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錢之光誕辰120周年，錢之光：新中國紡織工業奠基人（一）

　　編者按：2020年是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新中國紡織工業的奠基人，原紡織工業部部長錢之光同志誕辰120周年。在革命戰爭年代，他為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勛。新中國建立后，錢之光同志在領導我國紡織工業發展的過程中，以遠見卓識和求真務實的精神，率領紡織工業廣大干部職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開辟我國紡織工業的發展道路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新中國紡織工業的奠基人。值此之際，《中國紡織報》特開展“新中國紡織工業的奠基人——紀念錢之光誕辰120周年”系列報道，緬懷他對新中國紡織工業發展所做出的豐功偉績。從今天開始，我們節選《錢之光傳》的部分內容進行連載，回顧錢老作為新中國紡織工業奠基人艱苦奮斗和無私奉獻的那段歷史。

　　序曲

　　1955年初。中南海瀛臺。紡織工業部在這里辦了一個供中央領導觀看的別開生面的小型展覽會。

　　錢之光的這一特殊舉措，源于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這一指示是在此前一個月，由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親自給紡織工業部電話通知的。

　　錢之光遵照這一指示，馬上抓緊行動，找來曾在延安辦過毛紡廠，新中國成立后在紡織工業部業務司當了幾年副司長，既懂生產又熟悉經營的李正光，共同研究如何辦好這個特別的小型紡織展覽，并很快做出決定：分“原料”“紡織生產流程”“紡織機械重要部件”和“產品”四大部分展出。“生產流程”部分，因大型全套新設備展出不便，就選出主要工序有代表性的單機臺展出，如梳棉機、細紗機、織布機等。這樣既便于安裝，又可現場操作表演。方案確定后，由于抓得緊，僅用一個多月時間，便在中南海瀛臺辦起了這個展覽會。李正光在現場主持，還安排了操作員和講解員。

　　毛澤東主席看了將近三個小時。看完后對錢之光說：“你們搞的不錯，很有收獲。”

　　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在參觀時，也隨時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朱德稱贊紡織系統自力更生搞工業建設。他對錢之光說：“你們自己搞設備，開了一個好例子。”

　　劉少奇對錢之光說：“依賴別人是靠不住的。但重要的關鍵部件和有的原材料國內不能供應的，可以進口一點。”

　　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看到紡織品種類很多，棉、毛、麻、絲，琳瑯滿目，都說我們的紡織品質量和品種花色都不錯。對于紡織品出口換匯情況，更為關注。當時紡織品出口創匯一般占全國外貿出口總額的20%~25%，是中國的大宗出口產品。

　　中央對紡織工業如此關心，激勵著錢之光領導全國紡織職工一步一個腳印地把祖國建成了衣被天下的紡織大國；并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紡織人立志建設紡織強國。

　　錢之光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

　　錢之光在其貫穿大革命、十年內戰、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的20多年革命生涯中，不僅以其英勇、機智、干練和忠誠、清廉，還以其卓越的理財能力和經貿工作領導能力，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好評。在革命勝利在望的前夜，錢之光圓滿完成在香港“發展海外經濟關系”和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重大使命后，1949年春夏之交時回到北平不久，即由中央直接安排到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在陳云直接領導下，參與新中國開國前后一系列最緊迫的宏觀經濟管理工作，并由此開始了管理現代工業的新征程。

　　決定上海紗廠不搬家

　　由于人民革命戰爭正在取得全國范圍的勝利，為了盡可能迅速地有計劃地恢復與發展經濟，借以供給人民革命戰爭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在決定進城后財經工作大政方針的同時，決定建立中財委，并建立若干中央財政經濟部門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6月4日，周恩來在北平飯店主持召開會議，宣布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陳云、薄一波負責籌備組織中財委，暫時屬中央軍委領導，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領導。

　　經過緊張的籌備，中財委組建完成。7月12日，陳云主持召開成立會議，宣布中財委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并組成，陳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中財委本身有六局一處：計劃局、人事局、技術局、私營企業事務局、合作事業管理局、外資企業管理局和秘書處。下屬13個處、行、署、部、會：中央財政處、中國人民銀行、中央海關總署、中央商業處、中央鐵道部、中央交通處、中央燃料處、中央金屬處、中央紡織業處、中央工業處、中央農業處、中央林業處和中央水利委員會。

