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抵制新疆棉花背后：供應鏈主導權、定價權與標準的爭奪

3月25日，H&M抵制新疆棉花事件在社交網絡媒體上持續發酵，目前已有多家跨國服飾企業品牌如Nike、阿迪達斯、ZARA、Gap被曝曾發過類似聲明。

3月24日，H&M中國回應稱，“H&M集團通過全球認證的第三方來采購更可持續的棉花，目的是支持世界各地的棉農采取更可持續的種植方式來種植棉花。H&M集團并不直接從任何供應商處采購棉花。H&M 集團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國消費者，我們致力于在中國的長期投入與發展，目前在中國與超過350家生產廠商合作，為中國及全球消費者提供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服飾產品。”

官方也陸續對該事件發聲。

在3月25日商務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純白無暇的新疆棉花不容任何勢力抹黑玷污”，同時強調“對于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正常經營活動和構建產業鏈供應鏈的努力，中國政府始終持歡迎和支持的態度。對于個別企業基于虛假信息作出的所謂商業決策，中國消費者已經用實際行動作出了回應。我們歡迎外國企業到新疆實地考察，也愿意為各國企業在新疆開展貿易投資提供積極支持。”

中國消費者協會3月25日表示“嚴重關切H&M事件”，表示“個別國際行業組織和跨國企業”終止合作等做法“嚴重傷害了中國消費者的感情，侵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在這場風波中，品牌背后的BCI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也站到了聚光燈前，H&M聲明中稱“BCI已決定暫停在新疆發放BCI棉花許可證，因此H&M產品所需要的棉花將不再從那里獲得。”

“這不是單個品牌的行為，是BCI這個組織，其中經濟利益成分更大，背后是對棉花供應鏈定價權和標準權的掌控。”服裝行業分析師馬崗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外資品牌一邊想賺中國消費者的錢，一邊還打壓中國供應鏈，低估了中國消費者的反應。”

3月25日，中國棉花協會聲明“中國棉花協會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對中國新疆紡織服裝供應鏈及其相關產品實施任何限制，強烈敦促其停止錯誤做法。”

供應鏈之爭

馬崗指出，2020年9月H&M就宣布中斷與新疆華孚（A股上市公司，以紗線制造和銷售為主）合作，理由是“強迫勞動”。

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后，還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們背后的主導者，實為BCI，背后是供應鏈主導權的爭奪，以及定價權和標準的爭奪。

馬崗解釋，BCI是供應鏈聯盟，掌握定價權。BCI擁有五個類別的會員，分別是：（1）零售品牌會員，也就是采購商，比如H&M，耐克等；（2）供應商制造商，以棉商、紗線廠為主；（3）種植者組織；（4）其他類別，主要為供應鏈提供技術的公司；（5）社會團體，主要為棉花相關的非營利性組織。

BCI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其零售品牌會員的棉花用量超過300萬噸，占全球用量的10%，BCI的供應量則占全球的30%左右。BCI組織的采購量和供應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著棉花的標準和定價權，影響力不言而喻。

“BCI的采購量占全球棉花的10%~20%之間，是供應鏈的主導者，對上下游產業的安全具有重要話語權，這個組織近幾年不斷壯大，個別品牌的退出似乎影響有限。”馬崗強調，BCI的認證，直接影響成員企業對棉花的定價，間接影響非認證企業對棉花的采購價和挑選棉花標準。

禁用新疆棉花，本質是排斥中國供應鏈。中國產棉占全球約22%，新疆棉花產量占中國80%，目標不是新疆棉花，而是中國棉花，甚至是中國紡織供應鏈。

“這和中國紡織產業在全球的分工有關，2018年，中國纖維加工總量約5460萬噸，超過全球纖維加工總量的50%；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2767.3億美元，占全球35%。”馬崗表示，中國出口的紡織品，在國際品牌時裝店里，貼上各色品牌LOGO，賣出更高的價格。

2019年全球棉花總產量1.22億包。棉花主產區主要占比情況：印度占比24.3%、中國占比22.4%、美國占比16.3%、巴西占比10.7%、巴基斯坦5.4%。

2019年全球棉花消費量1.18億包。棉花消費的主要占比情況為：中國3650萬包占比30.9%、印度2450萬包占比20.7%、巴基斯坦1080萬包占比9.1%、美國300萬包占比2.5%、巴西340萬包占比2.9%。

棉花出口國主要有美國、巴西、澳大利亞及印度。2019年，美國產量的80%以上、澳大利亞產量的80%左右、巴西產量的60%左右、印度產量的10%以上都用于出口，四國的出口量占世界棉花出口量的80％以上。進口國主要集中在亞洲，中國、土耳其、越南、孟加拉國、巴基斯坦棉花年均進口量都在400萬包以上，合計占全球進口總量的70%以上。

