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紡織服裝業仍處供應鏈低端

　“國際供應鏈對于中國的產業發展、品牌發展有很多借鑒作用。我們所說的國際供應鏈，從最初加工環節的外包，到設計的外包，再到采購環節的外包，其發展之路實際上是把責任和風險外包的一個過程。”6月17日在福州市舉辦的2010紡織服裝產業鏈技術創新大會上，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孫瑞哲這樣說道。

　　一個共識是，中國紡織服裝行業是單一產業鏈條最長、就業最多的行業。而目前的狀況又在于，我國的紡織服裝行業仍然處于供應鏈的低端，在風云變幻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沒有自己的話語權。

　　然而，隨著中國紡織服裝業的不斷發展，如今的競爭已不是企業與企業、品牌與品牌這種點對點的競爭，“明星”加“廣告”的手段也不再是“不二法寶”，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成為關鍵。從紡紗、織布、漂染、成批生產，到品牌營銷管理、渠道管理，物流配送、零售終端的售后管理，面對這長長的鏈條，你怎樣才能扼住它的 “咽喉”？

　　事實上，就縱向產業鏈而言，我國紡織服裝各部分發展不平衡，其中間的生產加工環節優勢較為明顯，而在兩端的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環節能力相對薄弱。這猶如一個巨大的“橄欖”。而在現階段國際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日益專注于紡織產業鏈兩端，即前段的原料生產和產品研發以及末端的深加工和市場渠道。也就是說，理想的產業鏈應該是“啞鈴”型的。

　　此次紡織服裝產業鏈技術創新大會，以“優化紡織產業鏈，技術創新促發展”為主題，為探討中國紡織服裝業的轉型升級帶來一番深刻思考———是時候把“橄欖” 變成“啞鈴”了。

　　一個導向：市場和消費的有效需求

　　紡織服裝供應鏈，從上游到下游，從紡紗織布到零售終端，鏈條的終極目標還是落在了市場的身上。因此，作為供應鏈上的一環———市場的需求顯得尤為重要。

　　“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雖然是金融領域的問題，但同時它也改變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消費理念。西方的消費者迫于目前形勢會少花錢，但是這種節儉一定會成為一種趨勢。所以這不是傳統意義上周期性的危機和調整，而是根本性、結構性的調整。這就必然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模式，消費會逐漸趨于理性。”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孫瑞哲表示。

　　而當消費者的消費逐漸趨于理性的時候，他們勢必逐漸拋棄以往那種“一擲千金”的消費豪氣，而趨于選擇適合自己、能真正滿足需求的商品。畢竟，中國的消費文化還是有別于西方的消費文化———歐洲的消費文化是經典、貴族時尚在現代生活中的反應，因而奢侈品牌以歐洲為代表；美國是針對中產階級的工業化時尚；而中國的消費時尚文化應是平民化的，這是下一步消費的主流需求。孫瑞哲說：“我們的消費者一定是對優秀設計、合理品質和低廉價格的追求。另外，品牌要在環境、健康的生活方式、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去建立消費者忠誠度。”

　　中國消費市場巨大，不同地區、不同消費人群呈現出不同的消費特色。有統計表明，近年來，中國居民的衣著支出占收入比重與收入水平不成正比，即居民在衣著方面消費的增長高于收入增長。孫瑞哲認為，城鎮居民中，年收入4萬元～10萬元居民人群上升速度最快，成為消費的主體，他們貢獻了近30%的衣著消費需求；從年齡段來說，35歲～45歲是消費的主力人群，而25歲～29歲是非常有活力的群體，也是行業應該重點關注的群體。同時，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國內一線城市市場幾近成熟飽和，二三線城市市場成為紡織服裝業新的市場增長點。而一些二三線城市的居民，其消費能力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所以很多的國外品牌也大舉進入我國二三線城市。

　　另外，中國的消費還特別地受到城鎮化進程的影響。據孫瑞哲介紹，到去年為止，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狀況是，城鎮人口比例約為46%，農村人口約占54%，而潛在的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將被逐步釋放。“到2030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市場容量都將以平均每年至少10%的速度增長。而收入水平的整體提高和城鎮化率的上升，則會相應帶來消費能力的提升和消費觀念的改變。”{page_break}

　　孫瑞哲還談到，在過去短缺經濟的時代，消費者對于產品的需求僅僅是滿足于在“有”上。但是在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今天，消費者對于產品的功能性、對價格的敏感度越來越高，他們對產品的科技含量、人文含量等方面也有了新的追求。“特別是對于品牌企業而言，要打動消費者，不能再拘泥于傳統意義上的質量問題、功能問題，其品牌文化、社會責任的理念等方面都將成為消費者需求的一部分。”

　　可見，消費者需求是復雜而多樣的。而企業怎樣在消費者這種復雜多樣的需求中精準把握住屬于自己的消費者，這將是一個考驗。

　　事實上，紡織服裝行業作為一個生產產品的行業，無論你在整個供應鏈條上的掌控能力如何，其產品的最終流向還是消費者。因此，把市場和消費的有效需求作為供應鏈條上的一個價值導向，讓這種“有效需求”的價值導向成為企業掌握運作供應鏈條的“有效參照系”，無疑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一個合作：積極與客戶聯袂