　　當時，上海和全國經濟情況都非常困難。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是一堆爛攤子，國庫空虛，生產停頓，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新中國尚未建立，百萬大軍正向全國新解放區推進，軍需民用供應極為緊張，還要修復鐵路，維持工農業生產，而稅收有限，財政入不敷出，靠發行貨幣支持，物價隨之上漲。如何解救上海當時的危急，如何克服全國財政經濟困難，是擺在中財委面前十分緊迫的重大問題。

　　在籌備建立中財委的同時，陳云已開始考慮并處理全國性的財政經濟問題。如城市生產的恢復，特別是紡織廠的開工及解決作為原料的棉花問題，金融物價問題，交通運輸的恢復與發展問題，等等。上海解放前夕，陳云就已提出，要充分認識到上海解放后“維持上海紡織開工之重要性。”他說：“估計到三個月內購買3萬噸左右的棉花，將有四五百億元的發行，因此可以助長物價若干波動的，但上海紡織之開工與一時蘇鄂物價之波動相較，前者利大弊小。同時估計到購棉款散于兩省的許多縣，并非集中一地。又估計到有了棉花，即可以紗布在市面回籠。總之利多害少。”當時，上海的輕紡工業占上海工業產值的74%，上海的紡織廠紗錠229萬占全國的40%，貿易額占全國的一半。上海紡織廠的紗錠如果停轉，不僅將影響上海的經濟，而且會嚴重影響全國經濟。以增發人民幣收購棉花來保證上海紗錠運轉，這是陳云根據面對的復雜局面權衡利弊后作出的決策。5月21日，陳云應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之約到自己住所談了幾個小時，聽取他們對經濟工作的意見。他們提出：“向香港商人購買棉花應盡快著手。”陳云就請章乃器代他起草給香港錢之光的電報稿，加以落實。

　　上海解放后不久，銀元投機猖獗，占領著市場，人民幣擠不進去。后來，武漢也發生同樣情況。上海市軍管會同上海舊經濟勢力之間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銀元之戰”，并采取斷然措施，政治手段、經濟手段、宣傳攻勢三管齊下，取得了勝利，為日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創造良好的開端。上海市場物價平靜了10多天。由于貨幣流量猛增、海口遭封鎖，投機家由銀元轉向“二白一黑”(大米、紗布和煤炭)，物價又開始波動。上海等地人民普遍擔心經濟進一步惡化，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7月初，中共中央華中局致電中央，提議召開華東、華北、華中三大區的金融貿易會議。陳云贊成，并提出在上海召開，請東北、西北也派人參加。為什么要在上海開？陳云認為：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東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國經濟穩不住；調查全國性的財政經濟情況，提出解決的辦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國財政經濟的困難。于是，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各區金融貿易會議，并研究秋征稅收和財政開支問題。

　　中共中央華東局請陳云提前幾天到上海為會議作準備。7月19日，陳云帶領宋劭文、錢之光、曹菊如、章乃器、千家駒和秘書周太和等乘火車從北平去上海。抵達上海后，連續四天一邊聽匯報、調查研究，一邊為會議作準備。初步摸清了上海和各大區財政收支，糧食、棉花積存，黃金銀元外鈔庫存，貨幣發行和流通等情況以及物價上漲趨勢，并與幾個大區的財經負責同志交換意見。陳云據此認為：解決全國的困難，必須從上海突破。于是提出“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集中優勢力量，先解決上海問題。這一提議，得到各大區財經負責人的贊同，為開好會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7月27日，財經會議正式開始，分綜合、金融、貿易、財政四個小組進行討論。8月8日，陳云綜合四個小組初步討論的意見，在大會上講話，提出克服財政經濟嚴重困難的初步看法。

