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愛建集團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范永進：中國資本市場在交易所成立前已破冰起航

在中國資本市場波瀾壯闊發展的30年大潮里，作為“60”后的范永進因其獨特的幾段工作經歷成為諸多大事件的親歷者。

范永進曾先后在上海國際經貿研究所、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上海市證券管理辦公室、上海上市公司資產重組領導小組辦公室、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等單位從事研究、立法和管理工作，經歷過利用外資、開發開放浦東、股市大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重大事件和歷史進程。

資本市場30年發展中的關鍵節點，他多數親歷見證：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1991年中國第一家B股公司誕生、1992年大批企業改制上市、1997年第一波上市公司資產重組、2001年首家上市公司退市、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推進等。

2012年，范永進調入中國改革開放后首家民營企業——愛建股份擔任黨委書記、董事長。

一系列的經歷，使得范永進既有政府工作的宏觀視野，又有企業管理的微觀經驗，對資本市場有著深入的觀察和見解。

2016年，愛建集團重組轉制后，范永進留任黨委書記、副董事長，仍活躍在資本市場一線。

回憶與資本市場的結緣：從未離開金融領域

《21世紀》：請您介紹一下與資本市場結緣的經過。

范永進：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面臨轉型壓力與困境。1988年，朱镕基當選上海市市長伊始，推出了一項重要舉措，就是成立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簡稱“市外資委”），并親自兼任主任，希望打造權威型、服務型機構，加快引進外資。我是市外資委成立后最早進去的那批工作人員之一，有幸參與和見證了很多大事，包括浦東開發開放前期醞釀準備，還有為建設南浦大橋籌措外資等。我在市外資委有幸參與了一系列開創性的涉外經濟立法工作。我當時也大膽參與研究，提出通過試行股份制發行外資股票的方式吸引外資，探索中外合資股份制企業的新形式。這是當時上海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中外合資施貴寶、聯合毛紡等企業提出試點請求，后來上海“老八股”中的龍頭股電真空成為第一家發行B股的公司。

1993年4月，我調入剛組建的上海市證券管理辦公室（簡稱“市證管辦”，現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工作，期間共6年，由于涉及一大批企業改制上市發行股票，參與發行B股出國路演，赴新加坡學習等，有機會同國際投資銀行和國內大型證券機構打交道，獲益良多。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央召開了全國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決定把地方的證券管理部門劃歸中國證監會。在此背景下，上海要繼續做好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和證券相關工作，就要新設機構，于是決定把前兩年設在市證管辦內的上海上市公司資產重組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重組辦”）作為一個單獨機構創設起來。1999年3月，我調到重組辦任主任，負責組建發展這個新機構。

2002年9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從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戰略出發，創建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簡稱“市金融辦”，2018年改為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并明確重組辦整建制轉入市金融辦。我調任市金融辦副主任，分管工作涉及上市公司和資本市場改革發展、中小企業融資、地方新型金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多個方面。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參與負責上市公司的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4月，股權分置改革正式啟動，上海股改工作也隨之拉開序幕。截至2007年，上海148家上市公司中138家應股改公司全部進入股改，其中72家上海地方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全部完成股改。上海股改工作在全國率先完成，也為上海下一步上市公司創新發展創造了條件。在金融辦工作10年后，2012年我調到愛建公司工作至今。

回顧我的工作經歷，我有三點深刻感受：一是感慨領導的戰略眼光。以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和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為標志，上海重新從1980年代的后衛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前鋒，中央和上海領導人對上海發展的戰略思考都非常具有前瞻性。二是上海確實抓住了歷史機遇，實現了大踏步、跨越式發展。三是上海發展速度和成效是驚人的，堪稱奇跡，但道路是曲折的，需要統籌和應對國內外紛繁復雜的形勢，考驗的是政治智慧、戰略膽識和使命擔當。

中國資本市場破冰起航：上交所成立前就有不少創新突破

《21世紀》：有人說“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三十年也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三十年”，對于這個說法您怎么看？

范永進：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三十年，也是中國資本市場三十年，是可以這么講的。客觀上還有一個實際情況，在1990年前，上海股市已經破冰起航，已經有股份制試點，已經有企業發行股票了，也有了股票交易的場所等，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事件是：

