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信貸啟示：告別危機再戰成本壓力

　　溫州的債務危機最終得到控制，這是政府、市場層面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在這個危機逐漸遠去的時刻，我們卻很難忘記它的發生。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此次民間借貸風波將會倒逼金融改革和創新。我們希望這能如愿。

　　成功的改革將為中小服企帶來福音，并規范民間借貸風險。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溫州服企危機之后，能夠擺脫以往對貸款過分依賴的毛病。

　　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陷阱密布，人力、采購成本的上漲，融資成本的高企，市場的波動都在考驗溫州，乃至全國服企。

　　融資的暢通，只是服企健康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成本上漲趨勢難以避免，企業需要更強的適應力。

　　這或許才是此次溫州債務危機給全國帶來的重要啟示。

　　9月下旬的溫州，陣陣細雨正努力將人們拉出炎熱夏季，而一如轉變的天氣，溫州的民營經濟似乎也迎來了“寒意”。

　　司機小張在1年前加入法派集團，他在溫州斷斷續續待過4年，他了解溫州有2個縣說的是閩南方言，也知道最近溫州的熱門話題。

　　“每天都有老板逃跑。”道聽途說的小張樂此不疲地描述他所感悟的溫州經濟環境，因為這關系到他的生計。

　　小張來自貴州，在本報記者赴溫州采訪調查服企后危機時代的逃跑、倒閉潮現局時，他常有陪伴。

　　倒閉潮顯現

　　迎來初秋，溫州的9月難有“安寧”，9月26日，在本報記者抵達溫州后第一天，倒閉潮、逃跑潮話題滿城風雨的溫州似乎正在焦慮地等待外界的救贖。

　　此前一天，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與溫州市經信委、金融辦和銀行舉行完座談會，要求溫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專項工作領導小組和專門工作組，在企業幫扶、民企融資協調、打擊黑惡勢力和倒閉企業善后處置等方面，出臺政策措施。

　　而隨后的一天，正得利鞋業董事長沈奎正的跳樓自殺將溫州企業的危局上升到新的階梯。

　　一位當地企業家代表向記者這樣評說這兩件事的相互邏輯，“政府出手還是太晚。”

　　據當地消息，截至10月初，溫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業老板逃跑、企業倒閉。其中9月份就發生26起，僅9月22日就出現9家企業主“跑路”，創下紀錄。

　　一系列倒閉潮正考驗溫州制造業經濟，作為中國鞋服產業重鎮，溫州服企不能幸免，艱難的處境也點燃了人們對其生存現實的擔憂。

　　全民借貸危機

　　對于溫州服企的擔心，浮在表層的是融資難，融資成本的高企。

　　由于銀根緊縮造成的銀行惜貸，許多服企面臨資金鏈緊張。一方面，在緊縮背景下，服企需要籌錢償還原有貸款。另一方面，他們還需要更多的錢用于采購等眾多綜合成本的上升，或者是多元化失敗投資的虧空。

　　然而，銀行大門的關閉，讓許多服企從一開始就不得不求助民間，隨后，經營壓力的進一步增大將這些債務擴大演化成了一場溫州民間借貸危局。

　　根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上半年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而來自溫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證實，當地民間借貸規模占民間資本總量1/6左右，且相當于溫州全市銀行貸款的1/5。

　　全民借貸的溫州，正在受到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考驗。由于海外市場不暢，人力、采購成本的持續上升、融資成本的增高，這些后危機時代的考驗日趨嚴峻，加上國內貨幣政策的緊縮，全國服企資金鏈斷裂的風險與日俱增。

　　在溫州，這種風險已經顯現，超過80家企業老板逃跑、企業倒閉，帶來的后果則是，全面借貸的溫州陷入了全民“恐慌”的危局。

　　顯然，小張也感覺到了這種恐慌，以至于他對老板的逃跑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果他們不跑，那么迎接他們的會是什么?”

　　在小張看來，這些逃跑的老板中很多還將回來，“他們需要躲一下民間的憤怒。”

　　信貸政策鼓勵企業投機?

　　大批企業可能存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構成了眼下“溫州危機”的核心，而在表層融資難、融資成本高企之下，造成溫州服企陷入困局的更重要原因則是企業的抗危機能力有限，以及幫助企業轉型升級、提高競爭力的宏觀政策配套不足。

　　美銀美林在溫州危機越發嚴峻之時曾發布一份報告稱，溫州的“灰色借貸”對于整個中國來說或者只是“茶杯中的風暴”，對于溫州和中國沿海的制造中心地區來說，真正的挑戰是愈來愈高的人工成本和對于提升產品附加值的急切需要。

　　正是服企本身盈利能力的不足，使得企業無力應對人力、采購成本上升，海外市場的波動，以及融資成本的上升，這被企業稱之為后危機時代的挑戰。

　　而溫州部分服企眼下所呈現的經營危機，乃至所謂的溫州借貸市場危局，起始便緣于這些企業的經營能力在后危機時代挑戰面前的落敗與不堪。

　　事實上，在本報記者對溫州服企的采訪中，我們發現仍然有為數不少的優質服企游離于危機之外，這些企業從反面否定了眼下“危機”的必然性。

　　在法派集團，該公司高級副總裁胡超告訴我們，他們國內市場實現了70%以上的增長，他們面臨的問題不是開工不足和資金困難，而是上游供應鏈無法及時配套，他判斷眼下一線品牌的國內市場增長普遍在50%以上，甚至，一線品牌的供應鏈也正在以破紀錄的產能和利潤表現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

　　在奧康集團，他們似乎對于同行的處境“無法理解”，同為民營企業，他們卻享受著銀行信貸員主動上門貸款的服務。

　　由此，真正的危機或許不在于銀行的惜貸、市場的波動，而是有效提升中小企業經營能力，這其中，關鍵或許是國家層面給予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提供有效引導和配套的政策環境。

　　“比如，現在銀行在增加利息，銀行貸出去的利息，一般成本1分5到1分8，一年算起來達到20%，中國目前發展階段中，哪個制造型的、品牌型的企業年凈利潤能達到20%，8%都沒有。在這種環境下，實體企業已經沒辦法做了。”法派集團董事長彭星表示，“這對制造企業意味著，國家層面逼著你轉而進入高風險的投機領域，因此，從這方面講，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需要國家層面更有效的政策配套。”

　　截至本報記者發稿時，因部分企業資金鏈斷裂而引發的債務危機，乃至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得益于政府、市場層面的有效調控，如浙江省委、省政府出臺了20多條具體舉措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規范民間金融秩序，以及溫州當地25家銀行聯合發布不壓貸聲明等，而基本得到控制。

　　然而，由溫州債務危機引發的問題卻仍值得深思。

　　在融資層面，溫州民間資本的活躍程度向我們提出了市場監管與風險控制的課題，以及如何利用其更好地配套中小企業的升級發展。

　　在服企迎接后危機時代的挑戰層面，人力成本、采購成本的上升，對于制造型企業正成為“要命”的趨勢，企業能否有效控制、轉移成本，他們的提升速度能否跑贏成本的增長速度?

　　此次溫州債務危機所帶來的種種啟示，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