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國的信用評分和大數據是如何運算的嗎

　　你知道中國的信用評分和大數據是如何運算的嗎

　　在中國上網，要避免凌晨2點和4點這段時間，不要訪問提供快速貸款的網站，而且要注意不要太頻繁地更換手機，因為這些選擇可能影響你的信用評分，而這一評分有朝一日可能影響很多事情。

　　中國瀏覽互聯網時，一定要避免在凌晨2點和4點之間上網，遠離提供快速貸款的網站，而且要注意不要太頻繁地更換手機。還有一條很好的經驗是為你的辦公室訂購窗簾，而在網上購物的時候，選擇購買潛水器材而不要選擇攝影器材。

　　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所有這些選擇都可能影響你的信用評分。而你的信用評分將由中國各大互聯網企業正在測試的多個實驗性質的算法確定。這一評分有朝一日可能影響到的事情，將遠遠超出你獲得貸款的能力。一些人認為，它可能會決定你獲得醫療保健、教育、就業以及“良好”公民身份的資格。

　　新的評分系統是中國政府支持的一項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大對數億中國人的放貸力度。這些中國人想獲得小企業貸款或消費信貸，卻沒有抵押品或融資歷史。

　　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從企業貸款到零售信貸的各種貸款的公司，正依賴于互聯網搜索歷史和移動電話購買等“非傳統”指標，幫助確定誰的信用可靠。多家民企承認，憑借中國央行去年發放的開發試驗性征信系統的許可證，它們可以訪問中國互聯網用戶的記錄。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向企業發放了8個許可證，其中既包括騰訊(Tencent)和阿里巴巴(Alibaba)這兩家最大的互聯網集團，也包括平安保險(Ping An Insurance)這家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

　　這類信用評分不僅正在成為獲取貸款的途徑，還被廣泛應用于越來越多的非金融活動。更高的評分能讓你在機場安檢時走快速通道，更快獲得外國簽證，甚至還能幫助你收養寵物。

　　中國政府的另一個項目還打算最早在2020年把一些算法應用于所有這些數據，不僅評估公民的信用可靠度，還將評估他們的總體“誠實”和“可信任程度”。

　　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的努力基本上還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沒有人確切知道新的模型會是什么樣子，或者會用到哪些變量。有關該計劃的一份措辭晦澀的綱要表示，其意圖是“以守信激勵和失信約束為獎懲機制”，并聲稱其目標是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光華管理學院(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專門研究信用風險的教授王志誠表示，該項目誕生于當今中國的“道德危機”。他說：“人們不認為信用或誠信是重要的。這正是這個(更全面的國家)體系的用意——提高不道德行為的成本。”

　　不過，他說，基于大數據為人們評分也許并不容易——中國的互聯網充斥著偽造的數據、簡介和交易。

　　“中國距離真正為每個人打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中國想這么做，就必須提高這些數據的準確性。目前的情況是‘進去的是垃圾，出來的也是垃圾’。”

　　實驗室的小白鼠

　　批評人士表示，中國的互聯網正迅速成為一個實驗室。在這里，大數據遇上了“老大哥”：技術進步與利益驅動的民營企業、威權的政治及薄弱的公民自由相結合，正在催生出一種有毒的組合。一些人表示，如果沒有制衡，這個“社會信用”體系可能被用于根據“愛國”標準(比如是否購買進口產品或在社交媒體上的發帖內容)，為每個人的公民“表現”打分。

　　北京美奇金投資咨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主管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表示，該體系似乎旨在實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闡明的一個重要目標：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提升公共道德。

　　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她聲稱“社會信用”評分的目標，是要重啟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間中國常見的那種個人監視。當時，在毛澤東體制下，每個人都有由工作單位保持的檔案，每個居民區都有好事者不斷把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細節報告給有關部門。

　　更高的流動性及權力下放意味著，中國的“檔案”系統不再是過去那樣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完整記錄。不過，各大互聯網集團對中國網民收集的大數據，也許會是一個十分接近的替代品。根據政府去年的最新估計，中國網民人數達到6.68億。

　　對中國政府來說，采集這類數據已成為一項首要任務。據官方的新華社報道，多個區級地方政府已設立了“數據統籌局”，旨在成為將郵局和數據池合為一體的機構，集中保持數十甚至數百個數據庫。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政治講師羅吉爾?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表示：“我認為，(中國)政府意識到，人們的手機……還有智能手表正在生成所有這些數據，政府想，‘嗨，我想要一部分數據’。”

　　政府安全部門已經擁有被稱為“長城防火墻”(Great Firewall)的龐大的互聯網審查和監視機器，監測和封殺有關新疆民族問題或1989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社交媒體帖子。

