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榮智健與他的百年輝煌家史

榮智健連續多年雄踞“胡潤強勢榜”榜首，與榮氏家族傳給他的遺產沒有多大關系，其父榮毅仁苦心積聚的“非物質遺產”，才是助榮智健登上頂峰的最大動力。 自2003年“胡潤強勢榜”出臺以來，中信泰富主席榮智健就一直高居榜首。盡管排在后面的都是響當當的角色——任正非、宗慶后、馬云、郭廣昌、黃光裕、劉永好……但與有著百年輝煌家史的榮氏擺在一起，他們只能算是“暴發戶”。 從留下了“固守穩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的訓誡的榮熙泰算起，榮智健是榮家的第四代傳人。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是榮熙泰的次子。榮智健是榮毅仁的長子，也是唯一的兒子，1942年生于上海。1949年新中國成立，榮家作為民族資本家受到保護。特別是因為積極配合公私合營，得到優厚的經濟補償和政治待遇，得以憑高股息繼續享受優越的生活，榮毅仁還當選了上海市副市長。這一切給了銜玉而生的榮智健成長為“貴族”的環境：宅院環境幽靜如畫；典雅古樸的廳堂內到處陳設著名貴家具、瓷器、古玩和名家書畫；居有傭人、出有專車。當年的上海，榮智健是知名的“公子”：開紅色皮座敞篷跑車，出手大方。不過，榮家生活條件雖然優越，但對子弟的管教卻很嚴厲。榮智健孩提時代不聽話時打屁股、關黑房間是經常的事。 1959年，榮智健從南洋模范中學畢業后，進入天大電機系。大學生活無法與上海大宅同日而語，但手里有的是錢，可以吃小灶、請大客，在同學們的眼中是絕對的“大款”。那時他的心思全部在棒球上：每天練球，大學第一年參加了兩次全國比賽，幾乎一天課都沒上…… 今天的富家子弟依靠父親的財富可在物質享受上超過當年的榮智健，但他們沒有巨富的祖父和曾祖父。按“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的說法，中國大地如果再有貴族也是我們百年之后的事了。這樣，榮智健就成了世人能夠見到的最后的貴族！ 貴族淬火 榮智健的人生轉折沒有發生在1949年，而是發生于“史無前例”的年代。1965年，榮智健大學畢業后分到水電部工作。席卷全國的政治風暴到來后，他離開國家機關到吉林長白山下的一個水電站實習。長到20多歲從沒吃過一天苦的榮智健多了一段在零下30攝氏度嚴寒中勞作、睡東北大炕的經歷。次年，政治環境更加嚴酷，他被“下放”到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水電站接受“勞動教育”。榮智健是從溫室掉進了冰窖，吃盡了一般城里人家孩子都受不了的苦：在山間搬機器、挖土方、抬石頭、架設高壓電纜……1972年，30歲的榮智健返回北京，調入北京電力系統從事科研工作。 如果他7歲時就失去優越的生活環境，就很難養成雍容的氣度。而8年艱苦的基層工作像是對他這個“貴族坯子”的深度淬火。文革末期，榮毅仁賦閑在家。1972年到1978年間，榮智健一直與父親住在一起。而立之年的榮智健這才有機會從與父親的相處中繼承家族的“非物質遺產”。 解放前的巨富商賈常在香港置辦產業，改革開放后，他們的子弟紛紛到港打理。1978年夏，36歲的榮智健離家別子獨闖香江，隨身帶的是一張“單程通行證”。初到香港，榮智健憑借父親榮毅仁在港積下的幾十萬元資本，與兩個堂弟開辦電子廠，生產電容器、電子表、集成電路和電腦存儲器等產品。對大陸市場的了解和天賦的商業才智，讓榮智健得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話分兩頭，其父榮毅仁在鄧小平點將下于1979年10月創辦了中信。同深圳特區一樣，中信成了金融領域的“特別窗口”。1950年代因公私合營而名噪一時的“紅色資本家”，再度開風氣之先，步入新時代。榮毅仁的特殊身世、遍及世界各地的親屬和天賦的商業智慧，對幫助當年的中國打開經濟之門意義非凡。跟隨榮毅仁一起創業的中信元老中有時年38歲的王軍。據榮智健回憶，當年創辦中信的2000萬元啟動資金還是王軍借來的。加上榮毅仁借給公司的1000萬元個人存款，中信創立之初可調用的資金僅3000萬元。到1984年，國家投入中信的資本總值為1億元，此后再無現金投入。 1986年，在商海中搏擊了8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練就“絕世武功”的榮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并很快榮任董事總經理。可以說，這是榮智健大展宏圖的真正起點，那年他已44歲。 點評 草根出身的馮小剛是這樣點評貴族的:“不顯擺、不羨慕、不撒謊、不關心世俗瑣事，滿腦子裝的全是四六不著的想法。對什么事都不著急、不爭……從推動社會發展的角度講，貴族沒什么積極意義，跟廢物沒什么兩樣！”前半段有點傳神、入骨，后半段卻不盡然。如果所有人都只關心鼻子底下的那點蠅營狗茍，沒有人為“四六不著的想法費心”，那人類今天肯定還住在山洞里！ 生于大富之家的榮智健根本不用關心“世俗瑣事”，也不必與人爭。這樣的環境一直維持到榮智健20多歲，足以把他培養成貴族。偏遠基層和香港商海的兩個八年，讓榮智健與末世貴族的紈绔徹底絕緣。 中國的“窗口” 中信香港是1979年與中信同步成立的，宗旨很明確，就是作為開放中國的一個窗口。主觀意向不錯，但操作起來卻困難重重。對封閉了幾十年的中國大陸，這個窗口怎么開？統帥人選更是個大難題。水里、火里歷練多年的榮智健很快就證明了他的實力，他的加盟成了中信香港的一個新起點。