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快報：街拍鼻祖眼中的“時裝攀高”

　　時尚快報：街拍鼻祖眼中的“時裝攀高”

　　劉裘蒂：新出版的比爾?坎寧漢自傳《時尚攀高》中，這位街拍鼻祖無情批判了社交場上靠華服攀高枝的投機分子。

　　《Vogue》雜志美國版主編安娜?溫圖爾有句名言：“我們所有人都為比爾穿著打扮。”這個比爾，就是在2016年仙逝的《紐約時報》當家時尚攝影師比爾?坎寧漢。

　　美國社交場的視覺歷史

　　比爾?坎寧漢生前以《紐約時報》每周兩個攝影專欄而聞名：《街頭》記錄了他在紐約街道上發(fā)現(xiàn)的時尚流行趨勢;而《晚間》則是對慈善機構(gòu)聚集上流社會的旋風式報道。兩者之間有種美麗的矛盾：前者是平民化的素人寫真，而后者是聚光燈下的名流身影。

　　最近一本叫做《時尚攀高》的新書在美國時尚界再度勾起了對于坎寧漢的回憶。這本坎寧漢的自傳直到他身后才見天日。

　　在紐約，“攀登社會”和“攀登貴圈”是經(jīng)常用來形容社交野心過于充沛的“攀高枝者”的貶義詞，他們竭盡所能結(jié)交權(quán)貴以求在社會階層中爬升到上層。坎寧漢以他的攝影，造就了紐約貴圈：美國名流星期天早上的例行公式便是翻查《風尚》版面，看看自己在社交場合的身影是不是被比爾捕捉?經(jīng)常在坎寧漢的專欄亮相，才算的上是有品位的名流。

　　自從他老人家仙逝之后，紐約的社交晚會少了一個真正的靈魂。

　　曾經(jīng)，即使到了80歲高齡，坎寧漢干干瘦瘦的身影，也是紐約頂級社交圈的標志：一輛自行車、一件法國門房的制服藍夾克、一兩臺相機垂掛頸脖。時尚界奉他為神祗：他的相機以精準敏感的天線抓住了這個時代的脈搏，設(shè)計師、造型師、零售商和時尚編輯都虔誠地拜讀他的專欄，從中獲取靈感。

　　坎寧漢在《紐約時報》工作了近40年，留下了價值100萬美元的龐大檔案，代表了紐約過去半個世紀時尚的視覺歷史。他一生以拍攝意想不到的日常人、社交名流和時尚人士的照片為樂。他不喜歡人為了拍照擺姿勢，或是穿借來的衣裳。

　　《時尚攀高》的問世有一個絕佳拍檔：由馬可?博策克編寫和導演的73分鐘紀錄片《比爾?坎寧漢的時代》，剛在第56屆紐約電影節(jié)舉行首映式。這部精心編輯和快節(jié)奏的電影由莎拉?杰茜卡?帕克敘述旁白，比2010年的紀錄片《比爾?坎寧漢的紐約》更加凸顯坎寧漢的個性。

　　博策克的影片源于1994年他與坎寧漢進行的一次采訪，最初的目的是作為當年美國服裝設(shè)計師公會(CFDA)時尚媒體獎的短片，坎寧漢領(lǐng)獎時提著他不離身的護身符自行車登上舞臺，逗得現(xiàn)場觀眾大樂。

　　1994年博策克突然接到坎寧漢的電話說：“我討厭打擾你，我得到這個愚蠢的CFDA獎，你介意過來為我拍一分鐘的訪談視頻嗎?”結(jié)果在鏡頭前坎寧漢侃侃而談4小時。

　　當坎寧漢去世的消息在Instagram上傳開時，博策克走進他的地下室，找出20年來第一次回顧的舊影片。這部片子的主要風格便是坎寧漢面對鏡頭回溯個人經(jīng)歷的影像，結(jié)合大量坎寧漢的攝影檔案圖片，和描述當時時代背景的圖像和視頻剪輯，仿佛是《時尚攀高》的動態(tài)插圖。

