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發布紡織行業一線職工收入狀況

　　近年來，紡織行業薪酬水平普遍較低，與職工預期有較大差距。與此同時，企業普遍面臨招工難、留人難、貸款難等發展困境，一些企業選擇“走出去”到中西部地區、東南亞或非洲等投資辦廠。今年7月到11月，江蘇省財貿輕紡工會聯合省產業工人發展研究中心、省紡織工業協會組織專項課題組，對紡織行業78家企業三千多名職工的收入狀況、工資水平影響因素等進行了深度調研分析。日前，《2021年江蘇省紡織行業一線職工收入狀況調查報告》出爐。

　　江蘇省現有7200多家規模以上紡織企業，有350多萬從業人員，紡織產業總量連續37年位居全國第一。這次調研得出的數據，折射出職工收入與招工難、留人難等問題的內在聯系，為行業、企業進一步促進職工體面勞動，推動產業健康發展，提供了依據與參考。

　　職工月收入實發4739元

　　調查的3138位(含問卷調查及電話追蹤訪問)職工樣本中，2020年全年平均應發工資為63817元，同比2019年增加5882元，增長10.2%，月平均5318元。全年平均實發工資為56872元，同比增加5709元，增長11.2%，月平均4739元。

　　2020年有30%的樣本職工持有技能等級證書，年實發工資中位數60000元，比未持有證書的職工多5000元。職工持有的資格等級證書越高，實發工資越高。未持有證書和持有初級工證書的職工收入差距不明顯，可見持有初級工證書對收入影響較小。

　　調研發現，從業工齡5-10年收入水平達最高。不同年齡段職工2020年實發工資中位數，31～40歲達到最高，為58000元，而41～60歲出現回落現象。主要體現了企業收入分配向車間一線傾斜的政策。

　　全省紡織企業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情況基本實現全覆蓋，高達94.4%。有九成以上的職工所在企業為其繳納“五險”，其中繳納公積金的占比為62.1%，比2019年提高10.8%。

　　2020年全省有八成的職工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其中合同期限“3年(含)以上”占比較高，為43.4%，其次是“3年以下”，占比為32.5%，“無固定期限”的占比是24.1%。勞動合同中關于報酬約定的情況，主要是“約定了底薪、績效獎金、提成、年終獎等詳細的工資制度”，占24.4%；其次是“只約定了底薪的數額,不涉及約定獎金、年終獎等內容”，占16.7%。

　　通過2018-2020年調查數據發現，職工收入相比上一年保持不變的逐步下降；有所增加的情況占60%；收入相比下降的增加了3.2%，主要是受疫情影響所致。

　　針對開展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大部分職工對此充滿期待，占比達74.2%。此外有15.6%的職工認為提高產業工人地位的難度比較大。只有近一成的職工對此認為做不到“無所謂”。紡織行業的絕大多數職工希望能通過產改，提高自身的地位。

　　關于職工當前最期盼點，有八成以上的職工表示希望增加工資，其次7.8%的職工希望提升技能，4.6%的職工希望縮小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收入差距。可見目前提高整體紡織行業一線職工的收入水平，仍是大部分職工的心聲。

　　收入水平與職工預期有差距

　　近3年來，職工工資年均增幅都在10%以上，超過了全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增長指數。但同時數據顯示，2020年平均工資為63817元，遠低于全省城鎮非私營在崗職工平均工資106034元。而且這一工資水平還是建立在紡織行業普遍存在的超時加班的基礎上，因此，實際的工資標準可能更低。較低的工資水平導致職工對工資的滿意度評價不高，多個數據顯示職工對增漲工資的期盼極為強烈。調研數據顯示，職工收入水平與職工學歷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表明學歷越高工資越高，這對入職階段的職工素質提升有引導作用。但職工入職以后的職業技能等級提升是職工素質提升的重要方面，樣本數據顯示，高技能職工收入明顯高于非高技能職工，但在無技能等級與初級工之間工資差別并不明顯，而在部分企業技師與高級技師之間甚至出現了工資倒掛，導致高技能職工的收入滿意度低于非高技能職工，這勢必影響職工提升技能等級的積極性。

　　全省紡織行業收入最高的職工群體特征為：本科學歷、取得技師資格等級證書、企業工齡在5-10年之間、年齡在31-40歲之間的職工。40歲以上的職工，隨著工齡的增加，工資收入并沒有得到同步的增長，而現實生活中這部分職工的生活開支卻在不斷增加，這直接影響了職工生活品質的提升，也會影響職工隊伍的穩定性。因此，雖然2020年職工流失情況有所減少，但仍有40.9%的職工在是否“愿意繼續從事紡織行業工作”的問題中選擇了“看情況”這一選項，顯示出對長期從業的信心不足，而缺乏發展機會，薪資水平不滿意是一個重要原因。