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組，由米國鈞接替王軍任董事長，榮智健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榮智健向北京中信提出的要求只有兩個：人事和經營決策權。中信香港從此步入榮智健時代。 此前，榮智健在香港經商已獲得逾4億港元身家，他在商業上的“野心”是那個年代的“國家干部”根本無法想象的。他心中的榜樣是李嘉誠、霍英東這樣的世界級實業家。執掌中信香港后，榮智健瞄上的第一個目標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國泰航空，其大股東為太古洋行。這對手里僅有區區3000萬美元“開辦費”的中信香港來說簡直是異想天開。榮智健頂住不同意見，親赴北京向父親交了“軍令狀”，從而獲得了8億元資金。最終，中信香港以13億港元巨資獲得國泰航空12.5%的股權，成為第三大股東。不久，榮智健又以5億港元收購港龍航空46.3%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旋即又將部分股權轉讓給了國泰航空。 1989年6月5日，香港恒生指數狂跌21.57%。香港電訊的英資股東心急如焚，榮智健抓住機遇斥資103億港元購得20%股份，成為了第二大股東。這一次的“便宜行事”，越過了不少審批環節，最終得到政府高層的支持才算沒有釀成事端。 經過一系列大收購，中信香港擁有國泰航空12.5%、香港電訊20%、港龍航空38.3%、東區海底隧道23.5%、澳門電訊20%，其總資產接近200億港元，成為中資公司中的航空母艦。但中信香港的并購資金主要來自借貸，“杠桿比”過高(借貸資金與自有資金的比值)。放貸給中信香港的人看中的無疑是其強勢的中資背景。榮智健的起家在相當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風險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他的高明之處在于不是“躺”在政府身上，而是積極謀求向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平臺——上市公司。對當年的中信香港來說，買殼成為不二選擇。榮毅仁的老朋友、時任中信董事的李嘉誠在關鍵時刻的扶持起了決定作用。 在李嘉誠指導下，榮智健選定了泰富發展。1988年，這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在毛紡大王曹光彪手中。泰富可不是一個空殼公司，它不僅在地產投資方面獲得良好業績，還憑借麾下的港龍航空，與國泰航空展開“盤腸大戰”。由于實力稍遜一籌，曹老板不得不自找退路。1990年1月，中信香港向泰富全體股東發出收購要約。完成要約收購的同年6月，榮智健把中信香港名下的12.5%國泰航空作價28億余港元，悉數注入中信泰富。經過一系列運營，到1991年6月最終成交時，中信香港如愿成為泰富第一大股東，擁有49%股權。榮智健成為已更名為“中信泰富”的董事局主席。 李嘉誠成人之美值得欽佩，榮智健舉一反三更是后生可畏。中信泰富平臺甫一完成，另一個蛇吞象的驚人之舉就啟動了。這一次的收購對象是巨型非上市公司恒昌。創立于1946年的恒昌是港資第一大貿易行，有七家全資子公司，其中經營汽車和零售業的“大昌行”年營業額即達100億港元。恒昌的老板何善衡年高力衰，后輩中也沒有可以傳承其衣缽的人選，遂傳出變賣資產的“流言”。這樣一塊肥肉待價而沽，香港各大家族都躍躍欲試。李超人再次發威，聯合鄭裕彤、郭鶴年，以中信泰富為核心組建財團——GreatStyle。新財團在短兵相接的遭遇戰中，僅一個回合就取得決定性勝利，以69.4億港元購得恒昌97.12%的股權。其中，中信泰富占36%，榮智健個人另外認購了6%(代價為4.2億港元)。收購完成后，中信泰富用恒昌持有的現金派息，使后者市值大減。1992年1月，中信泰富又以通過增發從股市上圈來的25億港元，收購李、鄭、郭三富豪手里的恒昌權益，將整個恒昌納入囊中。 兩輪資本運作下來，中信泰富市值暴漲10倍、達87億港元，從蚊子變身為大象，并于1992年成為恒生指數33支成份股之一。1993年1月，中信泰富以87億港元收購了香港電訊12%股權。1994年2月，中信泰富又以35.5億港元購得香港興業國際集團的愉景灣物業發展及有關業務的50%權益。香港各界再無人敢小看中信泰富這個開放中國的“窗口”了。 點評 有了李超人的鼎力支持，榮智健在香港資本市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買“殼”得到的就不是一個空殼，而是各方面資質不錯的實體公司；取得上市公司平臺后，裝入資產、增發，并購恒昌，環環緊扣，絕無拖沓。 李嘉誠的援手固然出于對祖國的感情和與榮毅仁的私交。但商場無父子，榮智健的才華、品性，特別是讓李嘉誠不“白幫忙”的巧妙安排，才是雙方默契配合的關鍵原因。僅收購恒昌一役，李嘉誠半年就賺了2.3億港元，資金運營的年收益率近27%。總之，李超人的幫助只是外援，榮智健才是運籌帷幄的統帥。 商海搏擊 榮智健接手中信香港不過六七年，已經把昔日的小蚊子培養成了大象，他的功績和才華讓人心服。如果說當年中信香港崛起得益于“中信”背景和李嘉誠等友好人士的鼎力幫助，那么，由于宏觀政策和微觀結構的變化，中信泰富“成年”后基本上要憑自己的力量在商海中搏擊了。 宏觀方面，相關部門曾明確表示，中資公司在香港將完全按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