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漸失鞋業轉移需開辟新市場
面對2012年的外貿形勢,不少企業選擇了做些遇冬的準備。
“今年的外貿形勢復雜嚴峻,尤其是年初,外貿企業不可能再按照以前的模式來操作。我們公司已經開始轉變,一是要從以出口為主向內外貿并舉轉變,二是要從依靠資源優勢向依靠核心競爭力轉變。”以外貿服裝為主營業務的上海絲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秘何娜接受本報采訪時如是說。
然而,服裝、鞋子等傳統日用消費品,如果想通過開拓內需彌補外貿,不是個好辦法。”在國內市場,這類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都已經飽和,出口轉向內貿恐怕會有問題,也會對面向國內的生產企業造成沖擊,這類產品必須增加出口。
出口遭遇險情,轉戰國內市場并非易事,曾經拉動中國國民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如今是否已變成“雞肋”?
歐美復蘇不明朗外貿險情難回避
“一方面溫州在海外的經銷商對歐美市場的信心在下降,經營熱情在下降,很多僑商表示了打退堂鼓的意愿,反映利潤不好,效益不穩定;另一方面,國外采購商的支付信用明顯下降,出口信用保險項下的報損大幅上升。”
應希克對上述現象體會深刻,他說,歐美市場占溫州整個出口額的40%,從2011年第四季度開始,歐美經濟體低迷給溫州外貿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感受明顯。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據他們了解,各大服裝品牌商2011年的庫存量都較高,客商不僅下單量減少,而且還在進一步壓價,企業接單困難。
環球資源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由于歐美經濟體前景低迷,特別是歐債危機的影響,有2/3的中國外貿企業對歐洲的出口訂單下降,只有22%的公司可以保持穩定的出口。
而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提供給本報記者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1-10月,美國從中國進口紡織品服裝347.4億美元,增長6.5%,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14.6個百分點,占美國市場份額為40.2%,比去年同期下降1.3個百分點。2011年1-9月,歐盟從中國進口紡織品服裝411.4億美元,微增0.55%,占歐盟市場份額為41.1%,比去年同期下降1.6個百分點。
“從去年第四季度的情況來看,整個歐美經濟體的復蘇和金融市場的穩定現在還不明朗,歐美市場如果沒有很快的復蘇的話,2012年的外貿形勢會相當嚴峻。”應希克對今年溫州即將要面臨的局勢不無擔心。作為以外貿服裝為主營業務的上海絲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對未來的局勢做出了同樣的預測。
而歐美經濟體前景低迷,還絕非只是外需不振的問題。“歐債危機的延續,還可能加劇歐元對美元和人民幣的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也將有所回升,這又將進一步影響中國的出口。”山西省太原市經濟開發區產業基地發展辦公室主任田建宏擔心,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可能會再度被削弱。
來自官方的預測同樣不樂觀。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說,2012年,歐美外需市場的情況不會有根本性好轉,國內各種綜合成本上漲的壓力也將持續。
在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鐘山看來,問題遠不止此,2012年中國外貿還必須面對來自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競爭,外貿摩擦的增加以及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壓力。
人口紅利漸消失新經濟體優勢搶單
“我們已經遇到客戶訂單部分轉移到越南、孟加拉等國的情況。”何娜說,隨著國內勞動力、原材料等價格的不斷上升,中國原來的成本價格優勢漸失,高成本時代將呈常態化,訂單向周邊低成本國家轉移的趨勢不可逆轉。
“以前溫商在廣交會上與外國客商談判具有比較強的議價能力,現在外國客商就會說要到東盟去訂貨。”應希克說,溫州企業除了明顯感覺議價能力被削弱之外,企業生產經營的利潤也在大幅下降。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相關負責人接受本報采訪時同樣表示,對于東南亞、南亞等國的競爭,紡織業感受明顯,尤其一些大路貨、低端產品訂單越來越多地向東南亞等周邊國家轉移。
談到新興經濟體對中國的競爭壓力,鐘山不久前通報了一個不太樂觀的宏觀消息:2011年以來,中國對歐美這些市場的份額,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特別是紡織品、家具、鞋子、箱包、玩具這些份額下降特別快。
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一直是中國服裝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之一。但近年來,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用工荒”已經成為作為外貿主力的民營企業普遍面臨的“三荒”之一,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
據美國Jassin ORourke Group.LLC公司2008年對亞洲各主要服裝生產國勞動成本的調查顯示,我國勞動力成本僅低于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比東盟、南亞其他主要的服裝生產國勞動力成本都要高。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成本的增加還來自環境保護、節能減排方面轉化過來的生產經營成本。比如說一些行業,之前是集群經濟,但目前不少轉移到相對較遠的地方,生產運輸成本增加。”應希克說。
貿易保護又現強化人民幣升值再次添堵
與激烈競爭相伴的,還有不斷增多的貿易摩擦。而2012年的中國外貿,除了要面對來自主要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還要應對新的形勢貿易保護主義出現了向發展中國家蔓延的趨勢,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亞等國相繼宣布對紡織服裝進口采取限制措施。
“新興經濟體貿易保護的措施確實在強化,比如拉美、南美等國家組織的一些展會,考慮到本國要培育的弱勢企業,邀請中國企業參會時會著重提醒,不希望把這類產品送過去。”應希克說這是經常遇到的事情。
貿易保護主義也讓競爭對手的成本優勢逐漸明顯。“孟加拉國的服裝出口到美國、加拿大等可享受免稅,在關稅成本上至少比中國少17%。”田建宏說。
