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談服裝的文化自覺

　　到維也納參加一個學術活動，會議開始前，同行的中國朋友們聚集在旅館門前，我突然有點驚訝：大約只有我沒帶西服，朋友們則紛紛穿上西裝，打上領帶。即使有一位朋友說自己從來不會打領帶，但至少，便褲上也穿了西服上裝。

　　到了會場，看到一幅更有趣的情景：大約只有中國學者穿著正式的西服，當然，來自中國臺灣、日本的學者似乎也大多穿著西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維也納本地學者，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學者，穿正式西服的反而不多，尤其是中青年學者，他們大多穿著休閑風格的西裝。為會議致開幕辭的維也納大學女性副校長穿著一件具有一定中國風的裙子。晚上被安排做重點講座的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只穿著休閑襯衫。

　　對此，我不知道朋友們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覺得有點尷尬，也有點傷感。朋友們都是文化人，但是，我不能不坦率地說，大家缺乏文化的自覺，當然是中國文化主體性之自覺。

　　在維也納討論的議題是辛亥革命以來一百年的革命與改革。不錯，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確實是一個革命的世紀，而且，從一開始，它就具有“大革命”的傾向，也即，不僅要改變政治運作架構，也要改變人民的風俗。只是最初，變革的項目還比較少，幅度比較淺。隨著時間推移，變革的范圍而不斷擴大，也越來越深刻。

　　而服裝始終是變革的對象。二十世紀前半個世紀，西式服裝大量引入，但此時人們還有較大自由選擇空間，不少學者還是著一襲長袍講課、接待賓客。五十年代后，列寧服則成為主流，而且高度統一。

　　大約從八十年代前半期，西式正裝再度流行起來。當時，中國正在奮力走出閉關鎖國的狀態，既有的服裝與此前的政治、社會心理聯系在一起，繼續穿它，就是守舊的象征，穿西裝則被視為對外開放的象征。因此，主張改革開放的領導人帶頭穿西裝、打風波。

　　此后，西裝大規模流行：國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一律西裝革履，官員、商人、學者人人準備著一套、多套西裝，在正式場合穿著。不僅是在國外，更在國內。于是，在中國人的正式禮儀場合，西裝就成為標準服裝，以至于不少正式會議要求，非正裝不予接待。筆者參加若干電視節目錄制，編導總要叮囑穿正裝。問：何為正裝?答曰：西裝。對這樣的要求，我總會冷冷地回答：我沒有西裝，也不會打領帶、穿西裝。

　　我無意為難編導，我只想讓他們思考一下，中國精英為什么要把西式正裝當做自己的正裝。不錯，穿什么樣的衣服，表面上看來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現，但沒有這些外在表現，文化就是不存在的。

　　實際上，中國經典中“文明”、“文化”等詞之“文”，首先與服裝有關。“華夏”之“華”，就是形容服裝華美。在古人的文明觀中，“衣冠”就是華夏走出野蠻、區別于四裔各族的根本標志。后來，具有較高文明程度的中原士族逃往南方，也叫做“衣冠南渡”。那么，今天，當中國精英以西式正裝作為自己的正裝，還有“華夏”么?

　　當然，筆者絕無意于統一服裝，屬于審美領域的著裝自由，乃是人們最基本的自由權利。但是，一個享有著裝自由的人，完全可以有文化自覺;如果你是精英，就應當有文化自覺。尤其是在具有禮儀性質的正式場合，服裝的錯亂實際上會導致整個角色認知的錯亂，比如文化主體意識乃至政治主體意識之喪失。

　　最可怕的是，這種服裝的西化，并不是人們自由選擇的結果。就在若干年前，那些自認為、也被認為具有開放意識的地方官員，還在強制要求其下屬穿著西裝。

　　這樣的事情絕非獨一份。略加考察就可以發現，二十世紀中國風俗之西化，權力之強制占了大多數。到維也納，正好趕上星期天，這一天，所有商店關門，大家痛感不便。七天一個周期的生活周期安排，與基督教信仰及其生活方式有關。而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政府采用陽歷，并引入星期制度。據說，這有利于國際交往。然而，當今日中國人與西方深度交往時才發現，這種邯鄲學步反而招致嚴重的文化錯亂：大多數中國人并沒有基督教信仰，星期天演變成為純粹的休息乃至購物的狂歡節。到了西方，人們仍保持這種習慣，結果大街上空空蕩蕩，大失所望。至于西方人，對于中國人在星期天仍然興高采烈地四處活動，對于華人經營的商店仍然照常營業，則十分不滿。

　　中國人需要一次服裝的文化自覺。再說一遍，我絕不反對人們的著裝自由，但是，在具有禮儀性質的正式場合，人們特別是精英有理由穿著中國式禮服。由此立刻面臨一個問題，這服裝是什么?漢服?唐裝?中山裝?也許都不是。重要的是具有文化主體性意識。有此意識，精英群體與服裝設計界互動，一定可以催生會通古今之中國式禮服。
 

（注：秋風，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