　　在片中，坎寧漢表示他的主要焦點和目標是尋求偉大的風格。他對名人或好萊塢不感興趣，并且駁斥了許多明星的個人風格，包括伊麗莎白?泰勒、萊斯利?卡隆和瓊?克勞福德，唯一的例外是格洛麗亞?斯旺森。他并不認為溫莎公爵夫人有著非凡的個人風格，盡管他非常喜歡公爵迷人的個性。對于他來說，紐約名媛“天鵝女郎”貝比?佩利和杰奎琳?肯尼迪?歐納西斯代表著高度的品味和偉大的風格，他們都是高檔時裝店尼農(nóng)之家的忠誠顧客。

　　坎寧漢曾經(jīng)在尼農(nóng)之家工作，尼農(nóng)之家以授權(quán)復制歐洲名牌為紐約貴婦所鐘愛，銷售高仿的香奈兒、紀梵希和迪奧。他在1950年代的客戶包括瑪麗蓮?夢露、凱薩琳?赫本、和后來的第一夫人杰奎琳?鮑威爾。肯尼迪總統(tǒng)于1963年被暗殺后，應(yīng)杰奎琳?肯尼迪的要求，坎寧漢把一件紅色的Balenciaga巴黎世家套裝染成黑色，變成她透過電視向全世界傳播的歷史性喪服。

　　《時尚攀高》的開頭是一個“心創(chuàng)”事件，也是坎寧漢對于時尚最早的記憶：

　　“我在那兒，4歲時穿著我妹妹最漂亮的衣服。女人的衣服總是讓我的想象力更加刺激。在1933年的那個夏日，當我的背部固定在餐廳的墻上時，我的眼睛往粉紅色的連衣裙上濺滿了淚水，我的母親像打入地獄般地狠狠地揍了我一頓，并威脅我如果再敢穿女孩的衣服，就打斷我的每一根骨頭。”

　　出身保守家庭的哈佛退學生

　　坎寧漢在波士頓郊區(qū)一個嚴格的羅馬天主教家庭長大。他后來表示，他對時尚的興趣始于教會：“我永遠不能專注于星期天的教堂彌撒，因為我會專注看女士的帽子。”童年時期坎寧漢對時尚感興趣，而不是足球，這種偏好使他的父母感到無比尷尬。

　　他最初在波士頓的一家高檔商店邦維特?特勒百貨公司做理貨勤雜工，當他在大一時為了追求他對時尚的熱情想從哈佛大學退學，他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他和父母吵了一個月，總算勉強答應(yīng)讓他暫時完成心愿到紐約闖蕩，希望他不到一個月便因為太寂寞而回到波士頓。

　　坎寧漢于1948年退學，19歲時搬到紐約市，又在邦維特?特勒的紐約店工作，這次是在廣告部門。不久之后，他辭掉了工作，以“威廉J” 的品牌制作帽子。他在60年代初轉(zhuǎn)業(yè)擔任時尚記者。在70年代末期，坎寧漢開始為《紐約時報》自由撰稿。

　　在他的保守家庭看來，坎寧漢追求時尚是“不務(wù)正業(yè)”，在他一生中從未覺得家人曾經(jīng)真正接受他。或許正因為如此，他選擇生前不發(fā)布他的自傳。坎寧漢去世后，他的家人發(fā)現(xiàn)了《時尚攀高》的手稿，這部秘密的回憶錄，勾勒出他在成名之前闖蕩時尚界的旅程。

　　“是的，我?guī)缀鯌M愧地說我生命中從來沒有感到過孤獨。紐約的生活對我而言像是掃過天空的彗星。直到今天，我最喜歡的消遣是觀看人們。這是人生中最偉大的教育之一。”

