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該如何作為才能開發外貿新常態下的發展潛力?

　　中國外貿昔日的狂飆突進是不可能永久延續的，對暫時的負增長雖然要重視，但實在無須過度解讀;從企業到政府，中國正在切實鑄造開放經濟新優勢，升級、創新、效益正日益成為中國外貿的主旋律，中國外貿仍將繼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火車頭。

　　在開放經濟競爭新優勢和新策略的基礎上，中國該如何作為才能開發外貿新常態下的發展潛力?就總體而言，無疑要靠創新。首要的創新當屬管理體制創新，其任務是簡政放權，為我們的產業和外貿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其次是外貿商品創新。第三是持之以恒推進貿易方式的轉型升級，其內容一方面是繼續推進從加工貿易向一般貿易的發展和加工貿易本身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是技術工具的升級。相信今年會成為外貿領域創新、轉型、改革的“快進年”、“突破年”和“豐收年”。

　　中國外貿病了嗎?中國外貿是否已經從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變成了拖后腿的累贅?目睹2015年全年和2016年前兩個月中國外貿出現多年罕見的負增長，從國內外經濟界相關人士到社會公眾，普遍發出了這樣的擔憂：在2015年中以來國際市場上幾度出現的“唱空中國”浪潮中，中國外貿出口額萎縮也一再成為唱空者的重要“依據”。然而，倘若仔細審視中國外貿，我們可以意識到，中國外貿昔日的狂飆突進是不可能永久延續的，對暫時的負增長雖然要重視，但實在無需過度解讀;從企業到政府，中國正在切實鑄造開放經濟新優勢，升級、創新、效益正日益成為中國外貿的主旋律，中國外貿仍將繼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火車頭。

　　正視中國外貿壓力

　　外貿出口持續高增長對中國產業和經濟增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頭號“優等生”，那么外貿就是這個優等生表現最好的一科;如果說中國經濟增長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脫貧故事，那么，外貿就是對這個偉大故事的最主要貢獻者之一。在這個進程中，中國躍居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出口大國;也正是依靠高于GDP的增幅，中國外貿依存度大大提升，多年位居世界經濟大國外貿依存度榜首。然而，從2012年起，這一切開始改變。

　　無需諱言中國外貿當前面臨的壓力，這種困難也許是改革開放以來未曾有過的，外貿增速下降而低于GDP增速，甚至一度出現負增長，是其最直觀的表現。

　　不僅如此，日益加大的“被趕超”壓力還有進一步給我國外貿雪上加霜之勢。最直觀的是，由于勞動、土地等各項成本上漲，我們改革開放初期外貿賴以“發家”的紡織服裝、鞋類、家具、箱包、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面對日益加大的“被趕超”壓力，倘若不能解決問題，未嘗沒有可能重蹈美國、日本等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空心化的覆轍，甚至如同印度紡織產業一般在生產、市場各方面全線落伍。即使是早已占據我國出口半壁江山的機電產品，也同樣面臨嚴峻的壓力。

　　在更大背景上考察，“趕超”還是“被趕超”，正日益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全世界頭號貿易大國和頭號制造業大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的裝備制造業產出2013年就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但是，中國能否繼續發展，更上層樓，接下來中國的命運前途是魚躍成龍還是發展停滯，“趕超”不成反而“被趕超”，這是我們面臨的關口。回顧歷史，經歷過經濟起飛的國家為數不少，修成正果者微乎其微。在1970年代世行定義的低收入國家中，40余年后的今天，總共只有4個國家進入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階層，而且這4個國家里面有3個都是小島國，因此不具備代表性，只有韓國一國具備一定代表性。中國經濟究竟是“趕超”還是“被趕超”，外貿交出的答卷對此影響非常關鍵。

　　無須過度解讀中國外貿暫時負增長

　　盡管如此，倘若仔細審視全球外貿增長態勢和中國外貿已經發生的質變，理性的市場參與者和觀察者就不難理解：外貿增長減速和暫時的負增長并未降低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份額和地位，表面的暫時困難中也不乏亮點。