“從總產量和總消費量看，中國自產棉花還無法供應中國棉花的消費，這和中國擁有大量的紡織企業有關，他們是國外品牌的供應商，提供制造服務需要消耗大量棉花。”馬崗表示，“顯然，受益者是美國、澳大利亞等大量出口棉花的國家。”

根據中國棉花協會公布的數據，新疆是中國最大的產棉區，年產量在500萬噸左右，占到國內棉花產量的80%以上。棉花已成為新疆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植棉收入已占到農業總收入的80%以上。新疆棉紡織產能在1700萬錠左右，紗線產量185萬噸，解決當地就業近60萬人。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中國紡織服裝整體出口2962.3億美元。

事實上，國際品牌的供應鏈布局，本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2012年，阿迪達斯關閉中國大陸的自有工廠，而這家工廠在蘇州擁有15年的歷史。撤出蘇州之后，阿迪達斯選擇供應鏈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

服裝產業變局

疫情之下，由于全球疫情致使線下門店的關閉，加上社交需求大幅下降，與之相關的品類需求出現大幅下滑，服裝是受影響最大的消費細分領域之一。

奧緯咨詢此前發布報告稱，2020年有4000億元人民幣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服裝市場蒸發，從而使得大多數服裝品牌面臨風險。

疫情使中國的服裝和鞋類市場出現了長期結構性轉變：電商取得進一步增長并向高收入群體加速滲透，不同線級城市間的市場分化加劇，線下門店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亟需轉變思路以適應疫情后的新常態。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讓跨國服裝品牌在全球都受到了較大沖擊，2020年H&M、ZARA等集團營收都大幅下滑，在中國市場率先恢復、線上市場成熟且品牌越來越倚重線上渠道、數字營銷的情況下，此次風波后，外資服裝品牌在華發展“面目模糊”。

H＆M集團在2020財年（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凈銷售額達1870億瑞典克朗。以當地貨幣計，凈銷售額下降了18％。疫情對銷售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第二季度，大多數市場暫時關閉了商店。最嚴重的時候，約80％的門店關閉。

中國是H&M集團2020年第四季度銷售排名第四的市場，僅次于德國、美國、英國，也是下滑幅度最小的市場之一。

ZARA母公司Inditex集團在2020財年（2020年2月1日到2021年1月31日）凈銷售額為204億歐元，剔除匯率影響后，同比降幅降至28%或25%。在本財年期間，100％的商店都被強制關閉或限制了交易時間。在線銷售額增長了77％，達到66億歐元。

而另一家美國大型服裝零售商蓋璞集團Gap傳出正在權衡各項因素，可能出售其在中國的業務。Gap大約十年前進入中國市場，押注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居民收入能夠不斷增長，以促進其銷售。但是由于經營情況低迷，此前Gap將旗下品牌Old Navy撤出中國市場。在截至1月31日的2020財年四季度，蓋璞集團44.24億美元的收入中只有2.27億美元來自于亞太市場，全年亞太市場7.10億美元的收入占集團138.00億美元的5.1%。

除了疫情，服裝零售商們還受到其他地域因素影響，迅銷的供應商位于緬甸的工廠遭遇縱火，導致部分產品生產和交付將會延遲。緬甸的政變也導致一些服飾品牌暫停了緬甸的訂單，包括Inditex、H&M、Mango等。

反觀中國本土服裝品牌，近日李寧發布2020年財報，營收達144.57億元人民幣，較2019年同期上升4.2%。毛利較2019年的68.05億元人民幣上升4.2%至70.94億元人民幣，集團整體毛利率為49.1%，與上年持平（2019年：49.1%）。2020年凈利率提高至11.7%，扣除上年同期一次性與經營無關的損益，凈利潤漲幅34.2%至16.98億元人民幣，大賺17億元。

在此次事件中，安踏、李寧等多家中國本土品牌也發出聲明支持新疆棉花。安踏24日聲明稱正在啟動相關程序，退出BCI。

對于退出該組織有何影響，馬崗認為，“BCI在消費者眼中的影響力不大，更多的是影響供應鏈，即棉花商和服裝面料商，以及成衣品牌商。但安踏主要業務尚在國內，真的退出對它的經營影響也有限。BCI背后是供應鏈的主導權，今天是棉花，明天可能是大豆或者鐵礦石。這值得長期關注。”

該風波后續會對中國本土企業有什么影響？馬崗認為，“更多的中國服裝品牌，以中國文化為設計元素，登上國際舞臺，向世界展示中國之美。但是，從消費品牌的知名度、經營規模看，在中國市場擁有絕對優勢的品牌還不夠多。中國品牌要崛起，靠的是硬實力，目前中國品牌有一定成績，但在主流消費市場沒有絕對優勢，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