　　坎寧漢在書中對他的家教束縛和影響直言不諱：“當一個家庭不了解他們孩子的方向，并將他們導引到他們自然的取向，這就是一個罪行。我所有這些瘋狂的想法都可能嚇壞了我可憐的家人，所以他們對我走的方向的每一步都嚴厲打擊。美國社會對兒童的自然創(chuàng)造欲望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為人父母應(yīng)該停止對藝術(shù)感到羞恥，而這種把愛好芭蕾舞、歌劇和設(shè)計領(lǐng)域的男人當成娘娘腔的想法，造成了更多不幸的家庭破裂。如果父母愿意接受每個孩子由上帝賜予的天性，并且停止強迫子女適應(yīng)自己的期望，那么這個國家就會少了一半精神失常的人。”

　　1950年坎寧漢拿到征兵令，他本來為了必須離開他的時尚職業(yè)而沮喪，但是他的天性樂觀，即使再壞的事情他也能看出亮點。于是他立馬開始做被派到法國的夢，并且開始學習法語，他的士兵頭盔上纏繞著花飾。部隊里很多士兵都被調(diào)到亞洲參加韓戰(zhàn)，沒想到他居然被派到德國，后來又機緣巧合因為會幾句“法語”，果真被派到法國兩年。他借此在巴黎看了很多時裝秀，滿足他內(nèi)心的激情。

　　“這些旅行無疑是我一生中接觸不同生活方式的機會，也是時尚的真正原因：設(shè)計師借著了解世界各地女性的日常習慣和工作生活而得到了洞察力。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漂亮的衣服后用不同的面料來復制，但真正的設(shè)計師會更深入地了解服裝設(shè)計的原始起源，發(fā)現(xiàn)其中真正的精神。這與在國際博物館中看藝術(shù)品一樣，你不是要復制它，而是要看到激發(fā)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的本質(zhì)。

　　設(shè)計中最困難的事情是設(shè)計師擺脫他人影響，經(jīng)過漫長而艱難的歲月…… 他們的生活是持續(xù)的挫折，因為他們內(nèi)心深處知道他們并沒有從復制中解脫出來，他們自己的人格簽名從未誕生過。這就是為什么在任何時代真正的原創(chuàng)者少之又少，大多數(shù)設(shè)計師只不過是造型師或優(yōu)秀的編輯。”

　　坎寧漢通過在《紐約時報》的照片中表明，時尚風格并不取決于金錢或地位，從而使時尚民主化。對他而言，“風格”比“時尚”更重要。

　　坎寧漢時尚教育正好與美國戰(zhàn)后的黃金時代重疊。1945年到1970年是公認為美國國力最昌盛無敵的時候，美國社會的爆發(fā)力造就了新出爐的“貴圈”，直到70年代后才平緩。

　　“二戰(zhàn)”期間美國社會經(jīng)歷了巨大的財富變化，使上流社會名錄中的一半名字變得貧窮。坎寧漢以他犀利的眼光，評估了美國社會的變遷：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時尚圍繞著電影，而1950年代和1960年代時尚的靈感來自社會。隨著克里斯汀?迪奧1947年“新風貌”的誕生，“時尚攀高”取代了“社會攀高”。

　　企圖以時尚重建上流社會秩序的“入侵者”，每年都會在馬戲團桌上推出更加引人入勝的羽毛。到了1958年，企圖維系舊秩序的舊富成功反擊，穿著第一件純金串珠禮服亮相，對抗入侵者的薄紗和錦緞。

　　女帽設(shè)計師

　　我認為坎寧漢不愿意在生前發(fā)表這部自傳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對美國社交圈的誠實批判。這位以《紐約時報》時尚周記著名的觀察者寫道：“在你閱讀的所有精彩派對中，85%的客人不會去享受自己，而是去磨蹭和攀高，并炫耀自己的財富。這些可憐的魔鬼出城不是為了放松和樂趣，而是作為一種只有陸軍將軍在戰(zhàn)斗中才知道的挑戰(zhàn)……哦，我多么渴望重回我年輕的時代，那時候女人穿著可人的衣服，只是為了純粹的快樂和取悅她們的朋友。”

　　1950年代掀起了紐約慈善晚會的序幕，與美國國力息息相關(guān)，演變成美國/紐約獨特的傳統(tǒng)，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城市有如此頻繁的高端社交活動，也沒有與慈善和商業(yè)緊密聯(lián)系的生態(tài)。而坎寧漢變成這個傳統(tǒng)的見證者和記錄者。但是坎寧漢透視了璀璨華服背后的社會競爭和矯飾，他表示對于“以時尚攀登貴圈”的不屑：

