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老廣州的皮革業,你印象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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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寨”未必是流嘢

　　皮制的靴、鞋，有人說來自西洋，其實不然。古代官員們穿著朝靴(如唐朝人所稱為“吉莫靴”者)至遲也當始于隋唐吧。至于湘南人因防雨與泥而制的皮面釘鞋，料粗而工簡，價廉而易穿。不過，像我們現在穿的皮鞋與皮靴的款式與某些做法，可能是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前后。

　　本市的靴鞋作坊，在城內者多聚于雙門店(今北京路中段)或惠愛中路(今中山四路、五路)，在城下(即新城)者多聚于高第街及其附近各街，在西關者多聚于上、下九路及寶華路等處。作坊通稱為“山寨”，以別于皮鞋商店，前者為手工業組合，后者為販賣的鋪頭，因而“山寨”可代表勞動者，而商店則代表資本家。

　　“山寨”的組織很簡單：父子、兄弟、夫妻都可以合作，師徒、朋友、宗親也可以同工、同食，即個人自立一“寨”(掛上招牌)，也能與別“寨”成旗鼓相當之局。它們并無嚴密的組織，招牌也常變換，但人數則甚多，盛時有萬多至二萬人。這些人，都是群眾的“足下服務者”。

　　著名的“山寨”有：亨波、星洲、黃泗記(或作四記)、徐標記、顏成記、適足、足下安等，不下數十家，其中的亨波與徐標記最為著名。亨波的“寨主”姓陳，以制男鞋為主，徐標記則多制女鞋。他們是師徒，自然可以避免競爭。但他們的“山寨”設于西關，那里是暢銷女鞋之區，所以論起來，有時徒弟反多于師傅。

　　亨波對此毫無意見，一味從鞋的款式、堅固、經濟上著想，偶或因適應顧客的要求，不惜工本地細刻精雕。怎知，這事大合老爺、少爺與一班愛俏者的胃口，漂亮貴鞋，居然逐步流行起來。于是，亨波的鞋(特別是皮鞋)，往往比普通鞋貴二三成，多者至一倍以上，仍每有供不應求之狀。

　　“強將手下無弱兵”，徐標記也趕得上師傅的腳步：便鞋與皮鞋精制為主，要做到“工巧面料美”的田地，這么一來，陳、徐倆師徒的制品，就稱霸于廣州城關內外，蔓布于各鄉、各縣、各埠、甚至向國外進軍了呢!

　　這兩個“山寨”有此等佳品，自然為鞋店收購的對象。不論下九路的鶴鳴、美斯、足安齋、吳志記，或是高第街的北京、美新、建新、如英、萬章、培正、馮式記等，都爭著向這對師徒定貨。一般是貨到款清，有時且可先行支款，以免好貨落他號之手。但亨波與標記，往往不計較收款的遲早，甚至一到年節(端午、中秋、冬至)找數不清，可延到年底，如店家有困難，也可再延至開春才結賬。如此，這兩“山寨”的聲名更盛，其范圍亦日見擴展。初時只偶然添之兩個工友，以后就經常有十數個人作“寨主”的伙伴，時時一起在燈下趕工了。但算盤精密的商人，只對亨波師徒客氣，對一般“山寨”挑剔極多：鞋底欠結實，鞋面欠光滑，上線偶未平整，里墊未穩貼，或周邊略覺粗糙，小則指摘，大則退回。還有交貨之后，不即付款或先付一部分現款，其他須俟貨賣出后再付。這樣地把工人的成本變成自己賺錢的根基，自必引起工人很大的反感了。

　　結果使“山寨”干脆自行賣貨，甚至專人下鄉推銷，把制者與用者的距離縮短，把中間剝削者的利潤也收回了。商人于此，也一邊自設作坊，一邊也逐漸依期付款，不敢欺人太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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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制皮鞋最有價值

　　從前工人做鞋，全靠手藝并無機器可憑。國外的鞋廠，有機制皮鞋可以節省時間，卻多花了材料，而工夫反不如手制者的細致。因而，不管由南洋或美、澳、非等洲華僑帶回來的皮鞋，或留學生由歐洲帶回來的皮鞋只合自用或作贈品，送上市場總不受歡迎。

　　抗日戰爭前，捷克的鞋廠曾派人來穗推銷，把價錢定得比市面略低(每對約毫洋5元)，且許承批的店家賒購。但銷路不佳，以后即不再見其蹤跡了，這是機制鞋不如手制鞋的實例。

　　本市有間“革履醫院”(設于中山五路與廣大路口交界面)，以機器修鞋，因其迅速而新穎，又兼可安坐擦鞋而看書報，故生意不差。但該“醫院”所制的皮鞋，大致以供展覽為常，出售可很少見，這又是機制鞋不易奪取手制鞋位置之一例。

　　自清末以來，機制皮鞋在穗市的大小商店里，絕不能與手制皮鞋對抗。因之，就成了一面倒之勢。那么，手制皮鞋有何優于機制皮鞋之處呢?

