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達斯等成本驅動型外商“出走”

　　如今，位于蘇州工業園區的阿迪達斯蘇州工廠機器轟鳴，車間的女工在流水線上忙碌，只是不知這熱火朝天的工作景象還能繼續多久。

　　自7月阿迪達斯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廠——蘇州工廠即將關閉的消息被證實后，有消息稱國內多家為阿迪達斯生產運動裝、T恤等10多年的代工廠最近陸續接到通知——今年10月～明年4月，將陸續解除代工協議，終止合作。

　　阿迪達斯公關負責人向記者證實，阿迪達斯將在今年晚些時候關閉該工廠，有消息稱日期定于10月31日。但對于整個阿迪達斯在中國的制造業務，阿迪達斯公關負責人表示，“中國依舊是阿迪達斯一個重要的采購市場，阿迪達斯在中國與300多家代工廠仍然有合作關系，遠遠多于其他任何一個區域市場。”

　　與阿迪達斯作出同樣選擇的外商不止一家。去年年底，法國達能酸奶上海工廠停產。2月，美國最大的電子零售商百思買宣布關閉國內9家門店。5月，日本電商樂天與百度合作的B2C樂酷天宣布關閉。6月，諾基亞宣布將關閉成都和上海兩個地區的銷售部并裁員。7月，阿迪達斯表示即將關閉在華唯一工廠。

　　這樣的變化正在很多“中國制造”的高產區默默進行著。在深圳，有不少廠房立出了“出租”的招牌，職工宿舍失去了往日的喧鬧，冒煙的廠房好像消失了，民工潮的景象看不見了。

　　商務部數據顯示，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自去年11月以來，只有5月同比出現0.05%的短暫正增長，其他月份均為負增長，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

　　北京大學國際MBA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楊壯也開始關注這種現象。他說，“外企到任何國家經營都是因為這個國家有好處，關鍵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環境，中國市場對于跨國公司的吸引力下降，跨國公司移出部分業務是正常的。”

　　記者發現，這些縮減在華制造業務的外商多為成本驅動型投資企業。阿迪達斯的海外經營模式正是標準的成本驅動型——早年生產基地設在歐洲，隨后轉戰日本，接著是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然后來到中國大陸，如今隨著中國用工成本上升，有人猜測或將轉至緬甸、柬埔寨等國。

　　阿迪達斯全球CEO赫伯特·海納早先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曾表示，“由于中國政府制定的工資標準逐漸變得過高，阿迪達斯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國，轉移至勞動力更便宜的地區。”

　　阿迪達斯公關負責人卻向記者著重聲明，“關閉蘇州工廠是因為它將使我們能夠擁有一個統一的采購架構，有利于發揮規模效應，降低復雜程度，并非遷移到任何其他地方。”

　　盡管阿迪達斯在中國并不承認關閉工廠是因為人力成本，可僅僅拿工資說事兒，難具有說服力。伴隨著房價、生活用品以及服務消費價格上漲，幾年來中國勞動力工資上漲屬于“補償性上漲”。野村證券對中國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的估算顯示，1994～2008年，勞動生產率年增速20.8%，同期制造業工資年漲幅僅13.2%。

　　同時，中國也不再“來者不拒”，對待外資也越發挑剔。寧波保稅區辦公室主任陳貞新曾說過，由于土地資源有限，他們在規劃發展的產業上也會有一些限制，在新項目上會進行選擇，比較傾向于那些高技術、高競爭力的產業。

　　曾經，中國是這類外商投資的樂園，廉價的勞動力、優越的投資環境、潛在的大市場吸引成千上萬的外資進入。中國政府為吸引外資提供了優厚的政策優惠，包括稅收優惠、選址優惠、合作伙伴，等等。楊壯研究發現，“中國政府對外企的政策有了巨大的變化，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逐步享受同樣的政策，很多曾經的優惠政策沒有了。”

　　對于成本驅動型企業來說，中國不單失去了低門檻的優惠，還發現中國企業也越發強壯起來。

　　“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在過去10～15年中有巨大提升，使得跨國企業在華經營受到巨大的挑戰。”楊壯說，在有些領域，中國產品的質量快速提升使得中國消費者對于外國產品的鐘愛程度下降，在電腦領域，聯想、華為等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已經可以與世界頂尖產品一較高下。

　　決定縮減中國市場，也是不少公司不得已為之的事，畢竟中國市場只是跨國公司的一個分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外國企業受到沖擊，涉及資金、規模、成本、利潤，都遇到很大的困境。”楊壯說。

　　關閉工廠、裁員的另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中國的市場和企業在高速變化，跨國公司針對中國市場所作的調整。可以肯定的是，跨國公司絕不會放棄中國這塊擁有13億消費者的市場。

　　達能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證實了達能關閉上海工廠的消息，但稱其并不是要關閉工廠，也不是要縮減在華業務，而是另有他用。關閉工廠僅僅是業務調整，達能的四大核心業務在中國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

　　記者在達能的年報中發現，達能飲用水和飲料業務的產能在擴張。今年2月底，達能計劃在四川省邛崍市投資5億元建廠生產飲料及飲用水，2013年建成后將形成年產25萬噸飲料的規模。此外，達能在河北豐潤投資9000萬元的“脈動”新線也開始投產，預計年產量可達到8萬噸。廣東中山工廠也將新建兩條“脈動”生產線，投產后每條生產線的產量約可達到1億升/年。在鮮乳制品方面，達能將重心放在把碧悠打造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強勢品牌，并集中力量投入重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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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阿迪達斯蘇州工廠的員工郝名(化名)向記者透露，公司正在策劃于2014年開設阿迪達斯物流中心，全流水線操作，將省去一部分用工成本。也許阿迪達斯正用另一種方式減少逐漸上漲的人力成本。

　　楊壯研究發現，跨國公司總部在華調整一般會采取兩種策略：一個是看好中國，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把中國當作公司在外國投資戰略中最關鍵的點，從而彌補公司在其他市場的利潤損失。

　　三星、奔馳、寶馬正是這類公司的代表。4月，韓國三星公司決定將三星電子閃存芯片項目落地內陸城市西安，這個總投資額為300億元的項目即將成為“改革開放后中西部地區最大的外資項目”。

　　“第二個策略大多數發生于非高科技的制造業，這些行業并不是高速發展或競爭相當激烈的行業，在受到國內資金、環境等影響時，就會采取收縮戰略，可能會把在中國的業務轉移到其他地方。”

　　以白色電器為例，日本的很多電器行業在中國不得不關門大吉，是因為這類企業經受不了在中國低價的生產產品經營模式和中國的競爭壓力，這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的競爭力提升很有關系。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產業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11)》中指出，經歷了30多年“血拼”式的競爭，中國工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將中國推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同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非常突出。產業和企業競爭力的源泉正在發生重要轉變。

　　“我一沒文化二沒技術，哪里還會雇我這快50歲的阿姨?”在一次集體會議中，曾經是車間工作能手的宋阿姨收到了阿迪達斯蘇州工廠即將關閉的通知，已經快要50歲的她下一步不知道該怎么辦。

　　像宋阿姨一樣的職工可以換工作，可中國的企業面對“制造紅利”的盡頭該如何作為?

　　楊壯認為這“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將會強迫中國改變未來發展方向，中國的制造業必須升級，要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從一般商品的制造能力轉向帶有極大附加值的產品制造能力，“將來不能從頭再來”。

　　曾以蒸汽機、電氣化、重化工和信息化帶領全球遙遙領先的西方國家，如今卻有些能量耗盡。在“新技術革命”的跑道上，中國應與西方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