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性新聞的經濟學

任明/文

      翻開眼前這本厚厚的、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傳播學教授詹姆斯·T·漢密爾頓撰寫的《調查性新聞的經濟學》，里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表格。不知道是學術界的“新時髦”，還是迫于美國乃至全世界各種機構——政府也好，學術機構也好，新聞媒體也好——對“漂亮數據”的癡迷，漢密爾頓教授花費大量精力，用量化數據來表明調查性新聞所具有的社會價值。然而我想任何一個真實地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從非洲大草原到繁華都市——都不會否認調查性新聞所具有的價值：難道不正是這些新聞，讓我們看到自身的真實處境，讓我們看到彼此嗎？

         所謂“經濟學”，是指漢密爾頓教授將調查性新聞的“投入”與“產出”，折合成“經濟價值”進行比較。譬如，2008年12月，北卡來羅納州的《新聞與觀察者報》，連續三天對該州緩刑系統存在的問題進行報道，最終使政府改變相關政策；按與緩刑犯有關的兇殺案受害者人數計算，政策改變后每年至少有8人免于受害，這意味著報社20萬美元的投入（一名記者6個月的調查、編輯工作、報紙版面價值），產生了7390萬美元的社會效益，即每1美元新聞成本的政策凈收益為287美元（按2013年美元不變價計算）。

       還有一些數據看起來不這么“搶眼”的例子：美國KCBS電視臺關于當地餐廳檢查制度的報道，記者歷時8個月從政府部門取得相關數據，經過4個月調查，最終推出的系列報道，改善了當地衛生檢查制度管理，從而降低了消費者“因用餐而染病的可能性”。該新聞投入與產出的比值為1:1.7，即1美元的新聞投入產生1.7美元的社會效益。事實上，這種報道的價值及其在社會層面上產生的“心理安全感”，根本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

       雖然有時書中的大量數據令普通讀者感到乏味，但該書的價值卻也體現在“數據”之中：20世紀90年代，美國前五大新聞機構囊括了主要調查性新聞獎項的30%，到了21世紀，這一比率變為50%；從2005年到2010年，向聯邦機關提交信息公開請求的地方報社數量下降近一半；近年獲得調查性報道普利策獎的記者平均年齡上升近10歲（與上個世紀80年代相比）……面對這些并不樂觀的前景，漢密爾頓教授寄希望于通過“計算編程與新聞結合”，降低發掘新聞的成本，開辟新路。

       也許是為了激發新一代記者從事調查性報道的熱情，該書用了一章篇幅，講述美國著名記者帕特·斯蒂斯的職業生涯。斯蒂斯信奉“記者的工作目標是帶來一系列公共產品和正外部性”，在其于1966年至2008年間所寫的314篇報道中，有159篇引發了相關法律、政府計劃、措施與流程等實質性改變，其中有31篇催生了新法律，被譽為“以一己之力改變社會的調查記者”。斯蒂斯對年輕記者的建議是：“一定要問為什么，任何新聞里，事情的起因往往是最有趣的部分”；“數字也許是基礎，但驅使人們去閱讀的是人，人的經歷、講述、感受，是這些讓一篇報道生動起來。”

        “如果學校董事會成員知曉有記者在記錄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可能會變得在意公眾反應，更加忠實地履行承諾。”正如書中這句話所透露出的，調查新聞體現了“守望”這一人類精神所代表的社會凝聚力：正是這種“在意”——而不是“互不在意”——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

        在借助互聯網、社交媒體等通訊形式，可以越來越方便地獲得自己想要的各種信息的時代，為什么我們還需要媒體和新聞記者呢？答案就藏在漢密爾頓通過數據所揭示的事實之中：媒體和記者可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時間和金錢來報道一件事的來龍去脈；而我們作為普通人，不會、也沒有能力這樣做。為此，在海量信息消耗大量注意力的現代社會，這正是記者們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