　　“我開創(chuàng)自己的事業(yè)的主要原因是，通過讓女性成為自己和目擊者的靈感，來為世界帶來幸福。我希望時尚帶來快樂，但是天哪，我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的旅程充滿了荊棘，女人想用時尚在朋友圈顯擺，攀登社交梯子，而不是純粹地享受。社交攀高向來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紐約社會的競技，當時奢華的夜總會變成了原本私密社會的游樂場。我立刻感覺到新的游戲是時尚攀高。因為我們沒有美國國王和王后，也沒有德克薩斯公爵夫人和布魯克林公爵，所以社會階層只有一個可能的區(qū)別符號：時尚。”

　　然而，坎寧漢發(fā)覺他的美學和美國的時尚攀高格格不入：“我的設(shè)計太原創(chuàng)了，(優(yōu)雅的女士們)害怕被批評，被認為是來自貧民窟。真正的創(chuàng)造者的道路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起初幾乎沒有任何報酬。這是一場激烈的戰(zhàn)斗，但成功地創(chuàng)造你真正相信的東西是如此值得的念想，這使得時尚階梯成為天堂之門。”

　　我認為坎寧漢生存在兩極的沖突矛盾之間，正如他的兩個專欄：一方面他向往絕對精致的時尚，這些制作精良、工藝完美的作品需要用大量的財富來供養(yǎng);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對于時尚卻有完全民主的看法，這也就是為什么他成為街拍的始祖。最后，他決定關(guān)掉帽子的生意，因為女士已經(jīng)不時興戴帽子了，而戴帽子的女士通常對時尚的態(tài)度都很保守。

　　“到1960年，我知道女帽行業(yè)已經(jīng)過時。我仍然可以靠戴帽子的老年婦女謀生，但我覺得這對雄心勃勃的我來說不是個日子。更不用說我一直跟我的客戶起沖突， 她們想要沉悶、無趣的帽子，而我想要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形狀。我們水火不容。”

　　“鄰居會怎么想?”坎寧漢的父母都沉迷于這樣的問題，坎寧漢在字里行間透露出對這種狹隘思維的反擊。雖然這種心態(tài)攻陷了他波士頓郊區(qū)的天主教家庭，但是紐約的豪族在品味上也經(jīng)常犯了同樣羊群心態(tài)的顧忌：“鄰居會怎么想?”

　　“沒有人會去瓶裝品味。這是你天生就有的感覺，如果你聰明的話，就像一朵珍稀的花一樣，通過生活來培養(yǎng)。”

　　坎寧漢自己一直在“原創(chuàng)”和“拷貝”之間搏斗。他設(shè)計女帽的過程直到1955年的秋季系列，才覺得從外界的影響中釋放出內(nèi)心的自我，而這個啟示經(jīng)歷了相當尷尬的過程，卻讓他永遠感激不盡。當時《紐約時報》在時尚版面的突出位置有張照片顯示坎寧漢設(shè)計的一款鋸齒帽緣的作品，同頁還有名設(shè)計師阿道夫的作品，鋸齒狀的帽緣是坎寧漢從阿道夫上一季的帽子設(shè)計中學來的一個想法。

　　坎寧漢回憶他看到自己“抄襲”來的設(shè)計，與原創(chuàng)者并列時的尷尬：“無論如何，當我看到冠著我名字的帽子時，我感到非常慚愧和恥辱，我發(fā)誓再也不會受到他人影響，無論我自己的想法多么失敗。從此我只要表達我內(nèi)心深處的感受和想法。從那一刻起，我就被釋放了，從那天起，我在設(shè)計中享受地球上沒有任何地獄可以毀滅的幸福。我創(chuàng)造了最好的帽子，經(jīng)常在巴黎之前幾年預測到流行趨勢。只有當設(shè)計師逃避模仿之時，他們才能設(shè)計出他們之前完全渾然不知的內(nèi)心事物。