　　在傳統的紡織服裝供應鏈上，制造商和品牌商的合作模式是———由制造商來滿足品牌商的需求。這種合作模式下，制造商只能是被動接受品牌商的要求。“我們要做出改變，優化供應鏈，從被動的接受規格，成為規格的協同制定者。”旭榮集團執行董事黃冠華表示（旭榮集團是橫跨織染、成衣的大型跨國紡織集團，同時是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特許生產商）。

　　據黃冠華介紹，旭榮創造了一個系統，用這個系統來顛覆以前品牌的運作模式，被稱為“客制化的協同開發”。舉個例子來說，旭榮把這個系統提供給品牌商，他只要在這個系統里輸入比如“低調、奢華、80年代”類似的關鍵詞，按確定后出來的就是產品規格。“這種協同開發模式的一個好處在于，品牌方的設計師在制定他所要的東西的時候，旭榮下游的制造商已經提前介入了他的開發了。即，不是等到品牌討論完后旭榮才被動接受他們定的規格，而是品牌在有了想法之初，旭榮就已經介入了。接下來所有的開發旭榮都同步進行，比如，旭榮可以參加品牌商的企劃會議，也能夠主動給對方提供意見。這種產品開發模式讓旭榮掌握了主動權，而不僅僅是賣面料，旭榮賣的是趨勢、服務。”這樣的模式旭榮叫做VFM，即Value（價值）、Fashion（時尚）、Manufacture（制造），是價值型的流行營銷服務。

　　同時，借助該系統，旭榮提供了一個數位化的展示空間。旭榮將數十年開發的數十萬種面料“e”化到網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資料庫。而每一位設計師既可以在上面建立屬于自己的個人樣品室，也可以搜索自己需要的面料，系統則會自動記錄設計師的搜尋軌跡，依據他們的需求提供給他想要的東西。“用這種方式，我們創造了一個大平臺，讓供應商下游的品牌、中間的制造商等融合進來，大家都在這個平臺里一起做事，避免了殺價、搶訂單，甚至規格改定等一些制作問題的協調都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完成。同時，我們的服務時間節省了一半。”黃冠華說。

　　這種與客戶聯盟的方式，得到了吳江福華織造有限公司董事長施清島的贊同。據施清島介紹，福華的產業鏈條上，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客戶聯盟。福華與上下游的大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并建立了數千家供應商數據庫，對供應商進行管理，定期對供應商進行評級，結合實施聯合采購等方式確保供應鏈質量。內外供應商分為原料、坯布、設備、零件、輔料、服務管理，對每類供應商建立技術評估標準，分別對他們進行評估，尋找強項供應商。據了解，福華目前已與2000家供應商建立了合作關系。

　　另據介紹，福華還不斷完善客戶檔案，并對大客戶、重點客戶、品牌客戶等進行專門歸檔；不斷改進客戶的信用評估、合同評估、價值評估、風險評估的方式，降低商業風險。根據訂單量、合作時間、信譽度等對企業實行信用評價，將結果分為A、B、C三類，其信譽高、訂單量大、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公司劃為A類，納入福華下游產業大客戶聯盟，并對此類客戶的訂單實行綠色通道。

　　一個決心：打造綠色供應鏈

　　在綠色文明意識指導下，歐美國家率先提出了“綠色服裝”的設計理念，來推進紡織服裝行業的綠色環保，其內容可以涵蓋服裝生產、消費行為的方方面面，即該行業的綠色環保行為應該滲透于整個產業鏈條中，而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

　　就我國紡織工業來看，在傳統工藝中的“紡紗－織造－染整”，其生產過程使用的氧化劑、催化劑、阻燃劑、去污劑等化學物質，印染過程中使用染料、甲醛和鹵化物載體及重金屬等，都會殘留在紡織品上，成衣后期整形步驟還會用到含有甲醛的樹脂等……紡織服裝的生產環節仍然是污染較重、耗能較大的行業。

　　在消費環節，消費者能否形成“一衣多搭”的理念，增加每件衣服的使用率，真正做到綠色消費，百貨商場是否切實做到節能減排等等……這些都將是打造紡織服裝綠色供應鏈條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旭榮集團執行董事黃冠華向記者表示：“對于紡織服裝的綠色供應鏈，我有一個更明確的概念叫‘碳中和’。我們在所有制造的過程中，要盡量采取手段‘中和’排出的二氧化碳，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供應鏈。而在我們的VFM大平臺中，由于能在統一的平臺上處理事務，就可以減少差旅，也就減少了碳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從紡織服裝業的發展來看，依靠低廉勞動力等形成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將逐步削弱，甚至不復存在；而環保，資源，土地等制約因素卻將越來越突出。孫瑞哲亦表示，資源對于紡織服裝行業來說是一個嚴肅而現實的問題。“我們預計到2040年，全球的紡織纖維需求總量將突破1億噸，而去年全世界的纖維消費總量是不到7100萬噸。不過問題在于，可供纖維的資源增長是有限的，目前中國棉花種植面積占整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為3.9%；而化纖生產原料90% 以上來源于石油，中國對于原油、化纖單體進口依賴在短期內難以改變。行業發展基于循環經濟發展的理念，‘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是其在資源方面要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