　　由于敵機轟炸，一日數驚，出海港口又被美帝國主義的軍艦封鎖，使進出口中斷，生產困難，因此，上海曾向中央提出進行疏散的意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后，提出上海問題須從農村、精簡、疏散三方面著手才能解決，并請上海與陳云商量后提出一個具體方案交中央討論。陳云也曾打算從上海遷移一部分工廠、學校到東北，因此，陳云在8月8日的講話中就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

　　經與會同志深入討論，反復比較，8月15日即會議的最后一天，陳云作了總結，其中就上述問題作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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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紗廠生產問題。上海紗廠搬不搬，這個問題應該決定下來。如果工廠搬家，那里需要有廠房、動力以及輔助工業等。搬了，這里工人失了業，那里半年也開不了工。因此，我們決定不搬了，要全力維持生產。現在維持生產雖有困難，但尚有維持的條件。可以設想，把現有紗錠數打八五折(這是正常狀況)，然后再打個八折，即每周開工五天五夜。究竟能維持到什么程度，今天還不能定，要等棉花下來后再說。假使紗布賣不出去怎么辦？準備兩手：第一，賠本出售，有意識地組織出口，目的是為了換回東西；第二，假使美帝國主義封鎖，不能出口，就多發些票子把紗布囤積起來。這兩條路走不通，才考慮停工問題。當然，還可以看看有無別的出路。現在心要定下來，就按這個方針布置工作。

　　三、收購土產及資金問題。……組織統一的花紗布公司，由中財委直接領導。華東有紗廠，最好是以紗布去換棉花。華東的同志說，如不由中央統一管理，華東以紗布或鈔票不一定能換來棉花，有的工廠也可能將紗布囤積起來不賣。他們要求把紗布交中央統一掌握，由中央統一供應棉花。這就需要設立一個由中財委直接領導的花紗布公司。有了這樣一個公司，還可以保證順利實現鈔票回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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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保證上海的供應問題。……現在上海的問題，是有無大米，有無棉花，而其關鍵是有無運力，把大米和棉花運進來。……華北、華東、華中都要保證棉花收購計劃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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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召開各系統的專門會議。這次上海會議后，要召開一些專門會議：……貿易會議，討論棉花收購問題；物價會議，討論價格政策，最重要的是工農業產品比價。工農業產品比價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同農民的關系問題。過去在東北，我們有過教訓。如前年規定12斤糧等于1斤棉花，結果農民都不種棉花了。去年改為13斤糧等于1斤棉花，還規定了種棉花免繳公糧，農民便積極種棉花。這說明，價格政策很重要，必須注意研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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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財經會議結束后，陳云仍留在上海繼續探討如何落實會議各項決定。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陳云在上海召開了多次座談會，其中有上海產業界代表座談會，上海紡織業代表座談會。與會人員對共產黨采取的克服暫時困難的各種措施表示擁護。

　　陳云回到北平后，9月2日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了上海財經會議情況。9月3日，毛澤東致信華東局說：“中央同意此次上海會議決定的總方針及許多具體辦法。我們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余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后能夠維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

　　上海財經會議的召開，為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發揮了重要作用。

　　9月份，中財委把華北貿易總公司改組為花紗布、糧食、土產等11個專業公司。當時出任花紗布公司副經理的祝華(曾是錢之光在大連創辦的“中華貿易總公司”和香港華潤公司的業務骨干)，就是由錢之光提名推薦的。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任命陳云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馬寅初為副主任。

　　10月2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在“九爺府”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有31人，列席者有18人。錢之光出席、張琴秋列席了這次成立大會。

　　主持第一次全國棉花會議

　　1949年8月上海財經會議確定，在會后要召開各系統的專門會議，落實上海財經會議決定的方針及克服困難的辦法。

　　錢之光隨同陳云在上海參加財經會議后，回到北平不久，中財委就授權他主持召開棉花會議。

　　這次棉花會議是在中財委所在地——北平朝陽門內“九爺府”第一進西廊會議室召開的。會議從9月22日開到9月29日。參加會議的有上海中紡公司副總經理吳味經(紡織纖維專家，號稱“棉花大王”)以及河北、江蘇、河南和解放不久的湖北荊州地區的代表共30多人，絕大部分是歷久從事棉花工作的人。會議工作人員有俞鯉庭、蔡承祖、王華生等。