　　克里默斯堅稱，現在就對新的“社交信用”體系做出評判還為時尚早。該體系似乎把大規模監視與算法結合起來，旨在確定社會行為與互聯網數據之間的關聯度。他說，尚不清楚中國政府的這個項目和民企實驗性的信用評分項目——阿里巴巴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和騰訊正在實施的項目——有沒有關聯。

　　‘信譽良好的人’

　　對于這些民企信用評分以哪些數據為依據，人們有很多疑問。使用騰訊數據計算信用評分的P2P放貸公司信而富(China Rapid Finance)表示，其利用網上購物數據確定借款人的信用可靠度。根據該公司的評分系統，潛水裝備有利于提高信用評分，而攝影器材則不利于信用評分。運營芝麻信用的阿里巴巴集團關聯公司支付寶(Alipay)推出的智能手機應用告訴用戶，他們購買的機票或他們在線預訂的旅館都會影響他們的信用評分。此外，該應用還表示“我們會綜合考慮你在人際往來中的影響力及好友的信用狀況”確定這一總分為900分的信用評分。

　　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Ant Financial)一位發言人否認好友評分會“影響你自己的芝麻分”。但另一家中國互聯網企業的一名高層人士指出，在為用戶評分時，考慮個人的網上人際關系是合理的。

　　在被要求解釋信用評分算法時，一家中國互聯網企業的一名高層人士表示：“我們可以假定，信譽良好的人結交的也是信譽良好的人，可信的人在網上結交的也是可信的人。”

　　民企的信用評分算法缺乏公開信息，這引起了分析人士的好奇，他們質疑這些系統對其主要目標——預測違約——有任何用處。

　　北京邁博瑞咨詢(Marbridge Consulting)主管馬克?納特金(Mark Natkins)表示：“當我提到信用打分時，我想到的是還貸能力。而在部分這類企業眼中，它們似乎認為目標是更為廣義地評定用戶品質。”

　　牛津大學的克里默斯表示，這種信用評分系統代表著兩種烏托邦式愿景的混合，一種是硅谷的愿景，一種是中共的愿景。

　　他說：“中國政府、中國互聯網企業和硅谷似乎同樣在致力于以一種家長式的方式改善人類狀況。”他提到一類迅速擴大的書籍，其典型代表是2008年出版的《助推》(Nudge)，該書稱，科技可以創建基本上難以察覺的種種激勵，推動人們改進自身。

　　他說：“硅谷和北京都有這種看法，認為我們可以用技術塑造或重塑各種激勵，促使人們改進行為，而‘改進’的定義由‘我們’決定。”

　　數據熔爐

　　克里默斯聲稱，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其起點是這樣的做法：智能手機對爬樓梯(而不是乘電梯)的所有者給予獎勵;以及旅游網站貓途鷹(TripAdvisor)的用戶通過評定其他人的評論來成為“可信評估者”。

　　中國并不是唯一希望利用互聯網監視威力的國家。美國泄密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 2013年的爆料，披露了美國企業和情報機構對某些項目的參與，這些項目使政府能夠訪問個人數據。美國信用評級機構已開始試驗采用互聯網數據(比如某人購物的地點)作為評分指標。按照某些人的說法，這種做法已接近于非法的“圈紅線”行為：將貧困地段圈上紅線，拒絕向這些地段的居民放貸。

　　對谷歌(Google)、Facebook和其他西方高科技集團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凸顯出人們對這些企業持有大量個人數據的不安。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國，大數據與“老大哥”的合作更加雄心勃勃，這種合作發生在法律的真空中，而且是由威權國家推動，對隱私沒有民事保護機制。

　　中國社會活動人士、持不同政見者胡佳表示：“從外表看，這個體系可能像一種促進信任和提高人們信譽的方式，應該是進步的。但在一個威權國家，他們可獲得的信息沒有限度，也沒有法律保護那些受害者。”

　　一些涉及的企業(其中有不少企業需要維護自己的國際聲譽)正在采取預防措施。獲得征信許可證的某企業的一位高管坦率承認：“對于民企可訪問的數據類型和無權使用的數據，中國還沒有明確法規。”

　　這位高管表示，作為與中國各電信運營商合作關系的一部分，他的企業可以訪問海量手機記錄，在使用上也沒有法律限制。不過他表示，出于內部對隱私問題的擔憂，該公司選擇不收集這類數據。

　　他說：“我們的行為標準比某些競爭對手更嚴格。”

　　專長于知識產權和隱私權的北京律師趙占領表示，相關法律充滿漏洞——規范非官方信用評分系統的法規包括了一份需要征求同意的數據列表，但法規沒有明確定義“個人信息”，也沒有法律界定在網上“同意”是什么意思。

　　即使是中國大數據革命的掌舵者，似乎也擔心其計劃的潛在影響。去年，新華社曾援引中國央行(PBoC)征信中心(新的“社會信用”體系將由該中心管理)副主任王曉蕾的話，批評中國對個人數據缺乏法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