　　全省紡織企業社保繳納覆蓋率較高，基本能夠實現“五險”全保，但絕大多數職工是按照社保繳費基數下限進行繳費，近三年按全部應發工資繳費的職工不足兩成。這在短期內對職工收入的影響可能不會太大，但遇有職工退休等情形時，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收入差距勢必進一步拉大，造成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有悖于共同富裕原則。

　　招工難、留人難、貸款難，紡織企業經營壓力加大

　　調研認為，紡織行業職工收入，受到一些因素影響。美元貶值，使紡織品出口優勢減弱，海洋運輸價格飚升，一柜難求。為此不少紡織企業不得不到東南亞、到非洲辦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居家辦公”“非必要不出門”等舉措，抑制了消費需求，內需和出口增速放緩；棉花等原材料價格高位波動，成品價格無法同步上漲，能源動力緊張，全省紡織企業大面積錯峰用電，部分區域拉閘限電，導致企業不敢接單。紡織企業長期面臨招工難留人難，職工培訓等用工成本增加，紡織企業經營壓力加大。這些都免不了向勞動者轉移壓力。

　　近年來，印染等行業的排放標準不斷提高，倒逼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從2021年1月起，最低繳費基數由3800元/月上升到4250元/月，企業“五險一金”繳納成本將增加26%；進行綠色化、數字化車間改造，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是緩解招工難、提高生產效率的重要途徑，但紡織企業利潤薄，銀行嚴格控制紡織企業貸款，“招工難”和“貸款難”制約著企業的發展。

　　紡織從業人員收入只有制造業的80%，與金融行業、IT行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63.5%的職工被按“社保繳費基數下限”繳費，即使退休依然“進入社會底層”；工資收入低、加班加點多等因素，使年輕人對紡織業望而卻步，職工隊伍年齡斷層；一些企業管理粗放，存在收入預期、職業發展的“天花板”。

　　全省紡織企業農民工多，82.8%是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70%的職工沒有資格等級證書；紡織行業低端產能過剩，產品同質化嚴重，甚至相互打價格戰；除一些知名品牌外，不少企業都是貼牌加工，產品附加值低；部分企業裝備陳舊、工藝落后，車間噪音大、粉塵大，勞動生產率不高；相當多的企業靠加班加點拼時間、拼人力，只要不跳槽，就不主動增加職工工資。

　　要切實增強職工獲得感，推動實現體面勞動

　　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提出要提高產業工人的經濟地位，紡織一線職工迫切希望增加工資。但這項工作涉及面廣，“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此次調研提出了一些建議。

　　要加強頂層設計，提升紡織產業國際競爭力。當前我國紡織總量世界第一，要抓住機遇，通過紡織行業協會、行業工會組織，在國際市場上發聲，增強紡織產品國際定價權、標準制定權；要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抵制“新疆棉”制品等問題，制定反制措施，保障紡織企業的正常的生產經營和紡織工人的就業崗位，避免紡織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單打獨斗甚至相互壓價。要加強紡織品牌建設，引領企業逐步改變貼牌加工的現狀，實現紡織大省向紡織強省、紡織大國向紡織強國的轉變，要通過品牌建設，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擴大職工增加工資的利潤空間。要提升紡織行業的準入門檻，通過對技術含量、綠色發展、節能降耗等方面的審核把關，防止新增低端產能，形成惡性競爭。要推動數字化車間的建設，研究無錫一棉集團、南通大生集團等企業建設數字化車間的經驗，緩解企業招工難，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要狠抓政策落實，推動建設紡織強省。圍繞江蘇省政府重點扶持的高端紡織等13個產業集群，在企業融資、人才的培養和引進、重大技術改造等方面，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要大力推動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加大投入，配強師資，增加實訓基地，提高職業院校專業設置與產業發展需求的匹配度，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為培養未來的產業工人和在職職工的繼續教育凝心聚力。要加強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宣傳“技高者多得、多勞者多得”的價值導向；組織紡織企業經營者開展“愛國企業家”張謇事跡的研討，依法合規經營，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確立共同富裕的理念，做得到社會認可、符合時代要求的企業家；大力宣傳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營造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氛圍。

　　要切實增強職工獲得感，推動實現體面勞動。要積極推動紡織行業、企業集體協商，落實《江蘇省集體合同條例》，探索制定紡織行業集體協商指導意見，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作用，推動紡織行業、企業圍繞行業最低工資標準、紡織技能人才最低工資標準、工資增長線、勞動時間、休息休假等方面，開展行業、企業集體協商。要加強勞動執法檢查，督促紡織企業在勞動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勞動安全衛生等方面，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要暢通職工發展通道，針對職業發展的“天花板”現象，設立管理、技術、技能、銷售等四個通道，建立能級工資制度，引領職工“要漲工資，先長本領”，使最優秀的職工能享受到企業中層、甚至副總級經濟待遇。要反映職工合理訴求，通過職工代表提案等形式，加強職代會機制建設；要調動職工積極性，加大職工參與QC攻關、技術改革等活動的獎勵力度；要反映紡織行業職工與其他行業、特別是與機關事業單位收入差距拉大的現狀，推動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