第一件事是1979年愛建公司創建時大膽創設認款制，還設立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營層等具有現代企業制度雛形的法人治理結構。愛建公司是在1979年9月22日，以劉靖基、唐君遠為代表的上海原工商業者和部分海外人士共同集資創建的改革開放后全國首家民營企業。愛建公司創建時，由于“左”傾思想作祟，不可能有民營企業和股份制的提法和做法。為此，愛建老一輩憑借過去在上海工商界打拼積累的公司治理經驗，大膽創新，不用股份制而用認款制，具體做法就是大家集資認款，與現行股份制性質是一致的。

第二件事是1984年11月18日飛樂音響（“小飛樂”）向社會發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萬股，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家公開發行股票的企業。實際上，愛建創設的認款制也推動了股份制的誕生。“小飛樂”董事長秦其斌曾多次回憶稱，是效仿了愛建實行股份制。靜安證券營業部總經理黃貴顯也強調，愛建公司是改革開放后上海股份制的先驅者。

第三件事是1986年9月26日工商銀行上海市信托投資公司靜安分公司設立了全國第一家股票交易柜臺。當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京將飛樂音響股票贈送給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當時這張飛樂音響股票的持股人是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長周芝石，凡爾霖提出要將股票過戶到自己名下。11月23日下午，他來到工行信托公司靜安分部辦理股票過戶手續。此次活動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被大家稱為“世界上最大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與世界上最小的證券營業部在這里匯合了”。外界判斷“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是堅定的”。

此外，1987年4月1日，重新組建后的交通銀行總行在滬正式對外營業，成為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這也是五大國有銀行中唯一一家總行設在上海的銀行。交行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先行者，它為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對金融改革起了示范作用。此外，1988年在上海成立了萬國、申銀和海通三家證券公司，這三家公司在中國證券史上是有地位和影響的。

所以，在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之前，上海在資本市場方面已經有了許多創新突破的舉措，當然，那些年北京、深圳等也做了大量醞釀研究探索工作，這為資本市場的設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中國資本市場開始迎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資本市場的早年探索與特征

《21世紀》：資本市場成立之初，具有什么特征？

范永進：對資本市場的誕生發展，當初姓“資”姓“社”的爭議很大，好在從中央到上海地方領導都非常關心。中國資本市場一開始就朝著四個“化”的方向在發展，這四個“化”分別是指規模化、法制化、市場化、國際化。

首先就是規模化。1984年小飛樂股票誕生，1986年出現了上海靜安證券營業部，開張的時候也只有兩個股票，分別是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1990年6月，朱镕基在香港宣布年內就要把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出來，此前1989年12月2日他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時，不少同志感覺到不太可能，當時也就是七八家上市公司。但從后面發展來看，領導的決策是有戰略遠見的，率先上市交易的公司起到了示范、促進等重要作用。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開張時只有8個股票，就是大家熟知的“老八股”；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張是5個股票。1992年成為股市奠基和躍進的一年，上海推出了股票認購證，全年多達53家公司發行股票；上交所取消漲跌停板并進行創新，1992年后就無紙質股票了；上交所還大規模吸收全國各地的證券經營機構作為會員，大幅增設場內交易席位，從最初25個擴大到1992年底的500多個席位；當年10月，中國證監會成立。開始試點時上海、深圳兩地證券交易所是屬于地方性的，所選的上市公司也是本地的，但股民恰恰是全國范圍的。所以，規模化或者說全國化是我們一直追求的，我們也沒想到如今上市公司遍地開花，日交易量時常會超萬億。

第二個是法制化，資本市場是最市場化的，它涉及到股民的利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配套改革。1990年時，樓繼偉是上海市體改辦副主任，當時市人民銀行、市外資委等一起搞了許多規定。1990年11月27日，在上交所開業的前幾天，上海市政府頒布《上海市證券交易管理辦法》并于12月1日正式實施。國家層面1994年公司法才出臺實施，1997年證券法才推出，這些都是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我比較幸運的是，在當年深度參與了許多重要工作。如申銀證券在跟外方談判電真空B股承銷時遇到一些法律問題，因為B股是專門賣給境外投資者、以美元計價的，我們想寫上“適用中國法律”，外方提出“你們中國相關法律有沒有”？我們沒有，最后是只能選擇適用英國法律；還有管轄地，最后考慮國際上的影響力和有利于發行，寫了如有爭議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仲裁院去仲裁。

