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要“輕”立法重監管

　　隨著電子商務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愈發突出，與之相匹配的法律條文也已經初露真容。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烏日圖昨日表示，2013年底正式啟動立法工作的《電子商務法》已經列入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目前已經形成法律草案稿。針對近年來電子商務在發展過程中頻繁出現的假冒偽劣、虛假打折等現象，烏日圖表示，電商平臺的連帶責任問題以及數據信息的保護問題等都將通過法律形式加以規范。

　　平臺追責界定身份是關鍵

　　據中消協在去年“雙12”前夕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93款“雙11”標示折扣力度相對較大的商品中，在“雙12”前夕有32款仍能以不高于“雙11”的價格購買，超四成商品價格不漲反降。

　　“偽打折”、假冒偽劣等現象屢見不鮮，一方面是因為商家誠信缺失，另一方面，作為承接各家電商、網店的載體，電商平臺也難辭其咎。對此，烏日圖表示，一些在電子商務發展中新遇到的問題，比如電商的平臺責任問題等都需要通過法律加以規范。言外之意無外乎就是已經形成草案的《電子商務法》將對電商平臺追責機制進行更細化的規定。

　　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告訴記者，電商平臺也分兩種，一種是淘寶那種只提供平臺服務的平臺，另一類是如京東等既有自營板塊，同時也給一些商家提供服務的平臺。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平臺在提供服務的同時都收取了一定費用，那么從權責的角度來講，電商平臺都應當成為交易出現問題時的第一責任人。“平臺對于商戶和商品都有一套篩選機制，如果通過篩選的商戶和商品再出現問題，平臺肯定要擔責。”洪濤表示。

　　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電子商務法起草工作小組成員薛軍則表示，平臺是否該擔責應該根據網絡交易中介者的參與程度和身份來界定責任。“如果消費者發現商品有問題，并要求平臺下架商品，或者查封店鋪時，平臺應當積極履行這方面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平臺原則上可以免責。但如果平臺以某種方式參與交易，比如成為廣告推薦者，那么平臺所負的責任也要相應加重。”薛軍說。

　　信息保護既抓源頭也靠監督

　　置身于大網絡、大信息時代，用戶的個人隱私往往自身難保，網購、海淘更是個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渠道。面對鋪天蓋地、不知來源的垃圾信息推送以及潛在的詐騙風險，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又該如何保障?

　　實際上，針對消費者隱私泄露問題，國內已出臺過相關的法規辦法。去年“3·15”，由國家工商總局制定的《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正式實施。其中規定，經營者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將受到處罰。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民革江蘇省副主委、河海大學副校長陳星鶯建議，應加強對數據源頭的管理。他表示，應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建立電商監管平臺及數據庫，建立組織機構代碼、個人身份證的電商實名認證制度。此外，他還鼓勵行業協會等第三方機構發布對電商品牌和電商的專業信用評價，用口碑和信用形成誠信交易的生態圈。

　　洪濤則建議，除了要給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加密之外，電商交易過程中所涉及的商品質量問題、商家失信情況以及消費者維權等信息也要及時公開、交換和共享，形成多方監督，共同保障消費者個人信息安全。

　　事實上，業內一直呼吁應加快《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進程。但在薛軍看來，完全可以利用電子商務法的立法契機，把個人信息保護所涉及的主要問題予以規范和明確，這也能為《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制定提供經驗和前提。

　　跨境電商要“輕”立法重監管

　　談及電子商務，就不得不提跨境電商。實際上，在《電子商務法》草案中，就設有專門針對跨境電商的一個章節。不過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專家均表示，對于跨境電商的立法不應過于細致，制定出一系列原則性的法律即可。

　　薛軍認為，因為跨境電商所涉及到的部門過多，目前主要是通過法律來確定一些協調機制等內容，可以說是一個框架。“電子商務立法的層級比較高，不太可能規定得過細，而在跨境電商方面，更需要海關、稅務、檢驗檢疫等多部門互相協調。”薛軍說。

　　“由于跨境電商的發展是日新月異的，創新能力和變化也無確定軌跡可循。”商務部電子商務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委員趙萍說道，正因為如此，這方面法律的制定也無法特別具備前瞻性。相對的，為了不給跨境電商套上沉重的枷鎖，鼓勵跨境電商能夠自主創新發展，與之對應的法律盡量規定一些原則性問題即可，因為通過事后監管同樣可以達到把控和約束的目的。

　　而在洪濤看來，有關跨境電商方面的立法不能只著眼于國內，同樣也要跟國際上的相關法律進行對接和適配。“跨境電商經常會涉及到雙邊及多邊的貿易規則，因此，新的法律既不能和現行的法律在實質內容上產生沖突，同時也要嚴格執行國際貿易通用的法律和規則。”洪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