而貿易保護主義到底對中國有多大的傷害?溫州企業的經歷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在2011年中國紡織、鞋類等占歐美市場份額整體下降的形勢下,溫州鞋類出口逆勢上揚,談及原因,應希克說,這首先得益于歐盟取消反傾銷措施,鞋類是溫州最大宗的出口產品,比重排在第一位,此前,歐盟對中國的鞋革實行了長達六七年的反傾銷措施,今年3月歐盟對溫州皮面鞋的反傾銷措施終止,大大增加了出口。
人民幣升值給傳統出口產品企業帶來的沖擊同樣不可小覷。中國傳統出口產品企業的國際議價能力普遍較差,人民幣升值直接增加了國內生產要素成本,而出口產品的價格在當前金融危機環境下又不可能同步提高。自2008年10月以來,很多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對美元出現大幅貶值。{page_break}
產業轉移守優勢辟新市場要剛需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債權危機時期,我們的鞋和眼鏡這些低端產品的出口量反而有所增長。”這是應希克多年的觀察。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相關負責人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了同樣的感受,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歐美市場疲軟、需求不足之下,歐美零售商、進口商為降低成本、迎合市場需求,會多選擇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加大訂單投放量。
如此推斷,歐美經濟形勢低迷、新興經濟體實力增強的背景之下,中國外貿沖擊最大的將無疑是低端的日常消費產品。但按照應希克的研究,這類低端日消品又是萬萬不能轉入國內市場的。
對于出口轉內銷,紡織協會相關負責人接受本報采訪時也給出警示,不少外貿企業都把目光投向了內銷市場,但由于國內市場銷售渠道、結賬方式與做外貿業務截然不同,多數企業在創立自主品牌和開拓內銷市場上步履維艱,并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外貿企業參加國內政府制服招標項目,因沒有過往國內制服招標項目的業績,即便在服裝品質、交貨日期、服務質量等方面都優于其他投標企業,也無法進入國內制服投標市場的門檻。”紡織協會相關負責人說,短期內以出口為主的外貿企業無法通過開拓國內市場來對沖外貿的損失。
田建宏看來,不妨“通過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讓中國企業繼續保持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競爭優勢。”
應希克則提出,對于這類低端日消品,中國需要開辟剛性需求的市場。這一點與鐘山的看法相似,要下大力氣開拓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特別是對人口規模大,市場份額低,資源儲量豐富,戰略地位重要的新興發展中國家。
“從溫州來說,對東盟、俄羅斯、拉美等國家的出口增幅明顯高于地區平均增幅。對新興市場的外貿增長已經在彌補歐美市場的損失,目前來看,基本能夠對沖損失。”但應希克看來,這種對沖一定是短時期的,因為新興國家消費能力、市場容量短時期內難以趕上發達國家。
高端市場力爭上游技術含量跑贏對手
“有些訂單轉移后,由于交貨期及質量等不能保證,也有出現回流的情況。”何娜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就該公司來講,現在轉移的訂單相對比較低端,一些加工工藝復雜,較高端的產品還是會選擇在中國。
提高出口產品的品質和附加值也是溫州企業突圍局勢正在走的路徑,為此他們和意大利的創意設計專家、企業進行了技術和品牌的對接,而出口產品檔次的明顯提高,直接使他們逆勢獲利。
應希克看來,與新興經濟體國家相比,中國傳統出口制造企業也有優勢可以發揮,其比較成熟的生產和管理經驗、成熟健全的營銷網絡以及與國外品牌方面的對接能力,都使得企業生產更有效率。
何娜透露,中國紡織服裝行業靠自身完備的產業鏈以及生產加工的效率、能力和水平,完全有實力突圍。
鐘山的說法更為企業突圍指出了方向:“外貿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商品和產業的競爭力。國際市場里的中國商品,品牌上遠遠滯后于西方發達國家。”
而為某國際知名IT公司做代工的山西省太原市經濟開發區的經驗則是另一條思路。“開發區代工的電子產品,銷售一直很火爆,都生產不出來,明年還將新上16條生產線。”田建宏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太原經濟開發區內企業出口產品主要為鋁鎂合金結構件、高端蘋果手機整機、煤機綜采設備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代工的電子產品,雖然出口歐美,但銷售市場早已遍布全球,加之國際市場對于此類產品具有較大需求量,因此該區并未受到國際市場不利因素的影響。
外貿強國戰略不移多元消化外匯風險
崇泉此前公布,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外貿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只有20%左右,而德國是60%,日本是33%。
2012年的外貿形勢嚴峻之下,有些專家和機構給出預測,2012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對GDP的貢獻率為零到負,出口增速可能從兩位數降到個位。由此,關于外貿是否還是中國經濟的發力點引來一片爭議。
質疑者的聲音不無道理:當前,中國外儲大約相當于GDP的60%,大大高于20%的一般國際共識。從外匯儲備相當于對外投資存量的比重來看,德國是2.7%,美國為1.2%,日本為134.5%,而中國則高達1045%。外匯儲備過多加大了外匯資產保值壓力。
然而,在出口、消費、投資“三駕馬車”中,居高不下的CPI,至今讓“4萬億+10萬億”以投資拉動GDP增長的方式爭議不斷,而飛漲的物價同時讓消費“望而卻步”,外貿豈能再折翼。
外貿不只是GDP的問題,更是成千上萬產業工人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只有堅持發展外貿,才能帶動國內的生產需求,保持和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才能逐步擴大內需和消費,促進我國經濟向內需為主轉型。
至于外匯風險,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副會長廖曉淇給出了思路:一是把加快推進外匯資產多元化作為促進外部均衡、減緩外部壓力的重點,推進外匯體制改革,調整外匯資產結構,改變外匯資產過多集中于外匯儲備的格局。二是進一步放寬企業和個人對外投資限制,簡化審批手續,加強便利化服務,推動更多的外匯轉化為我海外投資權益。三是擴大進口,逐步改善外貿不平衡的狀況,這有利于緩解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壓力。四是擴大出境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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