第三個是市場化。老話講，證券交易所就是資本主義皇冠上的明珠，當時搞的時候實際上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搞股份制，搞證券市場，實際上微觀企業層面、宏觀制度層面都要做很大的調整，我們講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實際上是雙方或者是多方投資，特別是股份制，是一個混合所有制。搞了股份制，錢進來了，機制也要變化，所以市場化，在這個方面，資金投入和企業機制如同“面粉”和“水”，面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粉，最后都發生了質的變化，我們就是這么一步一步闖過來的。

第四個就是國際化。我們在外資委工作時就研究B股了，前面已有外資企業提出這個問題，1990年6月電真空董事長薛文海一聽說朱镕基市長在香港演講時，歡迎境外投資者參與投資上海證券市場，就跑來找市外資委常務副主任葉龍蜚，主動請纓B股試點，葉主任讓我專門負責與電真空對接聯系工作。1989年，我就已寫了《上海外商投資企業試行股份制若干問題的思考》文章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就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建議企業發行B股后，當中外合資企業中的外資占到25%以上，就可以享受外商投資企業的一些待遇，比如說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等。此外，也是市外資委這個重要機構參與提出來，上海要重建國際金融中心，重新恢復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遠東金融中心地位等。

回顧資本市場走過的艱辛歷程，我感到真的很不容易。實際上早年的探索，我們是四個“化”并舉搞的，方向完全是對的，現在應該說是成功了。

資本市場在振興上海、開發浦東中的作用

《21世紀》：回顧過去，總體來看，您覺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上海振興、開發浦東有什么樣的內在聯系？

范永進：今年是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也是中國資本市場正式啟動30周年，從30年的歷史來看，這兩件事情既互相有關聯，同時又都和上海振興密切相關。我感到振興上海最重要的有三大舉措。

第一大舉措是成立市外資委。此前，一個外資項目的審批往往要經5個委辦、20個局、蓋40多個圖章，最多時則要蓋126個圖章。市外資委實行“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對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一站式的審批管理服務，實實在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引來了上海更快更多利用外資的大好局面。這是對傳統管理體制的一個重大創新突破，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也擴大了上海的美譽度和影響力。

第二大舉措是開發開放浦東。開發開放浦東是中央對上海的戰略性舉措。從鄧小平的講話中可以看到中央開發開放浦東的幾個考慮，一是談到當時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開發開放浦東就是要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二是談到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三是談到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第三大舉措是建立資本市場。我們前期探索了近十年，從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資本市場已經逐步全國化；到了2000年以后就搞國際金融中心。這里面，很重要的是兩個層面，一個是領導的戰略眼界、家國情懷與英明決斷；另一個則是有一批先驅者、一批“拼命三郎”，比如李祥瑞、龔浩成、賀鎬圣、秦其斌、薛文海、黃貴顯、管金生、闞治東、尉文淵等，他們都是冒了很大的風險在不斷嘗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僅帶來了投資者的巨額資金，而且還形成了新的市場機制，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現代企業制度，還有適應市場經濟的一整套做法。

曾任上海市市長、市委書記，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黃菊同志曾談到，上海在缺乏發展資金、建設經驗的窘境下要振興，就要用好“三大塊錢”，一塊是外國人的錢，實際上市外資委的成立和高效運作，為上海引進外資發展經濟起到了扭轉乾坤的巨大作用；一塊是“老祖宗”的錢，所以在浦東開發開放的政策中，土地批租發揮作用特別大，浦東的面積（在原南匯并進來以后）比整個香港還要大，相當于兩個新加坡；還有一塊是全國股民的錢，就是指把資本市場搞活起來的錢。事實證明，上海振興主要就是用好了這三大塊資金。

重組和退市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有效途徑

《21世紀》：在上海股市的發展過程中，還有哪些事是令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范永進：上海股市發展起來后，很快就迎來了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包括“老八股”后來變化也很大。有些公司通過自身經營和資本運作獲得極大發展，成為了系統、行業、地區發展的排頭兵，證券市場的績優股和龍頭股；也有一些上市公司由于各種原因，導致喪失再融資功能乃至連年虧損，被市場稱為“死亡板塊”。在這些背景下，催生了風起云涌的上市公司資產重組。