　　首先，價格變動夸大了2013年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額增速下滑和暫時負增長的程度。中國外貿出口主體是制成品。1997—2013年間，以美元計價的國際貿易制成品價格總體上漲，其中1997—2006年間年均上漲0.3%，2007—2012年漲幅分別為5.7%、6.2%、-5.6%(次貸危機所致)、2.4%、6.4%、0.5%。但從2013年起，以美元計價的國際貿易制成品價格轉為下降，2013—2015年降幅分別為-1.1%、-0.6%(當年中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下降0.7%)、-4.1%。由于GDP增長以不變價格計算而貨物貿易進出口額以實際價格計算，價格變動實際上夸大了近年中國外貿出口增速落后于GDP增幅的程度，更夸大了2015年和2016年前兩個月中國外貿出口暫時萎縮的程度。

　　其次，由于增長基數變化，現在較小的外貿增幅所帶來的增量就相當于過去的超高速增量。10年前，中國外貿出口增速為20%，一年出口增量約400億美元，僅相當于現在外貿出口增量2%。因此，2016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外貿增速指標，而是定位于“回穩向好”，這個“穩”字的分量其實也不輕，即使外貿出口增幅僅有1%—2%，外貿增量就相當于過去超高速增長時期的業績。

　　第三，中國貿易順差仍在繼續擴大。2014年中國外貿出口增幅賬面數據低于GDP增幅，但當年貿易順差3824.6億美元，同比擴大47.3%。2015年貿易順差3.69萬億元，同比增幅進一步提高到56.7%。在經濟增速下滑、資本外流壓力急劇上升之際，連續兩年大幅度增長的貿易順差，不僅有力地支撐了整個經濟增長不至于雪崩，更對穩定人民幣匯率和市場參與者預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比在近年資本流動逆轉沖擊下已經匯率崩盤的其他眾多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貿易順差繼續擴大的意義更顯突出。

　　第四，中國外貿結構仍在持續升級改善，推動外貿宏觀效益繼續改善，突出表現在一般貿易占比持續上升、機電產品出口占比止跌回升。2014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2.31萬億美元，增長5.3%，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3.8%，比2013年提高1個百分點。2015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13.29萬億元，下降6.5%，占進出口總值54%，較上年提升0.3個百分點，比重連續第三年提高;其中出口增長2.2%。當年我國出口機電產品8.15萬億元，增長1.2%，占出口總值的57.7%，較上年(2014年)提升1.7個百分點。

　　第五，全球經濟步入低增長時期，國際貿易甚至可能正在步入將延續相當一段時期的負增長時期，中國外貿雖然減速，并出現了暫時的負增長，但仍然相對優于全球貿易和主要競爭對手表現，推動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地位不降反升。

　　可以判斷，外貿增長減速已成未來一段時間的大趨勢。首要原因是外部市場增長總體減速，預計本世紀第二個乃至第三個十年世界經濟增速達不到之前二十年的水平，而且我們占世界貿易份額比以前高了很多，所以，我們不能指望外貿還能維持前十年那樣動輒兩位數、甚至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在中國外貿出口僅占全球1%時，全球經濟貿易蕭條時仍然可以實現出口高速增長，因為即使是全球貿易零增長而中國出口翻番，也只不過是從1%提升到2%。但在中國許多出口品占世界市場份額已經很高的今天，全球經濟貿易蕭條時中國外貿已經不可能獨善其身了。

　　同時，由于國際分工形式正在發生變化，二戰后得到長足發展的多國生產模式因成本變化等原因，全球貿易出現了明顯的減速乃至大幅度下跌，中國外貿增長減速和暫時負增長與這一趨勢大體同步，且降幅小于全球總體水平和主要競爭對手，因此，中國在全球貿易中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繼續提升。

　　根據世貿組織數據，以美元計價，2014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增長0.3%，中國增長6.1%，美國增長2.6%，歐盟增長3.7%(其中德國增長3.4%)，日本萎縮3.5%，被許多西方輿論捧為趕超中國希望的印度增長2.5%。

　　2015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萎縮13.5%，中國萎縮2.9%，美國萎縮7.1%，歐盟萎縮12.5%(其中德國萎縮11.0%)，日本萎縮9.5%，印度萎縮17.2%。

　　中國外貿發展目標和動能的提升

　　有鑒于此，近兩年中國外貿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份額和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持續上升。進一步在更大背景上考察，盡管中國不能無視“被趕超”的風險，但中國的開放經濟競爭新優勢，包括長期性優勢和短期性優勢，也在日益成形。我國的長期性優勢源于中國人力資源優勢[-0.83%]、產業配套體系、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效率、宏觀經濟穩定性，以及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給“中國制造”帶來的額外品牌形象優勢;短期性優勢則源于數年之間的經濟社會變動。

