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用人秘訣”

　　曾國藩用人不崇尚深奧，而專取平實。他任兩江總督后，掌握三?。?nbsp;實際是四省 ）的人事大權，而人事又關系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較長時間，通過比較和探索，找出一條特有的“曾氏”用人法。最初，他把主持理財的文職官員的標準概括為四項。

　　咸豐十年的一天，下面報來一份材料，說湘鄉人文輔卿表現很好，在籌措資金方面很有創意。曾國藩批示說：用人就是要用沒有官氣而有條理的人。如果他照這兩句話去做，將來即使做了封疆大吏也不可更改。如果有像文輔卿這樣的人才，希望你們多推薦幾個就更好了。

　　咸豐十年七月，他給在江西主持理財的李桓和李瀚章寫信，談及四項標準：

　　“國藩于江西紳士熟識無多，聞見亦不甚廣。即于湖南紳士，亦不似潤帥（ 胡林翼 ）之博采廣詢，左右逢源。仍求閣下就近悉心搜羅，或函商意誠（ 郭昆燾，當時在湖南主持厘金事務 ），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員，借用一二人，將來即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尚未在厘局當差者，亦可仿湖北之例，楚材晉用，但當禮羅江西賢紳，兼進并收，不宜過示偏重，使豫章（ 江西 ）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來者，先給薪水，優加禮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則于抽厘之道，思過半矣。務求及時羅致，鄙人亦當幫同采訪。”

　　這里提出的四條還僅限于理財人員，后來將它發展到適用于文職官員，并向各處推廣。他仍然給二李寫信說：

　　“前寄一函，道及求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日來以此廣告各處，求薦才以輔我不逮，尚無應者。兩君物色得人否？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妨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愿師之。請兩君仿此格式，各薦兩三人。“

　　這里提到的“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前者取其沒有圓滑習氣，敢作敢為，沒有框框，勇于探索，銳意進?。缓笳呷∈咳说淖宰鹦膹姡恢劣谧龀龀龈裰拢绕涫橇疂?，對每天與錢財打交道的人，更為重要。后來，他還特別提出：

　　道府大員少用為好，如厘卡用秀才，營務用末弁，也有好處，蓋職卑則感激易生，新近則習氣尚淺，故號令易行，江西厘卡多用官員，少用寒士，遠不如兩湖之旺，就是明證。

　　以下解釋這四句話的意思。

　　第一是有操守。

　　過去有一句話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還有一句話：“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這兩句話所講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個人為人，特別是做官員，做領導的一條底線，是一條永遠不可逾越的紅線。中國從很早的時候，至少從三國時期，就形成了約束官員的三條標準，也就是“清”、“慎”、“勤”這三個字。所以，曾國藩把文官的第一條標準定位為“有操守”。

　　操守含有兩個意思，第一個含義是“要清廉”，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氣？第二個含義是有節操，有節氣，有一種臨事不懼、臨難不茍的胸懷和修養。他說，下屬獲得上司偶然青睞，但操守有問題，還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會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權勢可以壓他一級，但他心中不會服你，所以曾國藩特別強調，做領導要有操守。

　　第二是沒有官氣。

　　曾國藩提出：一個人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氣很重，這個人的發展就已經受到局限，不會再有大的發展了。所有的講話都是由秘書寫出，講官話，說官氣，這種人一個都不能用。“官氣”也就是今天所講的“打官腔、說官話”，做事情總是瞻首顧尾，首先考慮自己的烏紗帽。他說，官氣就是“圓滑取巧、心竅太多、敷衍塞責、不能負巨艱、擔大難”。艱難的事情來了，經受考驗的時候到了，但是你經受不住這樣的考驗，這樣的人怎么能夠擔當大任呢？

　　沒有官氣，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用人以質樸為尚，不應專取才華。雖說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東西無須深究，但也必須足以駕馭，這樣才能為我所用，而不致受牽累。人的才品，雖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質樸才能長久。探究起來，以質樸為主而用人的過失不過十之二三，單以才華而用人的過失則常十之八九。

　　咸豐九年六月，曾國藩給郭嵩燾講了這樣一則笑話：

　　說是過去有一個大盜專以盜富家人的棺木為業，有一天他找來工具，好不容易挖開了棺木。這時，從棺槨中忽然有個人坐了起來，對盜賊說：“我是伯夷呀，你有什么事要討教嗎？”盜賊嚇得要死，立即跑得遠遠的。過了幾天，他又換一個山丘開挖，剛打開墓門時，看見以前從棺木中坐起的那個人尾隨而至，對盜墓人說：“這是我的弟弟叔齊的冢墓啊！”盜賊也立即跑了。曾國藩隨后發揮說：“我們現在將巨餉、香餌放到深冷的水中，正好比向伯夷、叔齊的墳冢索要珠寶、玉匣一樣啊！”曾國藩說：“這則笑話可以有多種理解。一種理解是，伯夷、叔齊本來是清正之人，盜墓賊找錯了人；另一種解釋是盜墓賊只認金銀財寶，對伯夷這樣的人才望而生畏。它告訴我們，必須推誠揚善，不能口里到處喊缺人才，見到真正的人才反倒視而不見。”

　　第三是多條理。

　　曾國藩“相人口訣”當中就有“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他打了一個比喻說，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來，這樣復雜的一頭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為庖丁找到了訣竅。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每天用得著的不能太繁多，兩句話就夠了。一本書也好，古人流轉下來的典籍也好，概括起來，可能就是幾句話，你千萬不要把它變復雜?？傊押芏鄰碗s的事情變為簡單，就是曾國藩所說的“有條理”。

