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后危機時期可能延續較久

　　在宏觀后危機時代可能延續較久，一方面，造成此次百年不遇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沒有被根除，另一方面，危機中各國所采取的大量非常規的救助措施，其負作用正漸次顯現。

　　經濟的運行就好比人的生理機制一樣，只有在最虛弱的時候，才會暴露出根本的問題所在，而這些問題既是造成百年不遇危機的根源，又難以快速解決和消除。李揚坦言，“舊患未除，不能輕言危機已經過去”。

　　李揚認為這些導致危機，又尚未解除的根源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金融發展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借助一系列金融創新，金融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自娛自樂，自我膨脹。

　　二是金融監管嚴重滯后。脫離監管的各類“表外”、“場外”金融交易，自有其生存、發展的理由，它們都是為客戶需求“量身定做”的。如何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又對其施以有效監管，仍待探討。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金融改革議案獲得通過，看來對加強監管問題已經形成定見，但其實施尚待時日，且存在不確定性。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隨著未來金融監管的逐漸加強，對經濟發展會產生緊縮性的影響。

　　此外，貨幣政策效力遞減，金融業治理機制扭曲，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等也是制衡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

　　舊患未除，新優又至

　　為了救助危機，各國政府自2008年以來均以強力推出了大量非常規措施。李揚指出，“這些措施的積極作用，是迅速止住了經濟的下滑趨勢，其負作用則是可能延長恢復的進程，弱化危機對經濟運行固有的凈化作用”

　　首先，原有扭曲的經濟結構基本未得調整，反有固化和惡化之勢。世界各國的經濟復蘇主要依靠傳統產業，強大的國家投資并未有效促使產業升級轉化。

　　其次，天文數字的貨幣信貸投放，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特別是資產價格再膨脹。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將經歷劇烈的“名義調整”，結果是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這顯然會干擾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

　　再次，財政赤字嚴重惡化，增加經濟調整的難度，延長調整的時間。這意味著，各國還將經歷更為疼苦的“真實調整”。即各國將增加稅收、減少支出。這顯然會直接降低國民經濟的增長率。

　　最后，政策之手影響市場秩序，使得經濟難以依靠正常的市場機制運行

　　科技創新能否產生新的經濟增長范式 尚待觀察

　　“從本源上看，經濟長期發展的深厚基礎，是科學技術的重大創新，以及由此引發的產業、技術、市場、制度的全方位創新。”李揚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信息、互聯網技術革命為主要內容的“重大創新活動集群”的產生，以及基于此的“新經濟”的出現，使得全球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長達15-2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時期。而本世紀初，隨著美國互聯網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2001年3月出現衰退，這標志著本輪長周期進入了下滑階段。”

　　那么至此，下一輪“新經濟”的誕生，又將由哪些類似于互聯網的因素所催生呢?

　　李揚認為，在這一問題上，全球已基本達成共識，圍繞這一目標，世界各國均已展開積極的探討，諸如低碳經濟、綠色經濟、智慧地球等等，均屬此類。然而，它們能否像IT技術那樣徹底改變全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方式，并構成新的經濟范式，尚待觀察。”

　　實體經濟發展仍需特別關注美國

　　李揚認為，美國經濟雖然在經歷危機之后，出現嚴重的衰退，但依舊是全球制造業基礎最強的國家，美國要在后危機時代改善自己的狀況，就要找到新的增長點，而制造業似乎就是它的新增長點。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致力于發展金融業，危機顯示，其金融業發展的過分了”李揚指出，“有跡象表明，為了解決就業問題，美國將改變依賴服務業的經濟模式，重新振興其制造業”。

　　美國制造業附加值占全世界制造業附加值的25%，和美國GDP占全球的比例相當。那么，如果美國要提高制造業的份額，會對全球經濟格局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李揚認為，首先，這將對同樣屬于制造業強國的日本和德國形成較大沖擊，中國也在所難免。其次，如果美國制造業恢復發展，全球貿易額占全球GDP的比例會減少。這是因為，美國自己進行內部配置和內部平衡，全球貿易量會下降。這顯然會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一系列影響。

　　當前仍處于危機過程之中 止跌回穩僅僅意味著階段性調整

　　李揚教授一再對后危機的概念進行強調，他認為，“后危機”的主詞依然是“危機”。也就是說當前仍處于危機過程之中，止跌回穩僅僅意味著階段性調整。

　　李揚表示，“大劑量的救助措施的實施，事實上為危機的發展方向設定了下限。使得危機進一步發展的路徑，呈現出“單邊市”狀態。”

