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利潤為目的，是正確的，無可非議 ，但是不能忘記我們是中國企業家，有捍衛國家安全，民族發展，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責任與義務，希望那些受西方國家利益熏陶一切向錢看的企業家們，做點為國家為民族的事！
關于如何發展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爭論，從建國以來就有，改革開放以來并未停止。當年關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爭論、關于要不要經濟獨立自主的爭論，是相當激烈的。習主席在視察大飛機項目的時候就批評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思路。
習主席最近還指出，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為了“造”，我們曾經有過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們也曾經建立起了我們獨立的電子產業。我們的起步不比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晚。
我們不會忘記，20世紀90年代，中國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就曾經指出：“中國信息產業缺芯少魂”——既沒有芯片又沒有操作系統。將近20年后的今天，我們突然發現，雖然我們的高科技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依然處在相同的困局中。
20年的光陰流逝了。歲月的流水沖走了許多人的夢想。
為什么？我們沒有錢？沒有人才？沒有愿意舍棄自身利益敢于不斷拼搏的勇士？
本文基本觀點在黃樹東近期出版的新書《制度與繁榮》中有詳細的論述，正和島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合作方，經授權發布。
中國曾經有許多人為了高科技國產化做出了艱苦的努力。我們無法忘懷他們那令人扼腕嘆息的失敗，更無法忘卻他們失敗經歷中包含的非常廣闊的含義。他們個人的經歷濃縮了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全部DNA，折射出中國高科技自主思路的艱難歷程。
倪光南院士就是一個例子。他主張繞開 Wintel的核心構架，走自己的道路，并開發自己的方舟CPU，而且還開發成功了。他們有技術，有國家科技資金，但是最終卻失敗了，為什么？
因為，我們太相信市場。
而市場的實際情況是，Wintel不僅有技術，還在中國占據了市場，形成了自己的生態圈。市場上許多廠商已經在Wintel技術基礎上形成了依賴。他們面臨利潤的壓力，無法為了自主技術而增加相關投資，冒短期利潤下滑甚至虧損的風險。在這種經濟考核制度下，他們只能不要自主產業，只能要買不要造。
這難道不是我們千方百計提倡的理性人行為嗎？
這個時候只要政府能夠恰當干預，從國家戰略角度考慮，組織市場，支持并補貼市場，讓自己的市場支持自己的技術，就可以通過市場帶來的利潤進一步培養技術進步。只要形成了這個良性循環，我們的自主技術就可以市場化、產業化。
但是，我們太相信市場的力量了。
由于種種原因，倪光南們失敗了，中國也失去了快速低成本建立高科技核心產業的歷史機遇。有人說這一失敗，可以同曾經的大飛機下馬相提并論。
我在2008年寫作《大國興衰》的時候，收集到了有關資料，扼腕嘆息、不能自持。
十多年過去了，過去的爭論被重新喚起，只不過已然成了全民的討論。
市場是有短板的
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半導體市場，而美國21家上市半導體公司，在大陸的業務占比超過37%。后者每年從中國賺取大量的利潤，得以支撐它們巨額的科研經費，推動產品和技術進步，再進一部占領中國市場，而中國自己的自主技術還在艱難之中行進。
原因在那里？原因之一，就在市場。
市場和計劃都有短板。關于計劃經濟的短板我們已經有非常深刻的認識，而關于市場的短板我們卻認識不足。
市場可以推動創新，推動技術進步，但是，市場也可以扼殺創新。這樣的例子中外都有，特別是當你的技術不如別人，還在起步的情況下，如果完全靠市場力量，大概率地講，就會被市場力量扼殺掉。
比如，我們用自主技術剛剛開發出來的芯片，可能在功能和價格上不如那些已經壟斷市場的外國芯片好，而且還需要進行許多配套投資。但企業是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為了利潤的最大化，采購企業大都不會買國產芯片。