上海成立重組辦的初衷，就是解決上市公司質量的問題，把不行的上市公司激活。1999年市政府文件提出要“把優質企業、優質資產、優秀人才向上市公司集中”。1997年至2000年，上海探索了上市公司股權轉讓、資產置換、收購兼并、并殼讓殼、股份回購等多種方式，使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得到發揮，優勝劣汰的機制得到較好體現，還總結出一套工作方法、一系列模式和范例，得到中國證監會肯定和支持，并向全國推廣。

還有一件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就是2001年4月首家上市公司PT水仙的退市，這件事也是我參與負責的。水仙的退市讓上市公司有了壓力，讓股民也認識到買股票的風險，不過說實話這還不算真正的退市，因為并沒有破產清算而只是轉到深圳三板交易。現在，退市有了新規定，退市力度會更大，但這對資本市場長遠發展是很有利的。

展望未來：著眼于國內和國際協調發揮作用

《21世紀》：近年金融領域的開放力度非常大，結合您早期的工作經歷，怎么看外資引入對金融開放的影響？

范永進：因為整個背景的不同，早年的情況和現在大不一樣了。早年很多是起步探索，做了一些努力，但可能作用有限。可現在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建國際金融中心，總的來說我認為突破外資占比的上限等舉措是對的，出臺的意見都是有利發展的。核心就是怎么具體落地實施的問題，怎么樣找一些大家看得見的、標桿式的、可復制的東西，進行推廣，需要我們精準施策，這些工作深入做好的意義非常重大。

另外還要積極探索，以一種開放的心態，推行資本市場國際化。一方面資本市場本身需要聯動，像建國際金融中心、實行“雙循環”、供給側改革等都要保持開放的心態。另一方面，面對當下外界形勢壓力，我們自身也要勇于開放，吸引外國企業來中國上市。

大國崛起和金融中心、資本市場的關系是很密切的，特別是500強公司很多都是上市公司，如果吸引外國的優質企業到中國來上市，那影響便大有不同，因此我認為在這方面要不斷地加強市場體系的建設，有一個話語權和控制力的轉移問題，我們自身要逐漸擁有主導權。

《21世紀》：注冊制改革已經提出并開始實施，您認為注冊制改革最大的價值在何處？

范永進：價值應該說還是很大的。此前我們長期重審批輕管理，前面審批把關很多但后面管理監管不足。我與新加坡以及全球的許多證券交易所交流過，他們通行做法就是一種注冊制。未來，改革要國際接軌與提升效率并重。另外就是創新企業，可能現在暫時沒有價值，但以后肯定會有價值，我們也要積極予以支持，不能像之前把門檻抬得很高，導致部分好的企業只能到國外上市，流失了很多好的資源。這種現象的發生也是因為早年我們市場比較小，水平有限，容納不了這些企業，現在發展這么快，應該是越來越有條件了。

《21世紀》：您覺得當下的資本市場應該更多地往哪方面發力？

范永進：現在的形勢是逼著我們要創新。當然這種創新一定要符合規律與常識，國外行之有效的，拿過來也要消化好。

我認為要兼顧好以下方面。有些好的企業，階段性的支持是要有的。一些高科技、創新的企業要支持，也要支持基礎性的企業。因為資本市場是多層次的，不能偏重一頭，有時候很多資源往一頭集中的話是會出問題的。另一方面則是要有頂層設計和長遠考慮，要讓投資者有財富效應，從長遠來看可以有起伏，但一定要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其次，我認為未來應該考慮著眼于國內和國際協調發揮作用。目前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該把海外的因素加以著重考慮，同時也防范開放所帶來的風險。還有，就是要處理好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虛擬經濟要在服務實體經濟當中獲得長足發展。

《21世紀》：關于保護個人投資者您有什么建議？

范永進：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散戶”是做過歷史貢獻的存在，短期不可能消亡，專業機構也是后面才發展出來的。對于散戶是要進行宣傳保護，現在設定門檻也是對的，把規則給大家講清楚。但是也要嚴防內幕信息，關聯交易欺詐等，因此保護規定和監管要齊頭并進。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要把培養一批真正健康的投資人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現在這個基礎在變好，但還是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前景還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