　　在此基礎上，中國外經貿發展的目標和動能都在經歷提升。首先，中國開放經濟發展初期的目標大多比較初級：參與國際分工體系，以求獲得更廣闊的銷售市場;引進競爭機制;突破外匯瓶頸約束，以便引進先進技術裝備;為傳統農業部門數以億計剩余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規模和速度理所當然成為我們追求的第一目標。為此，我國不惜付出財務上的代價以獲取稀缺的外匯，為了宏觀效益而不惜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微觀市場主體效益。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貿易大國，而且已經連續數年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外貿發展目標相應日益“高大上”，無須繼續為了宏觀效益而犧牲微觀市場主體效益，對國際市場目標從“參與”轉向“引領”，包括影響全球貿易規則制定、布局全球價值鏈、配置利用全球資源、收獲更高層面的制度紅利，等等。在這種情況下，過去靠低成本加工、大進大出的模式已難以為繼，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質量效率，從“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從規模速度主導轉向質量效益主導，從服務于GDP向服務于GNP轉變，真正實現從貿易大國升級為貿易強國。

　　與此同時，中國外經貿發展的動能也在經歷深刻轉變。工程機械是新世紀[2.34% 資金 研報]以來中國發展最突出的產業之一。湖南某工程機械領軍企業高峰時年出口額10億美元，現在賬面出口額僅3、4億美元;但賬面出口規模和速度暫時下行換來的是經營效益和核心競爭力上行，原因是并購了德國、意大利、荷蘭等同行企業，掌握了先進技術、研發團隊和營銷網絡，又在印度、巴西、土耳其等投資建廠，國內生產出口變成了全球生產出口。這類案例并不少見，所謂“不經風雨，難見彩虹”，不少外貿企業都在努力轉型，聚焦優質客戶、優質市場，摒棄低價競爭、開展服務與品質競爭，貿易額賬面數據減少背后是中國外貿鳳凰涅槃，從量變到質變。從這個角度看，近年世界經濟貿易形勢復雜多變，給我國外貿帶來嚴峻挑戰，也帶來了倒逼轉型的機遇。

　　不僅如此，依托開放經濟競爭新優勢，在新常態下，在產業發展、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聯動的進程中，我們已經可以步入全面實施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國際市場地位策略的階段了。這樣一個策略將對我國產業提升競爭力、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發展產生重大作用。

　　開拓新常態

　　創新引領未來。在上述開放經濟競爭新優勢和新策略的基礎上，中國該如何作為才能開發外貿新常態下的發展潛力?就總體而言，無疑是要靠創新。2015年，中國外貿創新試點試驗全面鋪開;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再度提出“促進外貿創新發展”。相信今年會成為外貿領域創新、轉型、改革的“快進年”、“突破年”和“豐收年”。

　　首要的創新當屬管理體制創新，其任務是簡政放權，不斷改進公共服務效率，為我們的產業和外貿發展創造良好環境。2015年外貿額雖然暫時萎縮，政府創新涉外管理體制機制、營造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實施重大對外戰略的步伐卻在不斷加快，從引入事中事后監管、推行國際貿易單一窗口試點、推進雙邊自貿區建設到全面啟動“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國內自貿區建設更是一場富有勇氣的自我革命。從長遠來看，在中國對外投資大潮涌起之際，改進公共服務效率，改善國內商業環境，也可確保我國避免如同當年對外投資大國英國陷入國內產業空心化泥潭。

　　其次是外貿商品創新。在貨物貿易領域，這意味著持之以恒推進技術創新，實現產業和外貿商品結構不斷升級。為此，我們需要持之以恒的創新投入。2006年，我國研發投入已經排名世界第六，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2008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初步統計達4570億元，是1991年的32倍，年均增長22.6%;按全國人口計算的人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為344元，是1991年的28倍;2008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與GDP之比為1.52%，比1991年增加0.87個百分點。2010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達到7062.6億元，占GDP比重達到1.76%。2014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達到1.34萬億元，比2013年增加1553.4億元，占GDP比重達到2.1%，比2013年提高0.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已經牢固確立了作為頭號創新主體的地位，企業研發支出占全社會研發支出比重在2014年達到了76%，研發人員總量占全國研發人員總量的77%。今天，中國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某些基礎性重大突破擁有巨大的產業化潛力，如量子通信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不僅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而且可能為我國已經躋身世界第一方陣的電信設備產業確立不可動搖的優勢地位，開辟產業發展新天地。