據說，過去有些國產企業曾經向中興推薦自己的芯片，但是被拒絕了。這個拒絕，是任何一個理性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都會做出的決定。
這種行為方式，難道不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合理的行為嗎？這就是為什么在技術落后而又市場開放的情況下，單純依靠自發市場，自主技術的發展非常艱難。
這個時候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在自主產業弱小的時候，需要組織市場支持新技術，形成規模，建立起市場和技術的良性循環。這也是美國從1812年戰爭以后，長久實施的經濟政策之一。
美國政府干預技術和產業進步的方式非常多。比如，直接介入、大規模補貼、直接注入資金和資源、政府采購、市場保護。特別是后面兩者，非常重要，它可以逐步讓自主技術形成市場規模。一旦形成了市場規模，它就可以用利潤推動科研、推動技術和產品的進步，逐步做大做強。
這次美國在貿易摩擦中針對中國高技術產業，更是美國政府直接扶持它的高科技產業的一個例子。美國的經驗是，先為運動員在國內搭好平臺，讓運動員在國內市場練好拳頭以后，再參加世界的拳擊比賽。這是美國成功的經驗之一。
而方舟CPU一開始就被推上了世界性擂臺，同世界的拳擊冠軍搏擊，結果還沒有出拳就被國內下游產業的用戶推下了擂臺。
現在，產業和技術升級已經成了國策，我們有2025戰略產業規劃。如何實施這個規劃呢？既要發揮市場的力量，又要發揮政府的力量。不能讓這些新產業，在完全的市場競爭中發育。我們在市場競爭的前提下，還需要考慮：在別人已經控制市場甚至壟斷市場的情況下，如何避免自主技術被市場扼殺的悲劇重演？
管理好開放中的風險
貿易摩擦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不會停滯我們開放的腳步，卻提醒我們要管控開放中的風險。管控好了風險，開放就能更好的服務我們的經濟發展。
未來幾年，我們的制造業將更加開放，外資將來可以獨立設廠。在看到它帶來的種種機遇的同時，也要思考它可能給我們產業進步帶來的種種壓力。思考的目的，是為了有利于進一步開放。
美國制造業是非常先進的，競爭力是非常強大的，許多年以來非常依賴中國市場。5年以后，我們可能需要很好的管理下面這些風險：
（1）以后美國那些芯片商，可以直接在中國開工廠，以更加低廉的本土價格進行競爭，給中國自主技術和產業的起步帶來更多的困難。
（2）西方那些高科技產品由于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有非常豐厚的利潤，可以給開發人員開出非常高的薪水。可以設想，為了維持它們在高價值產業的壟斷地位，它們會在中國開廠，用高薪水吸納中國優秀的科研人才，掏空中國自主技術的人才基礎。
比如，中國普通芯片開發人員的工資大約一年10萬，而美國企業給一個普通研發人員開出大約100萬的薪水。這種薪水差，不僅可能導致我們自主創新人才的流失，甚至可能導致我們國防科研人員的大規模流失。
（3）它們可能在中國大量收購自主創新的企業，收購它們的IP等等。
（4）惡意收購。中國制造業的自主品牌、民族品牌以及IP可能出現新一輪淪陷——被大規模收購，然后被迫退出市場——收購的目的單純是為了淘汰競爭對手。
（5）在制造業完全開放以后，中外合資企業，可能會面臨許多困難。在可以獨資以后，外資為什么還要合資呢，為什么要與中方分享利潤？極大的可能是：收購中方的合資；退出合資；讓合資企業的利潤逐步轉移到獨資企業里。合資企業的利潤和現金流必將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中國完全開放制造業市場后，由于外資市場占有率的上升，中國政府組織市場、克服市場短板、支持自主創新、進行供給側管理的能力會不會下降？
工業革命以后，大國崛起都要爭奪海外市場，甚至為了海外市場而大打出手。為什么？因為生產過剩，必須有海外市場。
中國可能是唯一一個在崛起過程中，不斷大幅度開放自己市場的國家。我們在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這既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可能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
今天，世界和中國都出現全面過剩。在目前這種世界全面過剩的情況下，我們要防止發達國家利用我們的大幅度開放讓其過剩大規模流入中國，加劇中國自己的過剩，影響中國自己的制造業和其他產業。