　　這就是為什么我從不相信所謂專業(yè)人士的意見，因為他們大多數(shù)人在賣座之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坎寧漢認為人云亦云的跟風心態(tài)，是美國設(shè)計界的最大弱點，買家和媒體經(jīng)常不會在較小的品牌里認出新意，反而視之為怪物，直到他們看到小品牌的創(chuàng)意被大牌設(shè)計師抄襲。有一回坎寧漢展示花朵從頭頂狂放出來的春帽設(shè)計，商店的買手一甩頭便走出坎寧漢的小鋪，尖叫道：“可笑!用你的才能賣淫!”但是一個月后巴黎的頂級商店展示了類似的設(shè)計，“我仍然保留著他們瘋狂的電報，催促我把十幾頂之前所謂的‘荒謬想法’趕緊送到他們的店里。”

　　即使隨著業(yè)務(wù)的增長，坎寧漢自認為力作的帽子從未被廣泛接受。其中的麻煩似乎是這些設(shè)計似乎過于“前衛(wèi)”，比同時代的口味提前兩年或幾年，人們還沒有為這些想法做好準備。坎寧漢把設(shè)計的時間性與股票市場對比，“時間是設(shè)計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與華爾街的股票市場完全一樣。服裝設(shè)計師諾曼?諾雷爾擁有最完美的時機感，他知道公眾何時準備接受一個新想法。我觀察了他很長一段時間，這是他對時尚界的主要貢獻之一。對我來說，我從來對時機感毫不在乎，也從不明白這意味著什么。事實上，我常為驚世駭俗的先進創(chuàng)意而自喜，這絕對不利于商業(yè)。”

　　“與任何商業(yè)一樣，有一小群可人、彬彬有禮的客戶，讓生活更有價值。不幸的是，購買高級時裝的女性中有65%表現(xiàn)得像星條旗母狗，從不滿足，并且千方百計地玩弄殺價的伎倆，越便宜越好，卻要求最好的質(zhì)量和三倍的服務(wù)。高級時裝的障礙之一是它吸引了最雄心勃勃的社交攀高者：炫耀、勢利、偏執(zhí)和自我主義者。這些女性認為自己是‘社交’，我卻認為她們是虛假的社交邊緣，她們是高級時裝業(yè)的頭號殺手。

　　“有時甚至我自己都害怕接受我的潛意識里的靈感，因為害怕被人嘲笑，但無論一個想法在其構(gòu)思中多么狂野或粗俗，五年之內(nèi)肯定會有人有同樣的想法。我對任何有創(chuàng)意的人的建議是：永不退縮。”

　　坎寧漢在世時，我很榮幸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他的報道中十多次。我很驚訝地發(fā)現(xiàn)，居然有這么多人，我想不到的朋友都關(guān)注他的欄目。我也經(jīng)常在社交場合中有機會和他聊聊。他每次見到我就叫我“孩子”。

　　坎寧漢去世后的第一個紐約時裝周，在時裝秀的秀場，接近100名攝影師和錄像師集體穿上了坎寧漢的標志性法國門房的藍夾克，向這位逝去的前輩致敬!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2年坎寧漢獲得了卡內(nèi)基音樂廳的終生成就獎?wù)隆Ｔ谌A爾道夫酒店舉行的頒獎典禮，邀請函上寫著“請為比爾穿著打扮而來”。這是少數(shù)時候我看到坎寧漢沒有穿著他的藍夾克，而是一身黑白宴會服。

　　當我站在坎寧漢的身旁，頓時圍觀記者的閃爍鎂光燈此起彼落，坎寧漢不自主地舉起了胸前掛的相機反拍回去。那張照片隔天成為《華爾街日報》、《紐約雜志》以及其他媒體的頭條標題圖。

　　對我來說，獎杯的光環(huán)之外，那才是真正的比爾，是我認識的低調(diào)又精彩的坎寧漢，真正不過時的永久時尚：渾然忘我的敬業(yè)精神，專注在自己工作時的凝神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