　　這次棉花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根據上海財經會議的決定，就本年度原棉收購與供應問題，原棉加工檢驗分級問題，擴大明年棉田改良品種問題，以及成品調劑促進城鄉交流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解決的具體辦法。與會代表暢所欲言，從回顧我國棉花的發展歷程、棉花的現狀談起。中國自元、明、清以來，以至民國時期，各朝各代都很重視棉花種植。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機器棉紡織業的迅速發展，黃河、長江流域各省更是把棉花種植放在僅次于糧食作物的重要位置。1936年全國棉田5357萬畝，棉花總產量1700萬擔(85萬噸)。同年，全國紗廠(不包括土紡土織和絮棉)使用國產棉1081.4萬擔(54萬噸)；就當時總規模為510萬紡錠的機器棉紡織業而言，原料基本能自給。但其后由于長期戰亂，加以棉種退化、植棉技術停滯不前，生產嚴重萎縮，1949年全國棉花總產量889萬擔(44.45萬噸)，僅為同年美國棉花總產量的1/8左右。1949年在全國各地紗廠開工率很低的情況下，原棉自給率已銳減至40%以下。1949年夏秋，上海、天津、青島等主要紡織工業基地的紗廠，幾乎主要靠庫存外棉維持生產。再加以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恢復、發展棉花生產更成了當時中國最緊迫的經濟問題之一，會議就此提出了許多積極建議和有益意見。

　　在錢之光主持下，加以歸納綜合，形成了共識。9月30日錢之光作了會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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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工業在全國輕工業中占最大的比重，過去一部分的原棉依賴帝國主義國家供給，本國棉產未能適應需要迅速發展。目前主要產棉區及各紡織工業中心已經解放，為了改變紡織工業的殖民地性，維持和恢復紡織生產，以促進人民經濟的發展，并為維持和相當改善廣大紡織職工的生活，因此本年度原棉供應問題的解決，不僅是單純的采購問題，而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工作。

　　中央財經委員會此次召開棉花會議，系根據上述認識，并根據本年8月上海會議的決定，進一步研究本年度原棉收購與供應問題，原棉加工檢驗分級問題，擴大明年棉田改良品種問題，以及成品調劑促進城鄉交流等問題。經過與會代表七八天的深入討論，確定了各產棉地區要大力加強收購和調運棉花，支援上海、青島、天津等地的紡織生產，以保持社會穩定，同時，就迅速恢復和發展棉花生產，提出4條建議：

　　一、擴大棉田種植面積，1950年擴大到約5400萬畝，大體上恢復到1936年的水平，以適應現有棉紡織廠生產的需要。

　　二、適當調整糧棉比價，暫定為八比一，即以標準級(長度7/8英寸，品級中級)每斤皮棉折合小米八斤，以照顧棉農利益，獎勵棉農的生產積極性。

　　三、抓緊改良棉種。選擇美國培育成功的斯字棉、岱字棉等優良品種，作為棉種改良的方向。并決定將這項重要任務交棉花專家吳味經主辦。并請吳味經設法將解放前滯留在香港的斯字棉、岱字棉棉種追回，迅速分發各產棉省用于棉種改良。

　　四、盡快建立棉花檢驗機構，開展棉花檢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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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后，錢之光將會議情況和一致通過的4條建議，寫成會議紀要報中財委批。這項工作本來就是陳云親自交代錢之光辦的，而且《紀要》中提的四條建議是如此務實、具體并具有可操作性，很快就作為中財委的決定在全國貫徹執行。這不僅對建國初期恢復、發展棉花生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且，對中國植棉業其后的大發展，產生了歷史性的重要作用。

　　半個世紀后，當年參加這次會議工作的俞鯉庭，在撰文紀念錢老百年誕辰時寫下了如下一段話：“會議雖然是以中財委名義召開的，但短短幾天，在錢之光同志主持下，匯集專家們的多種意見，加以歸納綜合，形成統一意志，開創了棉種改良、種棉數量、糧棉比價，以至建立棉花檢驗(機構)等(新局面)，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跡。”

