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服飾中配飾的意義

　　“承露囊”一詞，我們所能了解的或許只有古人詩詞歌賦中文字性的記載，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陵園陪葬墓中，目前為止出土了六幅繪有男子或女子著男裝并佩戴“承露囊”畫面的壁畫。

　　唐開元十七年，以玄唐宗生日八月初五為千秋節，百官獻“承露囊”，隱喻為沐浴皇恩，民間更是仿制和作為節日禮品相互饋贈，它可以用作佩飾，男女常佩于腰間以盛細小物件。唐《封氏聞見證·降誕》記:“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誕日為千秋節，百幕僚有獻承露囊者。”，這是對唐代承露囊最直接的記載。

　　自古以來，“露”被認為是祥瑞之物，《初學記》引《瑞應圖》說：“露色濃為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可見“甘露降”是皇帝施仁政、德澤萬民的征兆。又據漢朝郭憲《洞冥記》載：“東方朔游吉云之地……得玄黃青露盛之璃器以授帝(指漢武帝)。帝遍賜群臣，得露嘗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這則傳說反映了漢人的普遍心理作用，認為服用甘露可以祛病延壽。

　　早在漢代，就有“承露盤”之說，正史記載漢武帝好神仙，做承露盤以承甘露，以為服食之可以延年。如《資治通鑒》卷二十載：“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仗，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史記·孝武本紀》又載:“其后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先人掌之屬矣。”又如三國魏曹植《承露盤銘》有記：“固若露盤，長存永貴”，所以“承露”一詞，在唐之前便有。

　　由于“承露囊”在正史上沒有記載，其緣起及發展便不得而知。但卻有承露囊的形制是在荷包的基礎上演變分枝而來的說法，與荷包并存，其在用意上與承露盤相同。唐杜牧《過勤政樓》詩中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己無。”(《唐會要·節日》)，說明“承露囊”這一事物是真實存在的。

　　唐墓壁畫中的“承露囊”，也有學者通稱之為“荷包”，這樣承露囊和荷包便有了直接的聯系。荷包是古人用來盛放零星細物的小袋，最早的荷包，既可手提，又可肩背，后來發展為掛在腰間。制作荷包的材料，最早有用皮革，稱囊;后來也用布帛，所以又稱包。荷包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歷經各個朝代，其用途除隨身攜帶收納小物件外，還曾被廣大青年男女視為定情信物。荷包發展到現在，就是我們端午節佩掛的香囊，到了端午節，老人要給孩子衣扣、脖子上掛上香囊，香囊內有朱砂、雄黃、香藥，外以各色絲布縫制成各種不同的形狀，并以五色絲線刺繡成各種圖案，不但有避邪驅瘟之意，還象征著萬事如意、大吉大利。　　

　　其一為新城公主墓壁畫《秉燭與黑帔帛二女侍圖》，圖中繪兩女侍，一人頭梳高髻，上著白色圓領窄袖衫，外穿鵝黃色對衽半臂，下系白色長裙，肩上披黑色帔帛;另一女侍女著男裝，頭發中分，于腦后成發辮，發辮反向束于頭頂，額前佩戴紅色刺繡抹額，抹額以絲帶系于腦后，身穿鵝黃色圓領窄袖長袍，腰束黑色革帶，下穿黑、白相間條紋波斯褲，雙手秉一紅色燭臺，燭臺上紅色蠟燭正熊熊燃燒。該女侍腰間革帶上便佩戴有半圓形承露囊，囊形制簡單，表面未見刺繡圖案，但在承露囊下部邊沿裝飾有波浪形花邊，囊口以絲帶系于革帶之上。

　　其二是新城公主墓壁畫《抬轎圖》，由于畫面顏色風化嚴重，我們只能模糊辨別畫面內容：轎子為仿建筑形制，淺藍色廡殿式轎頂，紅色方形椽頭，雙層闌額，五組斗拱，面寬四間，窗占兩間，窗上沿有卷簾，下沿有紅、綠、藍三色繪成三個團花圖案。前后各有轎夫二人，其左前一人頭戴渾脫帽，著淺藍色長袍，足蹬長筒黑靴，腰間佩掛承露囊。承露囊形制為半圓形，無飾花，下沿圓弧形周邊飾波浪形花邊，以絲帶系于腰間。

　　另外，新城公主墓壁畫中出現承露囊現象，是昭陵唐墓壁畫中出現承露囊形象最多的墓葬，其墓壁畫中共有四幅《女侍圖》中男裝女侍佩承露囊，一幅《抬轎圖》中戴渾脫帽男子佩掛承露囊，由于壁畫色澤風化嚴重，這里就介紹這兩幅。

　　其三是阿史那忠墓壁畫《捧果盤男裝女侍圖》，圖中女侍著男裝，頭戴黑色幞頭帽，身穿白色圓領窄袖長袍，下穿紅白相間條紋波斯褲，足穿軟底鞋，雙手捧盤，盤中盛有蓮花裝物。腰間束黑色革帶，革帶上佩掛“承露囊”。該承露囊亦為白色色調，圓形，并以絲帶自上而下飾于囊表面，絲帶上端系于革帶之上，下端下垂形成流蘇，以絲帶為對稱軸，兩側繡有簡單圖案花飾，囊口以下部分飾波浪形花邊。

　　新城公主：(634--663年)唐太宗第二十一女，長孫皇后所生。初嫁長孫詮，更嫁韋正矩，龍朔三年(663年)二月病亡，高宗詔以皇后禮陪葬昭陵。

　　阿史那忠：(611--675年)突厥族，姓阿史那，原名泥孰，賜名忠，字義節。官至右驍衛大將軍，襲爵薛國公，宿衛宮廷四十多年，無纖隙，當時人稱為唐代的“金日殫”。

　　從兩幅壁畫墓主人的生卒年代看，新城公主墓與阿史那忠墓的壁畫基本繪于初唐時期，我們從幾幅壁畫中可以看到，初唐時的“承露囊”多用錦帛縫制而成，基本形制大致都是圓形或半圓形，囊表面花飾簡單，邊沿習慣上以簡單的花邊作裝飾。

　　承露囊在唐代發展較為繁盛，唐人根據荷包用途，結合一些外來因素以及歷史淵源，于是便出現了唐人思想意識中的“承露囊”。承露囊形象除在唐代壁畫中出現頻繁，唐代畫家閻立本《步輦圖》中的吐蕃使者身上所佩戴的承露囊，也反映了當時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