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留調結構空間下調明年經濟增速

　　具體來看，美國方面，近期經濟數據出現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跡象：二季度修正GDP環比增長4.6%，9月份失業率下降至5.1%，經濟增長與勞動力市場出現改觀，導致美聯儲啟動QE穩步退出，美元指數應聲上漲。自5月以來，美元指數經歷了一波強勢行情，其在5月8日下探年內新低78.91之后，隨即開始強勢反彈。

　　然而，美元的強勢行情恐難持續。美國經濟雖然有所起色，但主要得益于量化寬松政策推動的資產價格上漲，經濟數據也是好壞參半。相反，美國結構性改革并無實質進展，例如美國生產效率提升有限，高消費、低儲蓄沒有明顯改觀，制造業占GDP比重仍處于下降趨勢，醫療負擔沉重更加惡化等與危機前表現相似。

　　換言之，如今美聯儲貨幣政策問題仍舊不少，政策思路越來越向格林斯潘時期靠攏，貨幣政策被寄予過高期待，結構性改革實際上進展緩慢，這導致未來美國經濟能否進入新一輪上升周期存在不確定性。鑒于此，很難相信美國經濟可以承受過緊的政策環境。例如，近日美國悲觀數據紛至沓來，9月零售銷售由正轉負，環比下降0.3%;9月PPI環比下降0.1%，創去年8月以來首次下跌，加大市場對通縮擔憂等。悲觀經濟數據也引發美國資本市場恐慌，股市連日下跌，10月14日，美三大股指驚現崩盤式暴跌近3%。因此，美聯儲加息時間最早也可能要到明年年中以后。

　　當然，歐洲情況似乎也不樂觀。10月14日，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至0.856%，創下有記錄可查的歷史性低點，作為體現投資者對歐元區長期風險溢價與通脹預期的重要指標，筆者不禁擔憂歐元區有重蹈日本經濟“失落的十年”的風險。

　　實際上，當前已有諸多經濟指標顯示歐元區有步入“日本化”的趨勢，包括經濟疲軟，通縮嚴峻等等。例如，歐元區消費物價指數在9月繼續放緩，僅有0.3%的同比增長，且連續12個月低于1.0%。增長方面，二季度整個歐元區經濟環比增速為0，基本停滯。特別是早前相對較好的歐元區經濟火車頭德國，如今來看經濟也遭遇重創，8月出口額萎縮5.8%，創2009年1月以來最大跌幅，反映出德國經濟的黯淡景象。

　　除了周期性原因以外，供給端的變化對歐元區增長的影響其實更加值得擔憂。例如，歐元區國家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而人口老齡化曾是日本經濟深陷“失落的十年”的重要原因;歐元區勞動力市場體制僵化，失業率高企與勞動力閑置共存;歐元區的高福利和高稅收毫無疑問也將削弱了歐洲的競爭力;此外，許多歐洲國家公共部門龐大而效率低下，影響了勞動生產效率。

　　更為嚴重的是，相比于日本，歐元區經濟體受制于區內政治體制、決策環境、財政及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有限等因素，政策空間似乎更小。如財政政策方面，歐元區剛剛走出債務危機最差的時刻，且財政聯盟之路仍任重而道遠，短期內政策空間有限。貨幣政策方面，雖然歐洲央行準備推出“量化寬松”，但預計在德國央行的阻撓下，也必將小心翼翼。倘若如此，歐洲“量化寬松”的效果會相當有限。而在供給端的瓶頸，需求端刺激缺乏足夠的手段之下，歐元區經濟的“日本化”恐難避免。

　　除此以外，海外經濟動蕩還體現在日本經濟超預期下滑，顯示安倍經濟學帶領經濟復蘇之路并非順暢;地緣政治風險加大，包括烏克蘭危機、朝鮮半島局勢撲朔迷離等等，都讓未來海外經濟面臨更多不確定因素。

　　因此，未來一段時間海外經濟不確定性較強，這對中國而言既是機會也是挑戰，相信不少投資者會重新進行全球資產配置，將中國作為資金安全港。正如早前一段時間，中資股曾出現一輪全球領漲的行情，上證指數今年上漲12.9%，好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便一定程度上佐證了筆者判斷。毫無疑問，中國應該珍惜這一難得的機遇期，提振國內低迷的經濟和資本市場。同時，還要防范海外經濟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外需面臨的挑戰。

　　從近期公布的數據來看，雖然出口從8月的9.9%上升到9月的15.3%，進口更是扭轉了8月下滑2.3%的頹勢，在9月實現了7.2%的同比增長，反映了貿易向好局面。但靚麗貿易數據之下也有隱憂，考慮到近期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進一步黯淡，出口強勁數據能否持續面臨考驗。同時，進口增長細項數據顯示進口反彈更多是由于加工貿易影響，意味著國內需求仍然相當疲弱。

　　與此同時，最新數據顯示，9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2.7%，雖較8月回升4.2個百分點，但仍為近18個月以來次低。9月PPI同比下降1.8%，持續31個月處于通縮區間。鑒于此，對未來中國經濟前景仍然保持謹慎，建議積極政策持續推出，特別是早前穩外貿與對改善型購房需求的貸款優惠需要切實落實，必要時降息降準，以保證四季度經濟企穩。而從長期來看，通過采取穩增長與調結構并進的方式，在海外經濟風險加大之時，確保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有助于提振全球投資者信心。

　　為此，明年可以考慮把經濟增長底線定在6.7%，預留應對海外風險和調結構的空間。雖然6.7%目標低于當前市場的普遍預期，但由于其并非預期目標而是政策操作底線，若大部分時間增長在目標以上，宏觀調控政策便可以減少動作，為改革創造相當大的空間。一旦目標有跌破風險，也可迅速行動，而市場預期一致，也會有力地避免延誤最佳政策時機。如此則目標清晰，無論從操作層面還是引導預期層面，都能起到不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