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深圳市原副市長張鴻義：股份制改革和創建證券市場是一場攻堅戰

2020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

10月11日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包括支持在資本市場建設上先行先試，完善適應超大城市特點的勞動力流動制度等多個方面。

以設立經濟特區40周年為契機，在中央改革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是新時代推動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又一重大舉措，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關鍵一招。

而回望深圳市作為改革開放“前鋒”的四十年，從一個邊陲漁村，發展成為獨當一面的經貿與科技創新之都，深圳市的蛻變背后，離不開一群人的高瞻遠矚、堅守奉獻。

深圳資本市場改革破土重要決策者張鴻義就是其中一員。他于1986年7月起出任深圳市副市長一職，在此之前，張鴻義曾先后在中國銀行廣州分行、深圳分行工作，有著豐富的金融市場經驗。在深圳市政府體系內分管金融工作的他，見證了金融開放的“第一槍”，親身參與并主導了深圳資本市場的設立，為促進中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

在張鴻義看來，股份制改革和創建證券市場，是一項特別復雜而又艱巨的挑戰，它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塊墊腳石，一場意義重大的攻堅戰。

打響我國金融開放第一槍

作為毗鄰港澳的經濟特區，深圳的金融改革開放在全國最先起步。其中最具標志性的事件當屬1982年1月引進首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在張鴻義看來，南商行的引入，對深圳市金融改革發展發揮了鯰魚效應。隨之，國有專業銀行改革也在深圳啟動，深圳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試驗場。1986年底，作為全國股份制改革的試點城市，深圳誕生了全國首家股份制商業銀行。

《21世紀》：業內普遍認為1982年深圳引進首家外資銀行——南洋銀行深圳分行是打響了我國金融開放的第一槍，你怎么評價？

張鴻義：我非常認同。中央決定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但中央給政策，不給資金，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貧窮落后，為了盡快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需要我們自己闖出一條路來，如何通過不同的渠道籌措足夠的建設和發展資金，成為特區決策者和建設者們要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對于深圳經濟特區的金融改革開放給了三條政策：一是貨幣政策，允許除了人民幣以外，港幣在一定領域流通，同時允許深圳探索發行特區貨幣的可能性；第二，可以試點引進外資銀行，開拓引進外資的新渠道；第三，允許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加大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支持力度，特別是信貸資金的支持力度，同時允許深圳把出售土地的收入留作發展。

在政策的指導下，1981年7月，人民銀行總行和深圳市政府經過反復的論證協商，選擇了南洋商業銀行作為我國引進外資銀行的第一家試點銀行，1982年1月9日，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在羅湖華僑大廈樓下開業。它的開業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揭開了深圳經濟特區金融改革開放新的一頁。南商進來以后，除了引進了我們所需要的資金、客戶信息外，同時也引入了新的金融產品，或者說不同的金融服務，引進了金融市場的競爭機制，比較好地發揮了鯰魚效應，把我們深圳原來一潭靜水給攪起了浪花。

我認為它在這三點發揮了很重大的作用：

第一，外資銀行的引進促進了我國外匯管理制度的逐步調整，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們國家在這之前是一個計劃經濟國家，外匯管理非常嚴格。外資銀行進來以后要生存，要發揮作用，要發展，就提出了一些要求促進我們的外匯管理制度逐步調整。

第二，南商進來以后，打破了原來中國銀行深圳分行外匯經營和管理業務一統天下的局面，當時我作為中國銀行深圳分行行長感覺到了這種競爭壓力，促使我們通過改革來改善金融服務，增加金融產品，提高服務經濟特區建設的能力。

第三，由于南商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引進來的第一家外資銀行，因此它引進前后的這一系列探討和實踐，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總結經驗教訓，制定中國金融進一步開放和改革的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實踐經驗。所以我認為南商引進深圳，不僅有力地促進了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同時也對中國的金融改革開放起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家新型金融機構和兩個重大探索

《21世紀》：南商行引進后，深圳金融行業迅猛發展，還誕生了首家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深發展，能否詳細介紹一下深發展成立的背景？

