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奧與我》告訴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時尚業就像舞臺藝術，其精髓在于煙霧、鏡像以及那個所有人不斷念叨的“夢想”一詞，而這無非是為了銷售：你之所以渴望那條裙子/那個包包/那雙鞋子(并非你需要)，因為它們預示了更美好的你。若是舞臺背后的汗水、淚光和計算機建模被曝光，或許會毀了苦心營造的吸引力。

　　然而時代已經變了。現在是直接傳播和高度透明、自拍桿、總統推特、與消費者合作、臉書好友、DIY和Etsy的時代了。

　　現如今，時尚業所面對的最糾結困惑之一——甚至令設計師和高管夜不能寐且日日爭辯——并不是“讓卡戴珊首排看秀對品牌有幫助么”、“全球匯率波動對經營的影響”這些你可能認為的問題，而其實更關乎“開放度”。也就是說，讓外界了解到什么程度就夠了。

　　這就是問題所在。要適應現代社會，時尚業必須將人們“引入門內”，然而其神秘魅力恰恰建立在“拒之門外”之上。品牌到底該怎么辦?

　　答案或許可以從紀錄片“迪奧與我”(“Dior and I”)中找到，分別于4月10日和今年夏天在美國和歐洲公開。

　　“迪奧與我”由Frédéric Tcheng擔任導演，他曾參與有關Diana Vreeland 的紀錄片“The Eye Has to Travel” (2011)，還參與過“Valentino: The Last Emperor”(2008)。“迪奧與我”是2009年R. J. Cutler繼“The September Issue”之后最好的時尚業紀錄片，片子自身就有力地證明了為什么品牌應該克服顧慮選擇透明。

　　也就是說，該片在對時尚界所承受的下意識批評——浮夸、自私、利用了消費者的不安全感——進行回擊方面是我所見過的最為有效的。

　　表面上看，“迪奧與我”講述了品牌新任創意總監Raf Simons首次登場的故事，他在2012年加入后，用八周時間創作首個時裝系列。片名則是取自品牌創始人1956年所寫的關于真實的自己和公眾眼中自己矛盾關系的回憶錄。

　　然而該片的真正主題其實在于時尚業人性的一面：那些在高級訂制工作室辛勤工作的人們，有些在手工制作服裝這行已經干了40多年。90分鐘紀錄片的背后，那無法忽略的事實非常簡單：相比品牌logo或是任何個人，他們才是迪奧精神。

　　給予紀錄片其精神內核和力量的正是新任總監和工作室員工們之間的張力——特別是首席裁縫師Monique Bailly，Simons 所稱的對變化的焦慮通過她始終抿著的嘴唇以及緊扭的雙手一展無余;還有女裝部主管Florence Chehet，她隨和的微笑說明了更長期的愿景;高級訂制部主管Catherine Rivière在評價Simons因Chehet不得不連夜飛紐約為顧客試衣而心煩時，說道：“每季都花上35萬歐的顧客的要求，我們不會拒絕。”

　　時尚業與紀錄片的緣分可追朔到1995年Douglas Keeve的成功之作“Unzipped”。

　　除了Tcheng先生之外，他的同行法國紀錄片導演Lo?c Prigent更是受業內青睞，為Karl Lagerfeld的2004 - 2005香奈兒時裝系列執導過五集系列片“Signe Chanel”，還執導過“Marc Jacobs & Louis Vuitton”，以及近期作品“Le Ligne Balmain”。

　　除此之外，還有James Franco監制的有關Gucci前創意總監Frida Giannini的紀錄片“The Director”;有關Carine Roitfeld創辦“CR Book”雜志的紀錄片“Mademoiselle C”;不久還有一部Tiffany的紀錄片，目前正由導演Matthew Miele完成中。

　　不過拍出來并不代表拍得好。“The Director”就因太過傳達品牌信息而失去了吸引力。

　　而所有那些成功的片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品牌愿意敞開自己，即便是通過他們那鍍金的縫隙。

　　在紀錄片里，Simons會哭，Bailly會懷疑，Rivière會頂嘴，每個人都會為了其他人而逼迫自己。

　　“Valentino：The Last Emperor”在威尼斯電影節的首映結束后——當時影片的制片人都不確定兩位主角是否會出席首映——全體觀眾起立，轉向Garavani和Giammetti，報以了熱烈的掌聲。Tcheng先生說，正是那一刻Garavani轉變了態度。

　　“他意識到，影片使得人們喜歡他，”Tcheng說。

　　說到底，沒有比透明更迷人且不設防的了，這可不單單是說雪紡。這對時尚業而言是正面之事，如果他們敢于嘗試一下的話。

　　如果奧斯卡有頒發紀錄片最佳配角獎，他們都應該被提名。

　　換句話說，這就像盡管Anna Wintour 才是“The September Issue”傳言中的女主角，該片捧紅的卻是對工作傾盡心血的Grace Coddington。對于“迪奧與我”來說，Bailly和Chehet 女士所表現的對其手藝和所傳承品牌的珍視才是躍然于屏幕之上的那超越時尚的精神。

　　從很多方面看，該紀錄片傳達了這樣的訊息，設計師和工作室之間的合作才是時尚品牌的關鍵所在，設計師可能來來去去，但工作室卻承載了品牌的歷史。

　　實際上，紀錄片中有個十分明顯的遺漏，完全沒有提及Simons先生當初為何會來到迪奧：2011年其前任John Galliano因酒后反猶言論而遭解雇之事。

　　如果你此前并不知曉長達15年的Galliano時期(或是他之前的Marc Bohan/Gianfranco Ferré 時期，之后的臨時代理 Bill Gaytten)，那么就此認為迪奧是從迪奧先生的時代直接傳至Simons先生也是情有可原的。

　　這實在太不好了。雖然該片十分成功地展現出設計師肩上的重擔(片中Simons先生在返回比利時的車上說過，“這很有趣，但同時也很沉重……非常沉重。”)實際上面對Galliano先生突然被罷免和Gaytten先生短暫赴任這樣的窘境，設計師所承擔的責任更是無以復加的重大。

　　紀錄片導演Tcheng說，完全不提Galliano一事是他一個人在剪輯室里決定的，并非是迪奧的要求。“我想要澄清，這部片子并不是關于媒體所認為的時尚業。”他說道。

　　據Tcheng先生說，當他初次見到迪奧首席執行官Sidney Toledano時，后者自己提起了Galliano一事，并且還告訴他，“這種事你沒辦法忽視掉。”

　　實際上，Galliano還倒是間接促成了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據迪奧全球傳播總監Olivier Bialobos介紹，紀錄片原本是Galliano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