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訴歐盟棉質床單反傾銷案分析

　　通過對此案的分析，我們能夠學習如何在涉外貿易糾紛中運用貿易規則保護自己

　　1995年-2009年4月，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占比10.72%)，其中棉質床單反傾銷措施爭端案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件。

　　當事方未就專家組關于該爭議點的認定提起訴訟。

　　關于執行情況的訴求

　　該案最令人關注的一點是印度對歐盟提出的關于執行情況的專家組調查和上訴請求。其間涉及的關于損害的要點主要有：累積評估、所有有關經濟因素和指標的適用以及因果關系的認定等。

　　累積評估

　　印度認為，歐盟在損害分析中應當在傾銷進口總額中排除并未列入抽樣調查的那部分生產商的傾銷進口，該部分約占傾銷進口總額的53%;而那些來自于并非作為抽樣而是單獨作出傾銷裁定的生產商的進口量中必須有同樣比例的進口被認為不構成傾銷。印度認為，任何其他認定構成傾銷的方式均違反了第3.1條項下的損害裁定應該以“肯定性證據”和“客觀審查”為依據的義務。

　　歐盟堅持認為，其有權將那些沒有作出不構成傾銷裁定的生產商的所有進口作為傾銷對待，無論這些生產商是否被單獨調查過，包括那些沒有被納入抽樣的合作生產商和非合作生產商。在這方面，歐盟指出，《反傾銷措施協定》第6.10條允許調查機關只對有限數量的生產商進行單獨的傾銷調查。

　　專家組認為，《反傾銷措施協定》并未要求調查機關根據不構成傾銷的進口在抽樣中所占的比例為依據來確定那些來自于抽樣之外的生產商在損害分析中可以被恰當認為構成傾銷的進口產品數量。因此，專家組裁定，歐盟在本案中考慮“傾銷進口”問題時并未違反《反傾銷措施協定》第3.1和 3.2條的規定。

　　上訴機構的結論為，關于可歸于在本調查中未被單獨審查的生產商或出口商的進口產品數量，歐盟未能按照《反傾銷措施協定》第 3.1和3.2條所明確要求的那樣在“肯定性證據”和“客觀審查”的基礎上確定“傾銷的進口產品數量”。但上訴機構同意專家組關于“(反傾銷措施)協定并未要求調查機關”按照印度在上訴中建議的特定方法，“依據抽樣生產商傾銷進口產品的比例來為損害分析確定未被抽樣的生產商，可被正當視為‘傾銷進口產品’ 的進口數量”的結論。因此，上訴機構推翻專家組報告第6.144段中的認定(即歐盟關于“傾銷進口”的認定并未違反《反傾銷措施協定》第3.1和3.2 條)，并裁定歐盟違反了《反傾銷措施協定》第3.1和3.2條。

　　關于因果關系

　　印度認為，歐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傾銷和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專家組認為，印度在此時提因果關系的訴求不恰當，其理由是，該主張在原專家組調查階段就已被取消，且也未在上訴程序中提起。但是，基于第21.5條程序的性質，專家組認為，可就該請批示作出認定。在對事項進行審查之后，專家組援引了“美國——熱軋鋼”案專家組的認定，即調查機關沒有義務“通過將其他因素造成的損害從已發現的全部損害中扣除以明確剩下的損害是否依然達到實質損害的程度來證明傾銷進口單獨構成了實質損害。”此外，專家組還指出，印度并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歐盟作出的因果關系認定是一個公正和客觀的調查機關基于其目前所獲得的基本事實根本無法作出的”。因此，專家組認為，歐盟關于因果關系的認定并未違反《反傾銷措施協定》第3.5條。

　　上訴機構維持了專家組的以下認定，即：印度關于第3.5條的訴求在第21.5條專家組程序中提起是不恰當的;上訴機構拒絕就專家組關于歐盟并未違反《反傾銷措施協定》第3.5條的認定是否有誤作出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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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鑒與思考

　　本案是印度和歐盟涉及反傾銷的極具代表性的爭端案例，其中關于對專家組和上訴機構裁決和建議執行情況的跟蹤，對我國調查機關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對歐盟等世貿組織成員的法律，案件裁決格式、推理本身以及熱潮力度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提高我國貿易救濟措施的運用水平

　　立法具有前瞻性。歐盟適用的反傾銷法為1995年1月1日第一次

新的反傾銷條例，并經由第384/96號條例的修改，于1996年3月6日付諸實施。其從法律上保護國內產業利益的獨到之處體現在立法一步到位及其超前方面。“共同體利益”條款和“低稅原則”的規定超越了《反傾銷措施協定》的規定，更好地保護歐盟的整體利益。我們要認真研究歐盟的相關法律并從中汲取經驗，為完善我國貿易救濟法律制度提供借鑒。

