過去銷售后一盤點，雖然利潤不多，居然也沒虧本。我判斷以后形勢一定會變好。”虞安林說，他便堅定了繼續留在莫斯科打拼的信心。

　　1999年，虞安林在莫斯科成立自己的首個鞋帽公司;2000年在烏克蘭再成立鞋帽公司;2001年，他又在莫斯科開展水暖建材生意。“俄羅斯的規模做大了，我在國外時間也比較多，國內公司的股份就慢慢放棄了，轉移給其他股東。”

　　時至今日，虞安林告訴記者，在俄羅斯打拼的浙商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的30人左右，增長為3萬余人，浙江人在俄羅斯辦的企業數量也已超過百家，以鞋帽類生產為主。

　　從北京飛到莫斯科需要8個小時，這條航線，虞安林再熟悉不過了。“原來一年9個月時間在那邊，3個月在國內;現在差不多8個月在國內，4個月在俄羅斯。”

　　虞安林的這一變化源于他身份的轉變：從一個純粹的商人，變成了在俄羅斯的華僑領袖。這也意味著他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團結好在俄浙商，跟大家攜手并進，共度難關。

　　虞安林向記者講了一個故事。

　　“2008年是華人在俄羅斯最困難的一年，俄羅斯針對中國商人發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打擊‘灰色清關’事件，高達15億美元的貨物被查封。”

　　據記者了解，“灰色清關”是在俄羅斯多年形成的貿易習慣，指進口商或進口代理商在進口貨物報關時通過與海關關員的非公開協議，以低報貨值、少報重量和瞞報品名(即提供低稅率的稅則號)的方法，使批量貨物以明顯低于國家法定進口稅率應繳稅額通關。

　　更難的是，到了2009年，華人在俄羅斯“一只螞蟻”市場的4萬攤位全部被關停。“這么多浙商不知道去哪兒好。”虞安林回憶，后來，他牽頭找到了另外的市場，把浙江商人的攤位轉移過去。“總共只有4000個攤位，我自己公司的56個攤位留下1個，其余全部原價轉租給浙江人了。”

　　彼時的虞安林已是當地浙江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此前浙江在俄羅斯有9個同鄉會，我們成立總會，把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比如哈巴羅夫斯克、海參崴所有商會統一起來，擰成一股繩。碰到問題，由總會出面一同解決。”

　　2011年，俄羅斯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和俄羅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進行了換屆選舉，并依法進行重新注冊登記。“兩會”是在過去眾多僑團組織的基礎上經過聯合，重組而形成的全俄羅斯范圍內的華僑華人團體，新一屆的“兩會”會長為虞安林。

　　據虞安林介紹，目前，“兩會”已擁有56個社團，在圣彼得堡、葉卡捷琳堡，西伯利亞，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等俄羅斯大城市都設有分支機構，會員總人數約50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