我們相信，中國在進一步的開放中，一定能避免讓自己變成發達國家剩余產品的傾銷市場；我們相信，中國能夠避免大幅度壓縮自己的過剩的同時眼睜睜看到別人把過剩傾瀉到中國；我們也相信，中國有管控種種風險的預案。
開放是歷史的潮流，管理好相應的風險，我們就能更好更大地開放。
管理好全球化中的風險
經濟發展要講政治，而這個最大的政治就是經濟安全，就是國家的安全。
針對中國單個企業的打擊還不是最糟的，美國還可以動用國內法律，從安全角度對中國實施更嚴格的、更精確的技術打擊，對中國的高科技乃至其他領域帶來更大的災難。
在美國已經完成對華戰略轉變的歷史大環境下，無論這場貿易戰結果如何，都表明，建立在依賴其他國家核心技術基礎上的現代化是難以經受歷史檢驗的，這種大國繁榮是不安全的、難以持續的。這種一劍封喉的風險，需要警惕。
全球化是一種潮流，不過全球化理論不能輕視了經濟獨立和經濟安全，某些全球化理論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從模型中拿掉了。
現在西方那些全球化模型，討論的是：在沒有民族國家、沒有國家利益和矛盾、沒有國家間競爭和沖突的抽象試驗室里，全球資源配置和產業價值鏈配置的可能趨勢。
《大國政治的悲劇》認為，國家的基本關系就是利益矛盾，這是美國從立國以來的基本原則。美國是講這個政治的。漢密爾頓在200多年以前就講過，沒有經濟獨立和技術獨立，就沒有完全的政治獨立。這一直是美國的一條戒律。
毛主席一直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真實的世界里面，我們是無法把國家利益、國家矛盾從全球資源配置的模型中拿掉的。在堅持全球化的時候，我們需要把不同國家的利益和矛盾放回模型中去。讓全球化模型客觀準確地反映我們所處的世界，還原真實的世界。
在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希望和追求全球資源和價值鏈配置；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和產業的極致境界，就是一個國家不需要基本完整的產業體系，完全融入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世界經濟體系。
這是一種世界大同的理想的美好的境界。如果沒有國家矛盾，這是惠及全人類的經濟體系。一個國家發展了高科技，就可以通過全球化配置惠及全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有什么理由再搞它呢？那不是對人類資源的重復建設和重復浪費嗎？
但是，這個模型忽視了一個基本現實。我們現在還是民族國家體系，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政府的政策選擇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條和資源配置的斷裂，使這種全球配置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當下這種不確定性已經暴露出來。
中國既需要全球化，也需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國是認識到了全球化的弱點的。中國的2025戰略產業規劃，其實就是強調要獨立自主，就是決定了在這些關鍵的產業里面，我們不能簡單依賴現有的全球價值鏈。我們要改變和超越現有價值鏈。如果完全相信全球資源的市場配置，我們就不需要2025戰略規劃了。
在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今天，控制好全球化的風險，我們就能更好的運用全球化。
進口替代
為高科技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中國可以考慮大力推動進口替代，組織市場支持2025產業，用它們逐步替代進口產品和技術，逐步培養出自己的“市場—產業—技術”的良性循環。這不僅有利于產業升級，還有利于國民收入加速增長。
1.中國可能要拿出兩彈一星的精神和類似的組織體系，設立專門的機構，設定專項責任和權力，撥付專門的經費。
2.堅持自主開發，搞“成本加成”。
有一段時間，我們看到中國有些企業希望通過收購買到核心技術，在海外市場競相提價，彼此競爭，結果真正的核心技術買不到，高價買回了落后的技術。
這些資金其實可以用于自主開發，那些自主開發的企業，可以參考美國的辦法，向企業下單研究項目，搞“成本加成”。美國政府對國家急需的項目，
尤其是與軍工有關的項目，實施“成本加成”，在企業研發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合理的利潤，作為政府的支付。
