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里的中國制造

　　這里世界服裝鞋帽網的小編給大家介紹的是棉花里的中國制造。

　　阿子兒

　　在當代華人紀錄片導演中，周浩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攝影記者出身的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帶有鮮明的記者思維的烙印。在《高三》、《厚街》、《差館》等紀錄片中，周浩表現出對現實敏銳的洞察力、過人的采訪與突破能力、抓典型能力，上佳的情感控制力，并且他的拍攝具備深度新聞的周密性，可以說是呈報道式的。

　　新作《棉花》同樣秉承了這種新聞記者特有的思維風格。他的鏡頭跟隨了一株棉花的命運，從種植到紡紗到批發至USA的過程，以此展現了“中國制造”下的各個經濟環節上的個體命運。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車上結識了一位種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發了拍攝一部關于棉紡產業鏈紀錄片的想法，最初的雄心，甚至大到要進行跨國拍攝，去印度、泰國等地走完整個鏈條，苦于種種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后選擇與法國剪輯師合作，結束掉拍攝《棉花》的工作，將其成片。

　　《棉花》大致以棉花種植、棉紡廠、牛仔褲生產公司三條主線的交叉剪輯而成。其中棉花種植部分以時間為線，依次經歷了種植、摘頂、抬紗、運輸等環節進入紡織廠，農民的辛勞與對生產技術進步的憧憬，令人感慨。棉紡廠的部分則以河南紡織女工為拍攝主體，她們在沒有空調的廠房忍受高溫工作，有些女工懷孕七八個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輕姑娘則不甘心當技工的命運，每每掙扎在辭職的邊緣。第三個部分則拍攝了在珠三角發生的牛仔褲加工及出售的過程。

　　片子一反周浩過往拍攝的常態，不再具有強戲劇性，而是平淡舒緩，出現大量的抒情鏡頭。比如在拍攝棉花種植部分，周浩捕捉了田埂上的光，以及遙望農人接連步入田間構成的線條，令我想起阿巴斯的構圖與意境。在講述工人的部分，還運用了許多對人群的俯拍，充滿同情。在女工乘坐列車的橋段，則使用了低角度的平視特寫來體現物理上的擁擠，且可引申理解為從事密集勞動力產業對人的心理產生的逼仄感。

　　《棉花》中的人物，并不算個性鮮明，而是像加了一層濾鏡一般，變得模糊，甚至有些符號化。這種符號化，我想并非周浩導演的疏忽，而是一來是早期宏大的拍攝野心導致的必然—拍攝對象與所需素材過多，個體的“戲份”自然減弱;二來，這更是當今的“個體”的客觀現實。

　　在與一名牛仔褲加工工人對話時，那位中年男子淡淡地說著“貧富差距太大”，這一鏡頭被指責“膚淺、不深入”。然而，我的理解是，這句話并不是指向工人的膚淺，也不能指向導演的膚淺，這句話在當今社會現實中，成了和“吃了嗎”一樣的打招呼的方式。這和人們在飯局中罵腐敗，或一遇事就說“體制問題”一樣，是壓抑至麻木后的一聲虛無的嘆息，一種對于無法改變的處境的絕望表達。

　　在觀片的前半程中，我一直懷揣著“周浩是左是右”的問題。但當看完全片，我明白了這個問題不再重要。

　　敏感多思的藝術家，往往對勞苦大眾充滿深摯的同情，卻又在對經濟的認知上比較天真。卓別林便早已創作了《城市之光》、《摩登時代》這樣的影片來探討資本工業與個人幸福間的關系，對時代的不滿毋須多言。杜琪峰導演的《奪命金》則描繪了小人物在逐金時代的迷茫，卻同樣在刻畫人的貪婪之外，沒有超越“跟錢有仇”的層次。另一位同樣對勞動者充滿愛的“環保電影大師”宮崎駿，早年醉心社會主義，一直到1994年連載完《風之谷》，思想才產生轉變。