　　他預計，今明兩年，美國還將有數以百計的金融機構可能出問題。對于歐洲，危機有進一步深化之勢。以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與西班牙危機為代表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加重了歐洲經濟恢復的困難，其進一步發展，可能對歐盟的發展以及歐元的生存形成挑戰，而且可能拖累整個發達國家的回復進程。對于日本，經濟恢復乏力以及連續不斷的政治危機，使得他在短期內不可能重回正常增長路徑。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中，危機則以經濟迅速恢復到危機前的過熱、結構扭曲、通脹壓力、資產市場泡沫狀態等方式表現出來。“

　　主權債務危機雖紓緩但遠未結束

　　2009年10月初，歐債危機爆發，并由此產生一系列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時隔8月后的2010年5月2日，相關救助機制才陸續出現。李揚指出“救助準備雖然姍姍來遲，但已開始發揮了穩定市場信心的作用，7月13日，希臘政府順利發行國債，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幾乎停止了購買歐債的行動，歐洲似乎已挺過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第一波侵襲。不過，同日，評級機構對葡萄牙主權信用突然降級，西班牙和英國近期也面臨信用評級下調威脅，表明風險仍潛伏于歐洲國債市場 ，主權債務危機雖紓緩但遠未結束。”

　　此外，李揚還認為，“發端于國家層面的債務危機，正在向私人部門延伸。”為了防患于未然，歐洲必須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于是，隨后便有了歐盟峰會通過了“壓力測試提案”，宣稱有25家歐洲銀行將進入壓力測試，7月底將發布測試結果。“這一次，歐盟政府效法美國，對銀行業實施壓力測試。這一舉措不僅暗示目前歐盟銀行業蘊涵了重大風險，而且提示公眾，更大的銀行重組活動可能還在后頭。”李揚如是表述。

　　壓力測試最終結果顯示，接受測試的91家歐洲銀行中僅7家不及格，然而在李揚看來，這并不能解除市場之憂。他引述媒體報道稱：“此次壓力測試并沒有考慮國家違約的可能并只評估政府國債交易損失，而不是長期持有的國債的價值的減損。”同時他還引述Brown Brothers外匯分析師Win Thin表示，“壓力測試的假定條件過于寬松，實際上沒什么壓力，壓力測試并不會消除市場對銀行系統的擔憂。”

　　此外，李揚還表示，7500億歐元的救助計劃，同時還講給全球的經濟復蘇蒙上陰影。

　　7500億資金的使用均需與IMF貸款條件掛鉤，而IMF的貸款條件一向苛刻，此次也不例外。李揚認為，“這意味著，危機國家要獲得外部援助，也必須像希臘政府一樣承諾實施嚴格的財政支出削減計劃。這對于歐盟各國來說，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而且是政治和社會管理的挑戰，危機國家的經濟復蘇進程將延緩五年左右。受此影響，美國經濟復蘇進程也會受到沖擊。事實上，最近美國已經承認了其經濟放緩的趨勢，刺激性政策仍將繼續。”

　　年內我國仍有望保持積極的貨幣財政政策

　　在對國際經濟形勢進行了詳細的講解之后，李揚教授將我國經濟數據的變化以圖表的形式在PPT上進行了直觀的展示，整體來看國內形勢下滑趨勢已經出現。特別是2010年7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1.2%，比6月低0.9個百分點。該指數已連續三個月回落，但仍位于臨界點——50%以上。表明制造業經濟總體處于增長區間，但增速趨緩。

　　憑借對國內外經濟局勢的把握，李揚教授對年內可能的財政貨幣政策進行展望。對于貨幣政策，他認為，“今年新增貸款7.5萬億、貸款增長18%的信貸目標不會改變;年內加息可能性很小;存款準備金率不太可能提高，反到有下降的可能;如果外匯流入繼續呈增長之勢，央票的發行可能增加。”

　　對于財政政策，他認為，“財政政策清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于遏制中期財政和銀行體系風險至關重要。這意味著，對過去18個月與政策刺激相關的投資項目的支持力度下降，2011年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可能仍保持在2%。名義上，“積極”的財政政策態勢仍將保持，但其真實沖擊可能是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