當然，細節非常重要，比如什么是合理的成本等等。這樣企業有利可圖，可以做出優異的業績，推動股票價格上漲，吸引民間資本加入，達到做大做強的目的。
政府支付了研發成本，而民間支付了投資。如果市值/銷售的比例是X的話，政府資金可以起到X倍的杠桿率，撬動民間資金。
3. 堅持人才中心，解決科研人員的種種后顧之憂。
在市場化程度如此高的今天，住房、醫療、孩子的教育等都已經市場化，政府必須化大力氣、下大本錢解決科研人員面臨的種種問題。
我們經歷了幾十年的用工制度改革，讓個人在人力市場上獲得利益和承擔風險，那么現在我們必須實實在在地解決他們的種種顧慮，讓他們全身心地投入自主研發。
中國不乏人才，不乏優秀的人才。我曾經到硅谷看過，中國員工很多，大約有幾萬人。在許多團隊里，中文幾乎成了“官方語言”。
4. 建立企業和政府的聯盟，組成上中下游產業大集團，政府在采購上予以大力支持，在財力、物力、政策等等方面給予優惠，推動逆周期戰略。
芯片的周期是非常短的，往往是由供給推動。在產業走勢良好的時候，利潤上升，股價上升，企業大力生產，擴張供給能力，最后導致生產過剩。
在生產過剩階段，企業往往虧損，股價向自由落體一樣下滑。這個時候，很多企業急需資金，在這個階段可以考慮收購國外先進的技術，或者收購那些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或者把它們擠出去。
作為國家戰略，從長遠看，“逆周期”是一個成本效益非常好的戰略。
制度建議
通過改革與WTO總章21條對接
我們需要管理開放和全球化帶來的風險。
首先，要把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放在市場原則和全球化原則的基礎之上。
其次，要下決心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把核心技術這些“國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者，就是開放的政策設計要避免簡單地追求全球價值鏈的最大化。企業可以這樣，國家不能這樣。因為，追求全球價值鏈的最大化，不過是“比較優勢”的另一種說法。它其實就是提倡現有的國際價值鏈分工格局。
習主席講“國之重器”，就是要扭轉現有的全球價值鏈，是要實現我們產業和技術的升級，而不是最大化。具體講：
1. 全面采用WTO的規則，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
WTO總章程的第21條（Artcile XXI）是關于“安全豁免”的。即，當外國競爭者危害了我們的安全的時候，我們可以采取非市場手段，即WTO那些市場規則可以豁免。
美國對鋼鐵和汽車行業在內的許多行業都采用了安全豁免條款來解釋，我們對核心技術和產業等更應該如此。
2. 要從組織機構、法律法規以及程序上對接這個安全條款（Article XXI）。
美國有一套針對這一條款完整的制度建設。在某些市場主體對國家安全包括國防安全造成潛在威脅哪怕可能性很低的時候，這套制度也會自動生效。
3. 要從安全豁免條款和反壟斷法的角度，堅決防止和打擊以危害國家安全和實現壟斷為結果的，以控制產業技術為目的的惡性競爭，包括上文提及的價格、人才和收購等方面的競爭。
4. 負面清單需要與時俱進。
過去由于有嚴格的審批措施，負面清單的作用不是非常大。現在，需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完善補充負面清單。
立國以來，美國不允許外國人和外國控制的企業涉足以下行業：國防，商用飛機，航海行業，商業捕魚，發電，傳統銀行，通訊，廣播，采礦權等等。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值得我們參考。
5. 美國政府在資金、采購、市場培等方面給予核心技術大力支持。
美國政府的干預是非常嚴重的，包括這次對自己高科技產業的保護和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打擊等等，都是明顯的政府干預方式。“國之重器”需要政府的強力推動。
開放的風險必須用WTO總章21條相應的改革來管控。
美國的對華戰略已經改變，全球化過程中的潛在風險暴露了出來，我們需要妥善應對。
就高科技而言，中國迫切需要擺脫對美國芯片產業的依賴。貿易戰暴露出的不確定性告訴我們，在全球化的同時，也要管控種種風險。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捍衛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讓核心技術成為我們邁向高收入社會的臺階！
厲害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