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全國性的“漲薪潮”１

　　從本月1日起，全國多個省市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至此，今年以來，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區市達到27個。

　　7月，一場全國性的“漲薪潮”再次升溫。

　　從本月1日起，全國多個省市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至此，今年以來，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區市達到27個。

　　漲薪熱潮也讓工資協商制度再次成為焦點。

　　作為全國的工資協商制度樣本，溫嶺新河鎮羊毛衫行業8月將出爐2010年度職工工資協商協議書，這將是新河鎮推行羊毛衫行業工資協商制度以來的第八份協議書。

　　羊毛衫行業孕育出的“溫嶺模式”能夠帶來怎樣的啟示?工資協商制度能否在提高工人待遇的基礎上，成為推動服裝業轉型升級的又一助力?

　　工會推動下的“溫嶺模式”

　　漲薪，還要漲薪。

　　“今年工人工資預計比去年提高10%左右。” 陳福清語氣肯定地告訴記者。

　　作為浙江省溫嶺市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會主席，陳福清下個月將代表新河鎮12000名羊毛衫業工人，簽下2010年度職工工資協商協議書。這將是他簽的第八份工資協商協議書。

　　在擔任行業工會主席的第八年，自認為是“打工者”的60歲的陳福清仍騎著一輛自行車穿行在新河鎮的大街小巷。自行車是陳福清8年工會工作的見證者，現在他所騎的自行車已經是“第三任”。8年時間，陳福清騎壞了兩輛自行車，他還曾被摩托車撞倒縫了三針。

　　自行車還見證了陳福清8年前初任行業工會主席時的多次冷遇。

　　第一份協議書

　　“人難見，臉難看，話難聽。”陳福清將自己最初的境遇總結為9個字。

　　2003年初，為了制定出一份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工價表，陳福清開始對新河鎮的羊毛衫企業的工資狀況進行調研，希望拿到各家工廠的工價表，而這對于企業來說可是商業秘密。因此，起初并沒有老板愿意配合。

　　陳福清在遭遇多次閉門羹或冷臉相對之后，求助于鎮政府，終于在當年的6月13日召開了“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懇談會”，13名職工代表和8位企業老板坐在一起談判。

　　陳福清回憶起當時的談判過程：我們根據5大工種、59道工序制成了工價表，由工人對工價表進行無記名報價，同時老板也報出自己的工價，然后雙方針對有爭議的工價進行討論。“其實雙方的報價差距不算大，大約10%的差價吧。”陳福清說，但還是來來回回談判了十幾個回合，對工價標準進行了數次調整。對實在談不攏的環節，由政府出面做工作。最終確定下來的工價被定為行業最低工價。

　　2003年8月8日，代表職工的新河鎮工會與代表企業的行業協會簽訂了《羊毛衫行業工資(工價)協商協議書》，并約定行業工資協商每年進行一次。

　　“協議來之不易啊”，陳福清感嘆，協議簽訂前的工人工資水平是680元，協議要求“每月最低工資不低于800元”，并且工資必須在“當月產量結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發放”，如有困難則與工會協商適當推遲。“最低工資800元，這在當時的全國來講都不容易。” 陳福清告訴記者。

　　為了將這次成功的嘗試更好地推行下去，2003年8月，新河鎮羊毛衫行業工會成立，首開非公有制企業的行業工會先河。時任鎮工會副主席的陳福清兼任該行業工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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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嶼之困

　　新河鎮推行工資協商制度也是被逼出來的。

　　新河鎮的羊毛衫廠都集中在長嶼的公路兩旁，和國內很多服裝產業集聚地一樣，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由家庭作坊發展起，從最初的四五家的規模，發展到1998年的近100家，再到最多時的116家企業，近10億元年產值和12000名工人。

　　在長嶼羊毛衫行業的工人中，外省的占到70%-80%，勞資糾紛也隨著有打工經驗的外地工人的不斷涌入，成為當地產業的難解之題。

　　羊毛衫生產有著淡旺季之分。每年4月到12月是旺季，1月到4月是淡季。這種不穩定的狀態直接導致工人的不穩定。每年三四月，工人如候鳥般飛來，12月一過，又如候鳥般飛走。能否按時按價結算工資，成為工人與老板的矛盾焦點。

　　長嶼的羊毛衫企業上規模的不多，好一些的也只有三四千萬元的年產值。“財”不大，“氣”自然不粗。陳福清介紹，2003年前的長嶼，一些老板為了“綁定”工人，每月只發生活費，年底結算工資，而之前談定的工價也往往是口頭約定。因此，尤其在企業經營不善的時候，經常發生拖欠、克扣工資的情況。

　　每到生產旺季的八九月份，也是長嶼羊毛衫企業因工資問題引發的上訪、停工事件的頻發期。僅2002年，羊毛衫行業工人上訪量就占全鎮接訪量的45%。

　　不合理的工價，不規范的用工，導致工人頻繁跳槽，熟練工人難以穩定。旺季缺工成為長嶼羊毛衫廠的集體困境，也成為制約當地產業做大做強的瓶頸所在。

　　不過，這種情況在采取工資集體協商以后得到了明顯改善，2003年長嶼羊毛衫行業關于勞資糾紛的上訪，比2002年同期減少了70%。

　　“2006年我們實現了工資糾紛案件零投訴。”陳福清對這一結果感到自豪。

　　“協商”的進步

　　如何看待工資協商的“溫嶺模式”?

　　“這是一個好現象，是社會不同利益集團合理公平競爭的表現方式。”著名經濟學家仲大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溫嶺模式”非常好，值得推廣到全國。

　　仲大軍分析，當我國加大對外開放程度之后，整個經濟都與世界強勢經濟集團聯系在一起。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知不覺地成為被廉價掠取的對象。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內低工資階層的大量出現。要改變這一現象，我國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盡快將產業結構和城鄉社會結構調整到一個合理的狀態。但在這一過程中，如果長時間地維持低工資狀態，很可能使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走入一個畸形狀態。

　　“工資協商機制是一種進步，以前只是老板利益集團說了算，工人沒有和老板爭利益的機制，現在有了工資協商機制，收入分配達到公平合理，有利于整個產業和經濟的長遠發展。”仲大軍認為。

　　如今，工資協商制度已經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全國工會近日召開專門會議提出，力爭到2012年基本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來自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最新消息則表明，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13個省下發文件，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有23個省人大制定“集體合同規定”或“集體合同條例”等地方性法規。另外，由勞動社保部起草修訂的《工資條例》將在年內出臺，工資協商制度條款將被納入其中。

　　從7月1日起，北京、河南、深圳、陜西、安徽、海南等多個省市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今年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區市共有27個。

　　一場全國性的“漲薪潮”及“工資協商”再次升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