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形勢下中國貿易分工問題

　　過去的產業鏈分工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加工貿易企業,就是依賴廉價的勞動力優勢,通過進口中間產品、加工組裝后出口,使中國成為世界最有競爭力的“世界加工廠”和全球制造代工服務平臺。

　　然而,時至今日,由于人民幣升值、土地成本上升、勞動力工資增加、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等一系列原因,中國沿海一帶企業貿易產業的成本競爭優勢下降,帶來了GDP增速減緩、國內物價高漲等一系列問題,金融危機后,這種代工模式的缺點被極大地放大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貧困增長”的出現,即在經濟增長中出現的這樣一種格局:在產量和就業量不斷上升的同時,所取得的經濟報酬卻不斷降低。比如 國際貿易 量不斷增加,國內產業卻始終處于低端水平,再比如出口價格下降快于出口產量的增加,人民的生活福利等不但沒有隨GDP的增加而改善,反而使環境陷入越來越惡化的循環怪圈。貧困增長在國際上是有過借鑒的,拉美國家出現的“貧困增長”

　　使其跌入全球價值鏈的底部,被鎖定在高度競爭和收入降低的路途中。因此,這是非常值得中國借鑒的。

　　第二,以低端方式切入國際價值鏈的分工不利于國內企業的升級。這主要是因為外包企業所在國(大多為發達國家)對代工企業的技術封鎖或代工企業直接進口國外先進設備,而失去自主創新機會所致。誠然,很多學者通過實證分析也表明了跨國企業的FDI代工模式存在技術擴散效應,使學習效應在代工企業優先產生,但是,這種學習效應僅限于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而無功能升級和部門升級,也就無法完成從OEM到ODM或OBM的升級,僅僅停留在貼牌生產上。

　　第三,對跨國企業的依賴性增加經濟發生斷層可能性。我國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GDP兩位數的增速,中國作為典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 外貿 依存度一直很高,2007年甚至逾70%。金融危機后,拉動內需的呼聲開始水漲船高,因為世界經濟復蘇的道路是緩慢曲折的,加上頭號大國美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美國國內消費習慣的形成(對中國某些產品,尤其是很多生活必需品的依賴)難以改變,而中國的貿易又長期處于順差,與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形成鮮明的對比,使得中美兩國之間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過去的一件件反 傾銷 案例和至今一直未解決的人民幣升值問題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四,沿海企業的代工模式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現狀,使得中西部差距進一步擴大。東部地區參與國際分工進行加工貿易,吸引大量中西部的農民工,在要素充分流動的情況下,這種類型的國際分工可以通過吸收中西部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通過國際貿易能夠實現收入和要素價格均等化,從而縮小地區差距。但是,在我東部沿海地區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參與了國際代工生產,其增長收益是偏向于資本、出口和政府的,這使得地區差距進一步加大。據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多年來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多數年份都低于GDP、貨物 進出口 和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這說明,國際貿易獲得的收入大多流向資本所有者——即資本所有者跨國公司、政府和某些壟斷部門。

　　此外,沿海企業的代工模式,很多是以犧牲環境,浪費能源為代價的,這嚴重違背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所以,綜合上述,可以看出,中國以目前加工 貿易方式 加入國際貿易分工有礙中國的產業升級,有礙中國可持續發展,會使中國通過“煮青蛙”效應,最終限于“貧困增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