張鴻義：這一點必須談到1984年的變化，1984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南巡，他沒有講話，但是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試辦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因此他進一步堅定了特區建設者們深化改革開放的信心，也平息了國內對于要不要示范經濟特區的爭論。其次在1984年5月，國家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開放城市，使得改革開放突破了原來4個經濟特區的范圍，在更加廣闊的土地上發芽。第三是國務院出臺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1984年5月，下發《國務院關于改革深圳市銀行體制問題的批復》，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人民銀行總行反復溝通協商以后得到國家認可的文件，有了這份文件之后，才有了當年人民銀行深圳經濟特區分行的成立，由它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而且賦予它省一級分行的管理權限，以及不同于其他省分行的一些管理權限，這為深圳特區銀行在促進特區經濟發展和建設中更好的發揮作用，創造了重要的條件。也正是在這份文件的指導下，中國銀行總行對中國銀行深圳分行實行海外行管理體制，授予了深圳分行比較大的經營管理自由度，使得當時在深圳的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這兩家金融機構有了大膽進行改革開放試驗的勇氣和權利。

在文件的指引之下，由于決定人民銀行單獨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那么就促進了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的分設和獨立運作，促使深圳形成了以人民銀行為中心，四家專業銀行和人民保險公司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新的金融體制。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行動，還要參照國際市場的實踐，探索創辦一些地方金融機構或者由企業興辦一些金融機構。

探索當時有兩塊，一個是以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為首的企業在金融改革方面的探索，因為招商局是我們在香港存在多年的國有企業，經過中央授權，招商局率先打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槍，進行了蛇口工業區的建設。在發展蛇口工業區的過程中，他們深深感受到發展金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積極探討成立銀行和保險公司。

大概是在1987年4月份左右，經過袁庚同志的溝通協調，人民銀行總行批準招商銀行在蛇口成立，然后到了1988年，經過多方努力，工商銀行深圳分行和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共同籌建了平安保險公司，由國營企業為主體的企業和與金融機構合作的兩家股份制金融企業在深圳創業，這開了先河。

另外一個（探索），就是市政府在促進地方金融機構的成立和發展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當時李灝同志作為深圳市委書記和市長提出要研究成立一家深圳的區域性股份制銀行。我作為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長，就和我的同事們以及人民銀行行長一起探討，想借助農業銀行附屬的農村信用社籌組一家屬于深圳的股份制區域性的銀行，并與市政府、人民銀行和農業銀行當地分行取得了共識，但是在向北京申請批準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

為此，李灝同志還專門和羅顯榮同志（時任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行長）到人民銀行總行去做工作，但仍然沒能取得共識。后來他就建議請人民銀行派一個工作組到深圳現場進行調查，我們共同探討可能的解決辦法。

直到1987年初，以人民銀行總行副行長邱晴為首的調查組來到了深圳，我和深圳市政府以及當地的人行和農行一起進行了調研，展開了討論，形成了三點共識。

第一，在深圳創建一家區域性的股份制銀行是有必要的；第二，深圳農信社一共有21家機構，可以把深圳農行下屬的農村信用社在特區內的6家分支機構作為組建這家銀行的基礎；第三，這家銀行命名上不能出現農村合作字樣。至于叫什么名字，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議。因為新加坡發展銀行在新加坡的成功發展中扮演過非常積極和更重要的角色，后來深圳建議取名為深圳發展銀行，這個建議獲得了人民銀行總行的同意，1987年12月深圳發展銀行正式成立。

深發展的成立難度比較大，示范效應也很大。由于它的成立借用了農村信用社的本體，而農村信用社是有集體股，也有個人股的，這樣就為企業投資、個人投資打開了通道，所以深圳發展銀行是最早允許集體和個人投資的一家股份制銀行。

深發展成立以后，發展得比較好，當時劉志強同志擔任董事長，在1990年時，它作為股份制銀行的生命力和活力已經開始顯現，分紅派息比較好，而且又采取了技術性的手段把股份給拆細，對于當時激活深圳沉寂的證券市場發揮了作用。并且，深圳發展銀行還是第一個發行人民幣同時又發行外匯優先股的銀行。它在中國金融改革開放歷史和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歷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復盤股份制改革和創建證券市場艱辛歷程

