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涉毒”有完沒完？

　　服裝“涉毒”，消費者自然會指責服裝品牌本身。該事件發生后，各大品牌自然引來罵聲一片，而為這些品牌加工成衣的代工工廠也難逃苛責。金巖教授告訴記者，在全球代工鏈條上，代工企業與品牌企業之間往往處于一種不對等的地位，這幾乎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潛規則。

　　服裝“涉毒”，消費者自然會指責服裝品牌本身。但是，追查有毒服裝到底來自何方，“毒源”便指向了為這些知名品牌生產衣服的代工廠商。公眾指責品牌，品牌推脫代工廠商。這場風波到底責任歸誰?

　　當今市場上，有毒食品、有毒家具不為稀奇，但當“毒衣”也襲來時，消費者還能再淡定嗎?除企業缺少社會責任，代工廠商與品牌企業的矛盾也為“毒衣”制造添上一筆。企業在產業鏈上，或許有高有低，但是在保證產品質量，共同為消費者營造健康的消費環境上，品牌企業與代工廠商責任相當。

　　近日，綠色和平組織發布的一個調查報告讓數家知名服裝品牌卷入了“涉毒”風波。該報告題為《毒隱于衣――全球品牌服裝的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查》，其內容顯示：今年4月至5月份，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阿根廷等全球18個國家采購了15個服裝品牌的78件樣品，其中52件樣品被測出殘留有毒有害物質。其中包括阿迪達斯、耐克、CK、彪馬、李寧等14個全球知名運動服裝企業。

　　“毒衣門”一出，立即引發了市場的軒然大波。該報告剛一公布，各品牌便迅速做出反應：耐克、彪馬稱將在2020年前淘汰供應鏈中所有的有毒有害物質。李寧公司則承諾將于2019年在供應鏈中最終消除影響環境的化學物質。然而，在各大公司的“誠懇態度”背后，并沒有務實的解決方案，也沒有具體的“療毒”措施。

　　NPE與代工工廠

　　據了解，將知名品牌卷入“涉毒”漩渦的物質，名為NPE。這是一種常見的表面活性劑，被廣泛用于印染、清洗等工序。雖然，添加了NPE成分的印染助劑以后，衣服的印染效果會更好，但是，NPE被排放到環境中，其分解出的有毒物質會對生物的性發育產生不良影響，嚴重的甚至會引發惡性腫瘤。

　　其實，鑒于NPE對人體和環境的危害，歐盟已于2005年頒布《關于化學品注冊、評估、授權與限制的法規》，禁止紡織生產行業中使用NPE;中國環保部和海關總署也在今年年初將NPE加入了《中國嚴格限制進出口的有毒化學品目錄》，首次將NPE列為禁入進出口物質名單。然而，盡管中國在對外貿易中明令禁止了NPE，但國內市場目前尚未有文件對NPE施行限制。這就讓一些投機者鉆了空子。

　　該事件發生后，各大品牌自然引來罵聲一片，而為這些品牌加工成衣的代工工廠也難逃苛責。

　　而這所謂的代工工廠，通常是指不做設計只進行生產加工的企業。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金巖進一步解釋道，“代工需求商為了進一步削減成本，創造更大的收益，向加工制造成本低廉的國家和地區轉移制造業。而這也為經濟起步較晚的地區帶來了巨大商機。”目前，中國東南沿海分布著許多代工廠商，這也是為什么，即使你身處歐洲和美國的時裝街，也會隨處可見貼著“MadeInChina”標簽的商品。

　　但是，制造業過于集中也產生了不良效果。在此次NPE污染報告中，78件樣品的生產地均在發展中國家，產自中國的多達28件，其中李寧品牌所有涉及產品均來自于中國。之所以那么多品牌集體淪陷，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為其加工衣服的廠商集中過于密集，行業操守也較為一致，后果可謂是“一損俱損”。

　　脫節的供應鏈

　　雖然弄清楚了NPE源于代工廠商，但需要注意的現實是，生產成本常常壓得代工廠商喘不過氣來。調查顯示，目前，國內已經有替代NPE的無毒助劑產品，但由于使用這些產品生產成本要高出5%至10%，因此利潤已經很低的代工廠商為了避免虧本并沒有選擇使用NPE的替代品。這雖然不能成為其制造“毒衣”的理由，卻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制造商的困境。

　　專家認為，代工企業生產的產品“帶毒”的確與自身節約成本有很大的關聯。金巖指出，代工企業的盈利點非常低，很多時候為了擴大盈利，不得不“過度節約”。

　　“在不該省的地方也要省，這是代工企業換取經濟利益的‘法寶’，出現原材料以次充好，甚至不惜違規操作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金巖說，“另外，代工需求方也難脫干系。因為他們往往把代工價格壓得非常低，幾乎是以成本價交由代工企業生產，側面上也加重了產品出現問題的風險。”

　　專家表示，人們對品牌方的指責往往更加嚴厲，不僅因為他們是產品的主要責任者，也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代工需求方在商品的生產管理上存在漏洞，監管不到位，又忽略了代工企業的經濟利益，才導致劣質產品頻頻出現。

　　金巖教授告訴記者，在全球代工鏈條上，代工企業與品牌企業之間往往處于一種不對等的地位，這幾乎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潛規則。這也使得，即便是曾經的韓國三星和現在富士康這樣的代工“巨無霸”，也不敢真正與蘋果、戴爾等品牌廠商叫板。

　　“而且，代工工廠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較小，為了攫取最大的利潤，唯有從壓低勞動力報酬上入手。”金巖繼續解釋道，“現在不僅人工成本逐日增加，整個社會物價上漲更是帶來了制造業成本的全面上升，代工企業的日子是異常艱辛的。”

　　所以，在“毒衣門”事件中，品牌商和代工企業是兩大責任人，但大多數的專家并不傾向于各打五十大板。

　　“代工需求方的問題的確更多一些，不僅表現在迫使代工企業低價接受了代工業務，還表現在其對產品監管不到位甚至根本沒有監管，因此是事件發生的主因。”金巖說，“不過，代工企業也應該對其產品所用原材料設置嚴格的標準，并在采購時進行檢測，淘汰不合格的產品，這是它必須要承擔的責任。”

　　樹立良心底線建立對話機制

　　專家建議，要解決代工企業和品牌商之間供應鏈脫節的問題，雙方首先要建立起積極的對話機制。這樣可以幫助品牌商了解代工企業的處境，合理調整雙方合作模式，使代工方能獲得更多的利潤空間。此外，品牌企業也應加強對代工方的監督，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保證產品的質量。

　　而除了品牌商和制造商之間需建立對話機制，企業和政府、政府和相關社會組織(如環保組織)、企業和社會組織之間，也應加強聯系，使原本相對隱匿的產業鏈能夠公開，這樣一來，對產業鏈的各方都可以產生監督的作應。

　　金巖教授指出，建立對話機制，公開供應商或者供應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很直觀地監測和及時查處相關企業，從源頭上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也有業內人士提出，代工企業的生存壓力過大，應該保留一定的生存底線。對此，金巖教授談道：“這個底線不能以企業的生產利潤來衡量，否則必然會出現類似“毒衣門”的事情。除了相關的監管政策發揮作用之外，代工企業應以良心標準來設定底線。代工企業應該在保證盈利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產品的質量，不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更不能‘帶毒’，用危害員工和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來換取利潤。歸根于一句話，即法律的底線不能坐穿，良心的底線更要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