　　加強執法力度。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合法保護歐盟區域內產業，是歐盟反傾銷司法實踐的一條經驗。反傾銷是一個法律問題，如果被征收反傾銷執法上違反了世貿組織規定，可直接將歐盟委員會告上歐盟初審法院或歐盟法院，或通過其政府將歐盟告到世貿組織(限于世貿組織成員)。由此，如果歐盟被裁定有違規行為，需要根據法院的判決或世貿組織的裁定修改其反傾銷決定，從而大大降低反傾銷的力度。目前，中國在應對歐盟反傾銷爭端案件時，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歐盟在事實上是存在對華濫用反傾銷措施的情形的，而且許多情形是完全可以擴至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的，但在爭端解決機制中，中國訴歐盟的情形卻少之又少。2009年7月31日，我國就歐盟對華緊固件反傾銷措施正式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成為中國針對歐盟提起的第一起WTO爭端解決案件，表明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多邊機構更加積極地捍衛自身貿易利益。

　　歐盟裁決公告格式和推理本身具有借鑒意義。從格式上看，歐盟無論初裁還是終裁公告的格式，均是按照程序、同類產品、傾銷、損害、因果關系、共同體利益等方面進行信息展示和論證說明的，其論證的部分由“鑒于”二字引出;最終決議在上述理由之后，以條款形式總結。我國的裁決公告內容屬于信息展示性質，僅在裁決中將程序性事項羅列。從格式上看，我國的裁決公告所囊括的內容則顯得較為單薄。從邏輯推理上看，在歐盟裁決公告中，占篇幅最大的仍然是傾銷與損害的確定。另外，關于印度、歐盟利益的論證，所占篇幅也不小。在我國裁決公告中，側重于傾銷、損害及因果關系的論述。也就是說，歐盟反傾銷調查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將歐盟利益作為認定歐盟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的部分予以顯示。我國附件中涉及國內產業的部分主要是經三部分，即國內同類產品和國內產業的認定。其實，從內容上看，二者的論證大同小異。

　　利用WTO相關程序規則，合法維護自身權益

　　我國應采取積極進取的政策，對侵害我國貿易權益的其他世貿組織成員的貿易政策措施，主動啟動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程序;而且應多利用協商程序。

　　合理利用WTO相關程序規則，為國內產業爭取更多的時間。美國、歐盟，甚至印度、巴西等主要的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運用世貿組織爭端機制的最重要的一項經驗就是：利用程序，合法拖延，為國內產業爭取更多的時間。可利用程序的點概括為：

　　協商階段。起訴方提起協商申請后，雙方有一段協商期限。其目的是體現爭端解決機構的宗旨，在該國被應訴時，通過協商解決爭端，慎重考慮進入專家組和上訴機構階段。針對起訴方提出的成立專家組的申請，被訴方有一次機會拒絕;當起訴方再次提出申請時，被訴方必須予以同意。

　　中期審議階段。根據《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第15.2和15.3條，“……在專家組設定的期限內，一方可提出書面請示，請專家組在最終報告散發給各成員之前，審議中期報告中的具體方面。應一方要求，專家組應就局面意見中所確認的問題，與各方再次召開會議。如在征求意見期間未收到任何一方的意見，中期報告應被視為最終報告，并迅速散發給各成員”，盡管在實際運用中，最終報告修改中期報告的機率幾乎沒有。

　　執行階段的訴訟程序。當事方可就被訴方對爭端解決機構裁決和建議的執行情況提起訴訟程序，即《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第21.5條程序實際上等于將案件審理程序再來一遍，加之一般來說專家組會提出各種理由(如翻譯時間、日程緊張等)推遲提交報告，被訴方上訴、再次確定合理期限等，無形之中案件的執行工作就會被長期拖延，時間就會大量地耗費在“合法”的程序中。從表面上看，這種結果是由于起訴方啟動第21.5條訴訟程序引起的，但被訴方不情愿或不完整地執行爭端解決機構建議或裁決導致的結果，從根本上說，被訴方可以利用合法的程序、規則拖延執行時間。在已經發生的反傾銷爭端解決案例中，許多成員多次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的程序、規則趨利避害，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我們也應當學會運用程序中的正當程序、規則，如推遲專家組的成立、對專家組裁決予以上訴，從而為國內相關政策的調整或國內產業的恢復爭取更多的時間和余地。

　　加強爭端解決的國家能力建設，提高我國運用世貿組織規則的綜合能力

　　我國入世后，參與世貿組織的活動領域有所拓寬，進一步參與了“WTO規則談判和技術組會議”、“WTO通報審議和爭端解決”等磋商談判。而這一系列活動的加強，均需要在實踐中培養一大批“懂法律、懂時務、懂產業、懂外語”的復合型人才。但我國目前參與世貿組織爭端各層面談判和會議的貿易救濟調查官員很少，話語權的范圍也有限，這種情況需要引起相關部門的關注，以加大我國參與爭端解決機制、參與規則談判的力度，更大面積爭取話語權。從發展中國家就職于爭端解決機構的專家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僅有張月嬌法官1人，而印度已擁有6名法官，巴西則擁有了8名法官。我國亟待培養一大批高素質的世貿組織人才，重視專業人才的濃度培訓，造就中國自己的世貿組織專家，加大調查官員參與世貿組織爭端各層面的談判、磋商、培訓的力度，通過各種途徑，建立和培養一支精通國家貿易法律與實務的專業隊伍，繼續推進我國外貿法律與政策、世貿組織法律及其他國際貿易法的教育與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