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備看“破產”

劉備的第一次破產 雖然討伐董卓未獲得成功，且各路諸侯的力量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但是曹、孫、劉三人卓而不群的英雄形象還是為最終的“天下惟有德人居之”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劉備在十八路諸侯中優異的表現如金庸小說中的一個武林晚輩在高手云集的武林大會上石破天驚一下掙夠了印象分，從此名揚江湖，但是當朝各位名宦宿將在討伐董卓的拙劣表現和自己同宗同源的天子如同玩偶一樣的在董卓手中的傀儡命運對劉備卻產生了不小的震撼。“朽廈將傾，非一良木可支”何況劉備本來也就是準備在大漢朝公司中通過自己的辛勤和名譽來謀各一官半職的，大漢朝眼看要時運不濟了，公司對自己的辛苦與努力是否能兌現，就算是兌現了，社會是否會買單和認帳？一個個問號直問劉備心虛，不能再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到自己不能掌控的因素了。＂I won’t get a promotion ,I want to be a boss”劉備自言自語道。 　　 做老板最重要的是什么？世面上那么多通俗管理學讀物告訴我們這樣那樣的戰略規劃、企業文化營建、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但是這些都是小本生意發展到事業的告訴才研究的命題。至于在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那么一點本錢。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最重要的本錢就是兵和地，劉備地僅平原一縣，兵不過千余，那怎么辦呢，劉備的辦法就是“借”。說到劉備的“借”字策略，與現代財務管理分析工具還有契合之處。 　　 　　作為企業管理人員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影響資本回報率:凈利潤、資產周轉率和財務杠桿系數。 　　凈資產回報率＝凈利潤率×總資產周轉率×財務杠桿系數 　　其中財務杠桿系數又能分解為應付款帳齡，負債資產比率。這些專業的術語很可能讓人覺得難以理解。說的通俗點： 　　你在一段時間內能賺到的錢取決于三個因素，你每次買賣能掙多少錢，你這段時間能用你手上的本錢做多少次買賣？你的這些資產中又有多少是以比較低的成本甚至無成本的從別人手上借來的，即你能用多少本錢借到更多的錢？綜合來說，劉備在凈利潤率和總資產周轉率兩項指標上的表現不算突出，倒是東吳、和曹操在這兩個指標上有過人之處，（待后文再提。）但是劉備的確很善于調高自己的財務杠桿系數，即“借”，而且到了劉備職業生涯的后期，還將這種“借”的藝術發揮的更爐火純青。 　　但是參照現在無論是正式渠道和民間借貸的貸前調查。劉備除了有點緣于血脈和軍功的“商譽”之外，資信能力平平，怎么也不像是能借到“錢”的樣子 ，借錢的主都是自己苦心經營，積累財富下來的各地著名私營企業家，不似國有銀行般慷慨的行使注資功能。 劉備知道自己在信貸系統中評分不高，既然如此，無法在短期內提升自己的資信實力，那么還余有空間的就是提升個人形象和“商譽”和優化貸款的理由。別人分析你的經濟實力和資信狀況，以經濟收益和風險為依規決定是否向你借錢是個邏輯問題，但是是否該在別人困難的時候是去幫助別人還是袖手旁觀則是個立場問題：經過多年苦讀，從欠發達地區走進大學的貧寒學子向國家申請助學貸款，國家能因為他們經濟能力薄弱而予以拒絕嗎？中華民族歷來就是個正義感非常強的民族，武俠小說的流行正是讀者心中那種行俠仗義、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的映射，即使是最斤斤計較的人對這種發自心底的正義訴求也不得不作出一些體會和默許的姿態。 劉備正坐在平原縣內，因為遭黃巾攻擊的孔融派部將太史慈來向劉備求救了。救助的是當今社會名流，打擊的是被正統視為“叛逆”的黃巾軍，劉備自然不肯放棄這次提升個人形象和“商譽”的“秀”的機會，便帶領關、張二將，擊退敵人，解了北海之圍。正當孔融迎接玄德入城，大設筵宴慶賀的時候。徐州的糜竺來見劉備，具言張?]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 作者：龍潛四海 雖然劉備很中意于“位卑未敢忘憂國”、“匡扶漢室”“扶助賢達”這樣一場場表演秀。但是一聽到對手是實力強勁的曹操的時候還是有點猶豫。“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微將寡，恐難輕動。’”與陶謙是老朋友的孔融有點不樂意了。 “融之欲救陶恭祖，雖因舊誼，亦為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 劉備眼見自己“賢德仗義”的品牌受到了質疑，不得不迎難而上。 　　 “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千人馬，隨后便來。” 　　并表示無論能否借到兵馬，都一定要親往徐州參戰。劉備“離北海來見公孫瓚，具說欲救徐州之事。”公孫瓚說：“曹操和你無冤無仇，何苦替別人出力呢？”面對公孫瓚的詰問。玄德抬出了“備已許人，不敢失信。”這個貸款借口——兄弟你不借就是讓劉備我難做人啊。 　　公孫瓚執拗不過，給劉備打了個折扣，劉備指望的三五千人馬只借到了兩千。劉備即匯合本部人馬，開赴徐州，并且身先士卒，和張飛一起殺破曹軍的包圍，進入徐州城了。“陶謙見玄德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與玄德。”即一讓徐州，劉備反復推辭，出來乍到，即鳩占鵲巢，多少顯得有點那個，何況自己根基未穩。在陶、劉客氣的相持不下的時候。糜竺出來圓場。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 為什么我們總是看客——寫在世界杯之時 看著一國又一國的球迷興奮、狂熱的在德國為自己球隊加油時候，不得不面隊這樣一個尷尬的現實——我們是看客，還只是電視機前的看客。 　　 職業化—這個美麗的光環已經破碎。國內聯賽積弊重生，出線足球被屢次重棒痛擊，球迷曾經的狂熱已漸趨平淡甚至麻木，十三年足球職業化只剩下對城市英雄的回憶和那次上帝成全的世界杯之旅的悲喜兩重天。 我只想探究下為什么足球的人才選拔機制在借助市場的力量后仍然是那么蒼白無力？是什么？什么使以價格信號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機制和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在中國足球這個領域失去了她的魔力？當我們陶醉于市場經濟體制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經濟成就和社會進步時，她為何在中國足球面前遭遇了這樣的尷尬，為什么球員的表現和他們的激勵沒有任何的正向聯系？惟有喧囂、紛亂、毒瘤難道我們認為顛仆不破的原理對中國足球圈的人失去了作用？中國足球圈的每個人都能游離于基本的經濟規律之外？ 不想訴諸那些無聊的漫罵，畢竟和那些**聯系在一起的名字是目前的選拔淘汰機制甄選出的皎皎者，會比99%坐在電視機前的你我做的更好，雖然你也能在足球場上能有著足以為人道的靈光一現，但精彩只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她不常來；也許你的確更有運動的天賦和潛質，不過后天的機遇和選擇卻只讓這種天賦和潛質逐漸被濃厚的生活湮沒覆蓋。無論如何，競技體育作為一種職業，畢竟選擇了他們而不是你我。 我不想再討論球員的技術水平和教練的戰術修養，那已是一個給定的約束條件，即使事后孔明有甚高論，也只能帶來量的提升而非質的飛躍。我也不懷疑他們的行為激勵是否足夠充分，置身其中的人總是對自己的行為預期有更清晰的視野。 　　 帶著諸多的疑問，把中國足球的大環境拿到經濟學下的視野下逐一剖析，不難發現，冥冥中悲劇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