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裝周的陷入“身份危機”需重新思考

　　1941 年，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盟(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第一次邀請了 30 位記者到紐約，參觀設計師們的樣品室。1943 年，美國時裝業最偉大的“啦啦隊長”埃莉諾·蘭伯特(Eleanor Lambert)接手紐約時裝周，在華爾道夫酒店開辟了一個“媒體周”活動，專司接待前來報道時裝周的媒體從業者。

　　此后，媒體人士的數量便不斷攀升。“我的臉看起來像是過去 15 年中每季都出現的基本款式，”一個媒體人員在《紐約時報》上說道。那是在 1958 年，當時，參與時裝周報道的媒體數量是 200 人。

　　對圈外人來說，時裝周就像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派對，但是，它卻為業內人士帶來諸多的紛擾，令他們厭煩。在展示形式上，與其說是時裝周，不如說是時裝月，從紐約開始，到巴黎收尾。在這個月內，數以千計的撰稿人、零售商、攝影師、博主和那些不知道為什么前來，又不得不前來的名人，完全沒有休息整頓的時間。

　　設計師亦然，在時裝周期間就像被榨干的水果。“這真是令人絕望，”設計師約瑟夫·奧圖扎拉(Joseph Altuzarra)說他已經奔忙了整個夏季，“當然，當工作沒做完的恐慌感襲來時，絕望感就沒那么強烈了。”在過去的 10 年間，人們都在抱怨有太多太多的秀了。12 年前，時裝秀重要得可以登上新聞日報的頭版頭條，但現在，它的規模是原來的兩倍大，影響力卻在萎縮。

　　時裝周的目的在于：在時裝運抵店鋪、向公眾售賣前幾個月，設計師向時裝編輯和零售商們推介今季的設計。但如今，它迷失在數字時代的快捷之中。在紐約時裝周的白色帳篷之外，時裝秀也在舉行著，在街拍達人和攝影師之間。時裝評論家蘇熙·曼奇斯(Suzy Menkes)在《T》雜志的專欄中寫道：現在，誰還在渴望真正的時裝?誰還能阻止帳篷外發生的一切?

　　“時裝周需要重新思考，”費恩·瑪利斯(Fern Mallis)說。1993 年，她擔任 CFDA 執行總監，將白色帳篷秀精心安置在布萊恩特公園，取得了市場和媒體宣傳的雙料成功。2010 年，紐約時裝周遷往林肯中心。有人認為這次搬遷是一個大敗筆，時裝秀組織方與公園管理方齷齪不斷。三個月前，一紙訴狀寄至紐約市政府和林肯中心管理方，對“林肯中心將公園等公共空間用作商業用途”提起公訴。連 CFDA 的主席黛安·馮芙絲汀寶(Diane von Furstenberg)也不敢保證時裝周還會在林肯中心繼續舉行。這樁訴訟的審理結果，或許會成為紐約時裝周命運的“決勝局”。如今，許多在林肯中心舉辦時裝秀的設計師都在抱怨環境變得有點像機場航站樓或展銷會。包括 Anna Sui 在內的一些品牌正嚴肅地考慮搬去其他地方辦秀。 “每一季我都想過要搬，但是帳篷在經濟預算上是合理的。” 安娜·蘇說，比起獨立地舉辦一場時裝秀，林肯公園最大的優勢是便宜，最大的劣勢是，它就像一個時尚工廠。

　　目前來看，紐約時裝秀仍將在林肯公園繼續，直到 2015 年，但與此同時，主辦方 IMG 也在尋找新的地址。預計在 2017 年完工的哈德遜文化保護園區是紐約時裝周的潛在舉辦地。它位于 15 街西側公路的57碼頭，由 CFDA 參與投資，馮芙絲汀寶女士是董事會成員。過渡時期，將可能選址零售綜合型街區 SuperPier，這一季，Opening Ceremony 和 Marc by Marc Jacobs 的秀就在此舉辦。

　　但是，一個新家并不能解決紐約時裝周的所有問題。

　　這一季，以 Altuazrra 和 Reed Krakoff 為代表的眾多設計師選擇了私密秀，用來抵抗嘈雜的輿論環境。Oscar de la Renta 將入場名額縮減到 350 個，設計師告訴《女裝日報》：“請三萬人來看秀，本身就是個諷刺。其中有一萬人在拍攝另外一萬與時裝毫不相干的人。”

　　馮芙絲汀寶也有些憤慨地宣布：一些設計師將在未來選擇網絡展示的方法。“情況變化得太多，我們接下來會去往哪里，誰也不知道，”她說。

　　更激烈的說法來自 Jimmy Choo 的前總監塔瑪拉·梅倫(Tamara Mellon)。在被自家品牌解雇后，時裝周也將她拒之門外。這一季，她以個人姿態重新出發，推出一個小型的系列，受到了大量關注，《Vogue》為她做了一個專題。“我討厭那些只能穿五六個月就過季的大衣，”塔瑪拉說，“我的客戶也不關心什么時裝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