　　全國棉花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在這個光輝日子里，錢之光參加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棉花會議的代表和工作人員，也在中財委的關心下，在天安門御河橋邊參加觀禮。

　　“紗布之戰”

　　1949年6月，上海市軍管會采取斷然措施，在同舊經濟勢力“銀元之戰”的交鋒中取得了勝利，上海市場物價平靜了十多天。投機家由銀元投機轉向大米、紗布和煤炭投機，物價又開始波動。上海等地人民普遍擔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各地財經工作人員也感到形勢嚴重，要求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上海財經會議期間，為應對投機資本的挑戰，抑制物價波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其中如：上海紗廠不搬家，要全力維持生產；以增發人民幣收購棉花來保證上海紗錠運轉；組織統一的花紗布公司，對紡織廠統一供應棉花，統一收購紗布產品；恢復和發展交通，讓煤、糧、棉等物資能運進上海，上海的工業品能運出去，……使國家能掌握足夠數量的糧食、紗布，成為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主要手段。會后兩個月內各地物價相對平穩。

　　1949年10月15日，物價漲風再起。上海、武漢由紗布帶頭，天津由糧食帶頭。對此，中財委于11月1日、5日接連召開兩次委員會議，陳云同與會者一起分析物價猛漲的原因，討論收縮通貨、拋售物資、加強市場管理的辦法，并且慎重地選擇采取制止物價上漲措施的時機。11月13日，中財委向各地下達了經周恩來、毛澤東簽發的12條指令，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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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為保證漢口及湘粵紗布供應，派錢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紗布存量，以便行動。同時催促華中棉花東運，保證上海生產紗布所需的原料。

　　第四條，由西北財委派員將隴海路沿線積存之紗布盡速運到西安。

　　第五條，財政部須自11月16日至30日于德石鐵路以北及平原省(舊省名)撥交貿易部2.1億斤公糧，以應付棉產區所需的糧食銷售。

　　第六條，人民銀行總行及各主要分行自電到日起，除中財委及各地財委認為特殊需要而批準者外，其他貸款一律暫停。在此期內，應按約收回貸款。

　　第十一條，目前各地貿易公司，除必須應付門售者外，暫時不宜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應從各方調售主要物資于主要地點，并力爭于11月25日(至遲30日)完成；預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國主要城市一齊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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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身為中財委委員、10月19日剛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中共黨組書記的錢之光，受中財委指派，先后到上海、漢口適當調度兩地庫存紗布，以落實中財委的決定。他在上海摸清紗布生產、庫存和市場情況后，將上海部分庫存紗布調往漢口，并親自押車。當紗布運抵漢口后，中共中央華中局財委劉一清、曾傳六等看到倉庫內堆滿了紗布都十分高興。這批紗布保證了武漢市場在11月底、12月初實現全國主要城市統一行動，大量拋售，從而穩定了物價。錢之光把這批紗布交給中共中央華中局財委后，返回北京，繼續進行紡織工業部的組建工作。

　　一場有目的、有組織、有步驟的制止物價猛漲、打擊投機商人的戰斗，立即在全國打響。陳云運籌帷幄，沉著地指揮貿易、銀行、財政三方協同作戰，各大城市統一行動，于11月25日大量拋售糧食、紗布，取得穩定物價的成功，不僅穩定了民心，而且給私人工商業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對中財委組織的這次以上海為重點、涉及全國的經濟斗爭給予高度評價——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當時擔任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的榮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住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并說：“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從隸屬中央軍委的中財委的籌建并開始辦公，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的成立，前后歷時半年，這是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的半年。中財委在統一全國財經管理、努力制止連續多年的通貨膨脹、實現社會經濟穩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奠定了新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基礎，把國民經濟引上了逐步恢復和發展的道路。在陳云的直接領導下，錢之光親歷、見證、參加了全部過程，在第一線做了許多工作，默默奉獻了全部精力；從瑞金時期就已相知的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也由此進一步成為莫逆之交。

　　《錢之光傳》編寫組

　　吳鶴松陳義方張國和

　　薛慶時王烈王福蔥

　　(本文節選自《錢之光傳》第十四章，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