　　同樣不可忽視的外貿商品創新是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融合。衡量中國外貿不僅要看貨物貿易這個“單項冠軍”，還要看服務貿易這個“季軍”。現在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最大的是服務貿易，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總額為4.6萬億美元，美國是4.99萬億美元，兩者相差約3000億美元。而貨物貿易中的服務環節更是企業間的決勝之道。世貿組織報告顯示，按附加值計算，服務在貨物貿易中的比重已接近50%。隨著我國逐步成為資本品和大型設備的主要出口方，未來國內企業和個人將越來越多地奔赴海外，從事研發、設計、咨詢、管理、維修、營銷等多元化服務，“產品+服務”的出口將成為企業首選，也將為90后、00后擇業、就業、發展事業提供更多機會。

　　第三是持之以恒推進貿易方式的轉型升級。其內容一方面是繼續推進從加工貿易向一般貿易的發展和加工貿易本身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是技術工具的升級。

　　我們的很多外向型企業要做的不是一窩蜂盲目趕時髦上馬“新興產業”，而是要多下功夫用信息技術等新技術改造、提升既有產業，特別是輕工消費品生產出口企業。如果說生產、內部管理兩個方面的信息化對于所有產業的重要性都相去不遠的話，那么，對于輕工消費品產業而言，銷售環節的信息化重要性尤為突出。因為在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業，買賣兩方的產業集中度都相對較高，甚至已經達到了寡頭競爭的程度，即使沒有高水平的現代信息技術，買賣雙方也能相對較快對接。輕工消費品產業則不然，其買方往往是億萬個人消費者，由于生產的資本門檻較低，生產者的產業集中度也相對低得多。在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都高度分散的條件下，買賣雙方對接的難度比資本密集的寡頭競爭行業高得多。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銷售環節的信息化，買方可以突破空間限制在更大的范圍內選擇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部分中間環節，為自己爭取更合意的價格;生產者則可以突破空間限制在更大范圍內直接與消費者對接，擺脫部分中間環節，并進一步通過對信息化積累的大數據開展分析，更加精準地規劃生產與產品投放。

　　在中國的工業大省中，廣東、浙江的工業結構相對較“輕”，相應的，對于珠三角、浙江的高水平工業化而言，銷售環節的信息化重要性顯然高于遼寧、內蒙古乃至江蘇之類工業結構更“重”的地方。在浙江這樣一個省份，誕生阿里巴巴這樣一家起家于流通環節信息化的成功企業，實非偶然;而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企業在流通銷售環節信息化的成功，又反過來促進了浙江高水平工業化的可持續發展。這樣的案例，可以給其他類似地區以啟示。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上述技術工具創新與創業相融合的重大經濟、社會意義。近年來，在眾多外貿綜合服務、跨境電商和國際貿易市場采購等平臺上，數以百萬計的小微企業和自然人通過做進出口貿易，賺到了創業的第一桶金。義烏市現有市場采購供應商戶近30萬家，提供約200萬種出口商品;而阿里巴巴國際站、敦煌網、聚美優品等跨境電商平臺上訂單小到幾個美元，大到幾萬美元，外貿準入門檻由此顯著降低，貿易便利化水平顯著提升。這種商業模式創新與大眾創業有機結合，既為中國外貿增添了無窮活力，而且具有重大社會意義。通過商業模式創新降低創業門檻，通過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有志者依托中國優勢到后發新興市場經濟體開辟創業發展天地。

　　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努力鞏固增強實體經濟部門對人才的吸引力。從全社會來看，我國制造業和外貿最大最深遠的挑戰在于社會對制造業熱情下降，實體經濟部門在吸引人才方面出現頹勢。在2014年的3·15晚會上，尼康相機質量問題成為被揭出的最引人矚目問題之一，而出現這種問題，正是日本制造業在國內和國際經濟體系中整體地位下降的表現，是日本“新新人類”素質遠遠低于老派日本人的表現。日本的教訓，值得我們汲取深思。

　　在全球經濟增長減速的背景下，我們不能指望外貿還能維持前十年那樣動輒兩位數、甚至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對絕對增速的期望值可以適度放松，但我們可以自信仍能繼續保持高于主要競爭對手的相對增速，從而推動我國在整個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繼續提升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