《21世紀》：為什么深圳市能率先開始股份制改革？

張鴻義：為什么深圳對股份制改革這么情有獨鐘，而且能夠率先啟動？我覺得這應該跟我們當時面對的形勢和任務有很大關系，因為我們一窮二白，而探索發展新路的任務又很艱巨，當時既要搞內聯又要搞外引，通過雙向開放來打開沉悶的局面。但是靠什么？

因為內引外聯企業本身很多都是合資企業，有股份制的基礎，而要搞好內引吸收國內有實力的大企業來，或者跟國外的投資者合作，都要有本地企業作為基礎，作為聯絡人，我們是社會主義經濟特區，還得保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因此就有一個要做大做強地方國有企業的重要使命。

但當時我們地方國有企業非常的落后，而內引外聯企業很多，發展很快，個體經濟也發展很快，因此怎么樣能夠促進國營企業的發展，帶動更多的混合所有制成分發展，是我們優先考慮的主題。

所以我們的股份制改革從1986年10月份就下發文件開始推行，到了1987年7月22日，成立了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這是我們當時探索加強市屬、區屬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一個重要嘗試。我們改革思路是什么？實際上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的職能）就是現在的國資委，我們先行了一步，當時的思路是要探索政企分離——政府職能和管理企業的職能分開。第二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通過這樣的改革，促進我們國有企業逐步探索現代企業發展的模式，加快發展的步伐，就是我要講的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發展起來了，就有個問題，股份制企業的股票要流通，怎么樣流通？就需要證券市場、需要金融服務，而我們傳統的商業銀行服務滿足不了股份制企業的要求，因此就希望創立直接投資的市場。

大概經過了四個月的醞釀，1988年11月19日，深圳市政府形成了《關于成立深圳市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的通知》，我是領導小組的組長，時任人民銀行的副行長王喜義、投資管理公司的總經理董國良任副組長，下面還有11個相關部門的副手擔任領導小組的成員，這就是我們研究建立證券市場的可行性，推動證券市場籌建的統籌協調機構。

在統一統籌協調下，人民銀行、投資管理公司以及體改辦、經發局、貿發局等有關的職能部門，發揮各自的作用，推動這項改革逐步深入。

“不是遇到了一點困難，而是遇到了很多困難”

《21世紀》：深圳創辦資本市場建設的過程當中遇到了哪些困難，怎么解決的？

張鴻義：其實股份制改革和創建證券市場，是特別復雜而又艱巨的挑戰，不是遇到了一點困難，而是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它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塊墊腳石，是一場攻堅戰。改革能不能成功，對1992年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方向都有影響。

我幾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主持創建證券市場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最大最多。

主要有這么幾條：

第一，因為新中國成立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認為證券市場是資本主義專有的，社會主義利用資本市場加快建設屬于禁區，沒有人敢研究，也沒有人想去研究，所以在推動特區發展的過程中，接觸這個題目首先就要我們做好可行性研究。在成立資本市場領導小組以后，我們立刻采取了兩項措施，我才敢去擔任這個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組長。一個就是聘請了近鄰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做我們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的顧問，請他們向我們介紹有關的情況，幫助我們培訓一些業務人員。第二，我們從有關的金融單位抽調了一部分精英組成了專家小組，專門進行可行性分析，看一下，到底資本市場是個什么東西？社會屬性應該如何？能不能興利除弊，為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一直到1989年8月，專家小組拿出可行性研究報告藍皮書，9月份證券市場領導小組討論通過了藍皮書。1989年11月15日，市政府正式下文，同意籌建深圳證券交易所，并且任命了王健和禹國剛兩位同志作為負責人。

第二個遇到的大難題，是1990年對于要不要辦特區、辦證券市場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深圳和上海的證券市場試點要不要繼續，都產生了爭論。應該說對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別是對證券市場領導小組都有壓力，我們怎么樣正確地認識這些問題，積極做好溝通協調工作，把改革繼續下去，需要做很多工作。

