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危機不必救，也不能救

　　近日，溫州市稱溫州企業沒有陷入“倒閉潮”。溫州市統計局相關數據表明，截至7月份，該市規上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共計326家，比年初減少198家，虧損面為8.3%，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5個百分點。

　　盡管如此，溫州面臨的危機依然令人擔憂。隨著因資金鏈斷裂而跑路的溫州企業家越來越多，這引起了一些連鎖性反應，銀行和高利貸者開始擔憂資金安全而開始索回借款，這種風潮或會引起當地的金融系統的風險，救市呼聲由此開始高漲。

　　溫州官方承認，當地民間借貸規模相當于溫州全市銀行貸款的1/5。里昂證券的調研報告則顯示，溫州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高達8000億元到10000億元，由于一些本地企業開始破產，估計今年有10%—15%的未償貸款將會變成壞賬。

　　有報道說，溫州市通過省政府向人民銀行申請期限1年的金融穩定再貸款600億元，專門用于支持溫州銀行機構增加對困難企業的融資規模。根據相關部門的表態，可能將對小企業不良貸款率的容忍度提高到5%，因為中小企業貸款難是全國性問題。

　　因金融體制而導致的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由來已久，因此，一些評論傾向將溫州的危機歸咎于金融體制的壓抑與貨幣緊縮政策，而“國進民退”或稅負過高則是溫州實業凋零的原因。這種市場不完善的“魔咒”致使一些論調同情溫州那些跑路的老板，從而構成了一種支持救市的氛圍，掩蓋了溫州危機的真相。

　　我們認為，那些跑路的企業家不僅不值得同情，他們更是一種巨大的破壞因素，引起信用危機，因為動輒跑路會加深借貸者對中小企業的風險認知，從而對這個群體融資更加不利。甚至這其中很多是假破產、假跑路、充滿欺詐的活動。根據大量的媒體調查顯示，高利貸者基本上沒有將借款用于維持企業生產的資金鏈，而是轉投其他領域，比如各種資產炒作，甚至賭博。這當然不能與中小企業的整體性發展困境相提并論。

　　溫州眼前的危機源自溫州模式，這種模式的本質就是以低成本大規模生產商品，并以低利潤的價格優勢占領市場。

　　當這種模式因產能過剩以及成本大幅上漲之后便無出路。這促使溫州人又轉向資產炒作，如房地產、股票、大宗商品等。當實業和資產炒作都無空間之后，便爆出目前的危機。溫州模式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賺錢為目標，這是一種極為短期的行為，一些溫州人做的不是百年老店，而僅僅是生意。這幾乎就是中國模式的翻版，中國以較低價格的商品占領國際市場，但以消耗資源以及工人低收入為前提而不可持續。

　　溫州今天的危機或許就是明天中國的危機：實體經濟因成本上漲與產能過剩而惡化，大量閑置資金流入資產領域吹大泡沫，如果不及時抑制，那么最終出現金融風險。{page_break}

　　因此，溫州的危機不能拯救，救助只會助長民間投機的風氣，并產生道德風險。溫州唯一的出路是轉型，就如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壓力一樣，而不是繼續依靠低成本的商品制造或資產投機生存。中國必須認清一個事實，隨著全球需求低迷不振而內需無法有效擴大，中國在泡沫時期投資的過剩產能必然會被淘汰，那些盲目擴張的企業必須受到市場的懲罰。

　　轉型就是以提高技術創新能力與商品質量為目標，實現企業產品的升級，以品牌優勢而不是價格優勢占領市場。但以價格優勢取勝的溫州模式，顯然很難在短期內改變賺取快錢的“投機思維”。因為轉型的方向是真正的做企業，以科研投入為前提，而且這些投入可能在短期內根本不見效果。中國一些企業可能從文化習慣上很難適應轉型的要求，從而為轉型制造阻礙。

　　就體制而言，僵化的教育體系是抑制創新型人才出現的主要原因，必須放開對教育過多的管制和干預，并大力推進知識產權保護的工作。與此同時，政府也應該放開對服務業的管控并降低稅負，推動資本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溫州危機給我們提前敲響警鐘，轉型的工作必須加快推進而不是繼續在等待中衍生出更多的金融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