　　關心窮人，不能等同于攻擊富人或占有資源的人。周浩在關切的鏡頭之外，并沒有流露出批判的鋒芒，這被一些觀眾詬病為“妥協”。但假若要在觀察現實的基礎上作批判，“劍”又該指向何方呢?工業生產、市場經濟、城市化、全球化這一切一切，都造成了中國鄉村的凋敝、工人生活的枯燥，情緒化的表述顯然無法解決問題。

　　另有一些學者嘗試給出了藥方。原《21世紀經濟報道》評論員輝格認為，若要改善農村生活，應當仿效美國，建造人們“按各自生活態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組合”的新型村鎮，這種組合“既可由開發商的細分定制來實現，也可由居民直接組織”。在《鄉村復興之路在何方》一文中，他寫道：“此等發展對制度環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遷居，土地產權沒有落實，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限制，居民無權自我組織，社區自我管理契約得不到法律承認，社區發展受限于行政區劃的桎梏，自我管理與既有村鎮政府體系相沖突，水電道路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被壟斷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區物業費并實現公共產品的自我供給之后，卻仍要和其他依賴政府服務的社區一樣納稅，那么新型村鎮就難以建立。”

　　文中舉出了以藝術家和愛好者為“目標客戶”的特拉華州阿登村，和弗吉尼亞費爾法克斯縣的自治社區雷頓斯為正面例子，以示改良村莊的可行性。

　　事實上，20世紀初美國人掀起的“回歸鄉村”運動，在江浙滬一帶，已隱隱有了苗頭。去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大力扶持和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上海郊區松江的泖港、新浜、葉榭三鎮于近年推行了家庭農場試驗，以期可輔助緩解城鄉失衡問題。

　　但是，上述這些評論家的構想與步履維艱的改革舉措，是否最終能在中國的土地上實現鄉鎮的生活質感，是否能使工農獲得抵御全球化的內心力量?這些仍是難以知曉的，更遑論讓一部紀錄片來承擔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任務。

　　在《棉花》中，周浩沒有流露出自己的立場，只是默然地注視著這些勤懇的、在討生活中失去個性的農戶與工人。正如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聶欣如所言：片子有很多沒有說，這些就是留給觀眾自己去想的。

　　周浩歷來抵抗任何標簽與過度解讀，他曾在拍完《高三》之后說：“我不是一個改良者，只是一個記錄者。”我想，作為記者，周浩的內斂應當并非囿于新聞教學書籍中諸如“記者應客觀記錄而不表述觀點”的設定，或對“直接電影”理論流派的信奉，更非沒有自己的觀點，而是在追溯了整個鏈條之后、反復體察全球化與土地生存模式間的縫隙之后，走向了無奈的平靜。周浩說，“可能是我年紀大了，不再激烈。除了用鏡頭來凝視這片大地，已沒有話可講。”

　　全片最感動我的，是女工集體乘坐火車時的一幕。一位紡織女工在眾人嬉笑的簇擁中，對著攝像機自信地唱起了豫劇《誰說女子不如男》。

　　劉大哥講話理太偏

　　誰說女子享清閑

　　男子打仗到邊關

　　女子紡織在家園

　　白天去種地夜晚來紡棉

　　不分晝夜辛勤把活干

　　鄉親們才有這吃喝穿

　　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身上看

　　咱們的鞋和襪還有衣和衫

　　千針萬線都是她們連

　　有許多女英雄也把功勞建

　　為國殺敵是代代出英賢

　　這女子們哪一個不如兒男

　　唉咳唉咳唉

　　這一刻的河南話，好聽得猶如黃鸝。這一刻的個體，終于在群體的背景下，得到了銳化，卻又并不與集體分離。清亮的嗓，唱得我身上一陣陣的麻，讓我終于回想起生活原本的甘美—無論被稀釋成什么樣，都是絕無僅有的甘美，就像棉花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過程本身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