大家都知道這段期間深圳曾經來過三個調查組，第一個調研組是以國家體改辦副主任劉鴻儒為首的人民銀行和外管局的聯合專家調查組，他們是5月份來的，因為我們申請設立證交所，他們來看看我們夠不夠條件，同時指導我們創造條件辦好。

第二個調查組是在1990年7月份，由于3月份到6月份深圳股市過熱了，場外交易很活躍。因此國家審計署領導根據總理批示帶隊和人民銀行一起組成調查組，對深圳證券市場的利弊得失做了一次調查。

第三個調查組是1990年11月底12月初來的，當時國家準備暫停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試驗的傳言甚囂塵上，隨后時任中顧委委員周建南同志受總書記委托帶著秘書來到深圳，對深圳證券市場去留問題，進行了一次認真的考察。

這三個調查組經過調查以后，都得出了一個實事求是、中肯的意見。他們認為深圳證券市場有利有弊，正在有效的整改過程之中，興利除弊，可以繼續試驗。所以到了1990年12月底，黨中央和國務院都同意繼續保留深圳和上海的試驗，使得我們的改革得以繼續深入。

《21世紀》：證監會成立是統一證券市場監管的代表性標志，證券市場在進入新階段后，深圳是如何總結經驗繼續深化改革的？

張鴻義：810事件使我們對創建中國證券市場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尊重市場規律和密切結合中國國情，以及市場實際開拓前進，有了更多切膚之痛。我們除了認真總結事件教訓外，全力做好認購表抽簽購買的相關事宜，認真查處了違規購表的相關人員，大概處理了過百人。此外在證監會的統籌協調之下，深圳率先組建了證券監管辦公室，積極配合證監會制定、完善相關的制度和法規，研究新的可行的發行方案。

針對當時我國證券市場多為散戶投資者，缺乏機構投資者的不足，1992年10月8日我們促成了我國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天驥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成立，1993年1月19日，天驥基金成功發行，1992年10月，深圳明確宣布歡迎符合條件的異地公司在深交所上市，當月深交所推出了上市保薦人制度為促進上市公司質量的提高，提供了制度性的條件。當年11月20日，鄂武商作為首家異地公司，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我覺得深圳股份制改革和證券市場能夠成功，特別需要感謝改革開放大政策，不然不可能有深圳的今天。

第二我們也特別感謝黨中央國務院在很早就明確深圳作為改革試驗場的地位，賦予了我們改革開放的試驗權。如果沒有這種授權，深圳市恐怕也不能做出這么多的探索和實踐。

第三我們特別感謝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央有關部委長期的關心支持和推動促進。實際上劉鴻儒調研組、審計署調查組、周建南調查組都是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們改革試點重視、關注的體現，使我們能夠克服這么多的困難，邁向新的成功的道路。

第四，深圳毗鄰港澳、背靠珠三角這樣的區位優勢，成為我們能夠成功發展的重要條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在深圳證券市場的發展中幫了很多忙，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無論是新鴻基證券公司，作為我們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的“一元錢顧問”，作出無私奉獻，還是港交所、香港證監會在我們籌備當中，對于深圳市政府、人民銀行、體改辦、深交所所給予的多方面支持，我們都非常感謝。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啟動，我們又有前海高端服務業合作區、深港科技合作區，我們之間的合作應該進一步加強，也應該會有更好的前景。

第五，就是歷屆市委市政府，特別是創業成型階段那幾屆市委市政府高舉改革開放創新的旗幟堅定不移，能夠把握機遇，克服挑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才能夠形成40年持續發展的大好形勢，使深圳這樣一個邊城小鎮，成為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成為中國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城市，成為我國的科技創新城市，我覺得歷屆市委市政府的堅強領導是非常關鍵的。

第六，任何事情成功都離不開有理想、有知識，富有創造性的勞動者和管理者，深圳股份制改造和證券市場能夠成功，凝聚著很多管理者和金融體改專業人士的努力和奉獻，對于為我們國家和廣東發展作出了貢獻的人們，我們不應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