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

　　我們在當前情況下需要采取的方針，就應當是在采取措施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為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社會經濟體制，才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這種合意的新常態。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么來的呢?

　　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改變了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農村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使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差距迅速縮小。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后，生產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

　　現在的問題在于，以上這些有利于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

　　首先，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小了。蔡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剩余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

　　其次，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了。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一致的結論，就是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明顯降低，并引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由現有資源狀況和技術狀況決定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的情況下，要短期拉升增長率，唯一的辦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過信用擴張向市場“放水”。但是就中國的情況而言，長時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寫過好幾本書，總結日本近年來經濟衰退的教訓。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經濟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機，都是在泡沫破滅后出現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而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基礎，則是杠桿率(負債率)過高的缺陷。在我看來，如果說西方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費和高福利，東亞國家的杠桿率過高則主要是由企業和各級政府舉債過多造成的。在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和企業資產負債表杠桿率過高的情況下，在某些環節上出現償債困難、甚至“跑路”逃債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桿化”，控制和消解風險，而不是用加強“刺激”的辦法維持高增長率。繼續提高杠桿率將使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加大。

　　更何況2009年以來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遞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如果說2009年的4萬億元投資(兩年)和10萬億元貸款還把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二季度的增長率拉高到10%以上的話，2014年二季度的1萬億元左右投資只把增長率從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個百分點，三季度又回落到7.3%。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

　　以上的分析說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根本轉變。

　　從1996年-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提出實現這一轉型的要求，只不過在大部分時間里執行的情況很不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發展方式轉型受到舊體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先是國家計委提出需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在后來的討論中，人們總結了蘇聯轉型不成功的教訓，指出體制的轉變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基礎。因此，“九五”計劃規定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一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

　　在1996年-2000年的“九五”計劃期間，由于執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取向改革全面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可是到了2001年-2005年的“十五”計劃期間，城市化加速這件好事在中國體制下卻使各級政府大大增加它們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于是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政府主導的重化工業投資熱潮。由于政府主導了重要資源的配置，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也出現了逆轉。

　　“十一五”總結了“十五”的教訓，再次提出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間改革推進緩慢，雖然我們制定了一個很好的“十一五”規劃，但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上乏善可陳，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不得不發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的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