　　“多條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種能力。

　　咸豐九年十月，他對李榕說：

　　凡與諸將語，理不宜深，令不宜煩，愈易愈簡愈妙也。不特與諸將語為然，即吾輩治心、修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這里的“守約”，就是有條理。曾國藩于咸豐十年四月二十日署理兩江總督，這也是他第一次做封疆大吏，兼有兵權和財權、人事權。當月二十八日午刻，曾國藩從官文的咨文中，得悉他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本營員弁紛紛前來道喜。午飯后，他當即與李元度等人討論“時事應如何下手”。隨后多日，他不厭其煩地與幕僚等討論，又與胡林翼等通信，商酌大局。經過一個多月的思考、調研，特別是在聽取各方面的建議后，曾國藩總結出當前應著力做的十個方面的事情。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形成了做封疆大吏的主要點，把“治事”分為四類：兵事、餉事、吏事、文事，而把“治之之道”歸結為三端：剖析、簡要、綜核。他具體解釋道：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簡要者，事雖千端萬緒，而其要處不過一二語可了。如人身雖大，而脈絡針穴不過數處，萬卷雖多，而提要鉤元不過數句。凡御眾之道，教下之法，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稍繁難則人不信不從矣。綜核者，如為學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須月無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兩月，又當綜核一次。軍事、吏事，則月有課，歲有考；餉事，則平日有流水之數，數月有總匯之賬?？傄院髣儆谇罢邽檫M境。此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于為督撫之道，思過半矣。

　　他將“剖析”列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驟。實際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癥結所在，他提出“庖丁解牛”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語典故等方法。概括說來，是說條分縷析，要把各種事務集中起來，分清主次、輕重、難易、緩急。

　　曾國藩說：大凡辦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匯之處，如果一個地方不通，那么處處都會受到牽制。

　　這段記載非常珍貴，也是曾國藩的工作方法和提高效率的最佳指導思路。而要點仍是有條理。

　　第四是少大言。　　

大言就是放空話、說大話。他說這是文人習氣，或者是書生本色。書讀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認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經常放言高論，不著邊際，說話沒譜。他說，這種人絕對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講實話，講真話。

　　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為教育手下人，寫了著名的“教令”，要求必須遵守，后來命名為“勸誡淺語”。在勸誡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類四條中，第三條為“禁大言以務實”，內容是：

　　以諸葛亮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仲淹、韓琦之經綸，不能制服一隅之西夏。因此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鬃釉唬?ldquo;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之短者，其自修必疏。今與諸君子約：為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他在回復方子白的信中說：“古代以詢事、考言二者并重。詢事就是考察人才對事情的看法和解決方案?？佳跃褪强疾烊瞬诺恼Z言能力、邏輯性，有無條理。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就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而對品行的考察更為重要：

　　大抵觀人之道，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

　　曾國藩還把人才概括為高明、卑瑣兩大類，而對待這兩類人，辦法也不同。他說：

　　（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 ）：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后。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優，夸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累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兩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厘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員不乏算細人員，宜用來信之說。邵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高明的人進取心強，不想被別人超過。所以，對這種人，曾國藩提出要正面引導，積極引之向上。可以歸納為積極的用人方法，有三條：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員，大體在一倍以上；第二，對他的提拔和夸獎，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對他應該多放一些權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樣來做。

　　對待卑瑣的人，就不一樣了。在曾國藩看來，卑瑣的人沒有遠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錙銖必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對這種人要求嚴一點兒的時候，就會忌憚；防范稍微寬一點兒的時候，這些人會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對這種人應該怎么辦呢？曾國藩說，要讓他循規蹈矩，每天用規矩和準繩來約束他們，給他們畫杠杠，畫條條，畫框框，不能逾越。

　　曾國藩說，按照官階來論，州縣以上的人大多自愛，屬于高明之士。“佐雜”這些人都屬于“算細”，就是每天精打細算，惦記自己既得的利益會不會受到損害，是卑瑣者。

　　李瀚章是李鴻章的哥哥，當時在曾國藩那里是主管理財的財務大臣。曾國藩曾經給李鴻章寫過一封信，他說，以厘金來論，大卡、總局就應該求自愛之士，這些廉潔的人要求自己就很廉潔，應該用他們的辦法；而對小卡、分員等下面派出的一些文員，應該對他們“算細”，就是用規矩準繩，讓他不越雷池一步。曾國藩再三強調，他愿意效仿趙廣漢和劉晏理財。趙廣漢用“新進少年”，這些人平時有自己的抱負，但沒有自己的舞臺。曾國藩給他們搭一個舞臺，讓這些人實現自己的抱負，施展自己的本領，使他們各顯神通。曾國藩說：“我愿意效仿他們兩個人，趙廣漢用的新進少年，沒有官氣，沒有圓滑之氣，敢作敢為，沒有框框，所以當時開創的局面生機勃勃。劉晏多用士人理財，士人必定有自己的自尊，有一個良知，有一條自己的紅線不可逾越，所以士人不會做特別出格、貪婪的事情。”

　　江西、湖南和湖北三個地方，同樣的人力和物力，兩湖籌集來的錢要比江西多得多。曾國藩給李瀚章寫信，讓他反思一下，說：“你在江西主持財政的時候，為什么籌到的錢就沒有兩湖旺？道理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還是在于兩湖這個地方用的是新進少年或士人來理財。但是，你在江西用的人都是什么樣的人？用的都是道府以上的官員，這些官員官氣太重，而且還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盤。以后，你應該向這個方面來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