　　第一，手制皮鞋好穿。它輕靈而軟貼，上了腳，使人有緊湊而不迫束之感，它似乎透過襪子，與皮膚打成一片了。但機制鞋的底子很厚重，所用豬皮的量太多，硬的頂腳，上腳有累贅之嫌，無軟和之樂。

　　第二，它耐穿，且易補。一雙鞋可穿兩三年或四五年，破了好拾掇，不似機制的，一破就有增無減地向近處伸延，且難于補。原因在于手制鞋上線鉆孔小，所用的線都用白蠟抹過，工人扯線時，口咬而手抽，時時因用力過度弄得一頭熱汗。這就是每個線幾都被白蠟封結，而雨水與泥沙極難侵入，因之鞋的組織被嚴密地保護著，而不易損壞。不幸鞋踏穿了孔，或被利器割斷了線，以手工補手工，就好著力。但是，機制皮鞋穿線處孔大，線外的空隙多，平時積灰塵，遠行入沙土，雨天透水漬，自然易壞。修補時，因為內部疏松，穿線又難于縝密，這樣，其壽命就會短于手制鞋(大致不過可穿兩年)。

　　第三，它價廉，由于用料少，又無轉運之費或關稅之加(指解放前而言);所以每對中等皮鞋，約五六元就能買到，較好者十元左右就行。至于特等貨，有達二三十元的，那是皮鞋里的貴族，不能與大眾化的制品相提并論。但即使這么高的價錢，比同價的洋貨也多了耐用與好穿的優點!要不，陳亨波與徐標記的成品，怎的會價雖貴而仍供不應求呢!機制皮鞋雖然起貨快，國際的鞋樣變化多，但是，尚不足與手制鞋的上述優點相等。結果機制皮鞋總處劣勢。

　　業內還尚存一件軼事，清朝光緒年間，本市黃埔的新洲鄉平安里，有個補鞋工人劉寶煊，以“世界難撈”為由而遠走美國。在美國西部的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落腳。起初以修鞋為生，后來見制鞋的廢料幾乎俯拾皆是，便以最低價購得制成皮鞋應市。因成本很輕，售價自低，銷出甚易。幾年之間，已擁有了一間小鋪子，以補鞋為名而制鞋為實。又過了幾年，除了能贍養國內的家屬外，還可籌措足夠的旅費，又花錢辦好護照，使其子前往助其經營商務了。即就是說，劉氏父子手制皮鞋，已勝于自稱“機器國度”的美利堅出品了。

　　這種廢料做的手制皮鞋，不獨受美國人的歡迎，在倫敦的展覽會上，亦大受歡迎，獲得獎項。到今天，我們的手制皮鞋，比以前更暢銷于國外，為政府賺取了大量的外匯。看來這項手工業，真是源遠流長，前程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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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瑙巷內漆皮業

　　皮革業中漆皮也有其光輝的歷史。民國初年由外洋傳入穗市后，即有人仿造，因不得其法，未獲成就。“五四”運動時期，有個臺山華僑黃石，由新加坡歸來，即有志于此，幾經試驗，制造成功。他住在惠愛西路(今中山六路)的瑪瑙巷，日夜門庭如市，著實羨煞了革制手工業中人。

　　昔諺有云：“利之所在，眾必趨之”，何況這是一本十利的好生意呢!以濠畔街、高第街、靖海路為重心的本業工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地搞了一通。結局是趕上了黃石的制品，拉低了價錢，也還可一本萬利。

　　漆皮的制法，簡括地說，首先找好細嫩的黃牛皮，經認真刮光后，跟著就加上漆亮的桐油。至于漆皮的顏色，有紅、紫、黑、綠等類，事前與桐油摻合，然后一起刷在皮上。

　　開頭，每刷一次油色，非有七八天不能干透，因而起貨困難，成本重滯，對制者與賣者，均極不便。此后，改進做法，刷油講究輕、勻、捷，晾皮地取寬、爽、通;所用之刷，特制毛長而軟滑者，闊至一尺左右，以期做到數揮而就(指對一張牛皮而言)的地步。于是，時間由七天減至四天，再減至兩天，其實有24小時，便可完成了。

　　回憶漆皮始出時，鞋店先試用，因購用者多而效果好，箱、篋、手提袋方面，也受感染。跟著是把洋皮逐漸擠開，并部分壓小了土皮的位置。漆皮最盛時，占皮鞋業的七成以上，此時使入口的皮難找出路。更進一步，以其價廉，且能外輸于港澳市場，略與洋漆皮較量一下呢!在抗日戰爭期間，因桐油的來源奇缺，細嫩的黃牛皮亦較少，使漆皮生產一度停頓下來。日寇投降后，漆皮又陸續出現，而技術不過關，用不上一年，就會見裂痕，輕微者小如發絲，嚴重者直至脫殼。皮鞋如此，其他如箱、篋等亦然。同時，來路的玻璃手袋、玻璃皮夾、玻璃褲帶之類的漆皮制品，卻充斥于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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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海路上“和泰成”

　　陽江皮箱，始創于粵南的陽江縣(清末置陽江直隸州)。當地最老的字號(專做這類皮箱的)，為“老義和”，大約開業于“鴉片戰爭”前后，距今已有百多年了。該縣操此業者，約十余家;最大的字號，其招牌為“廣泰成”，用工人三四十人，每年營業數，可達六七萬元(白銀毫洋計)之數，廣泰成在穗市有分號，叫“和泰成”，設于靖海路，用工友十余人，生意甚旺，但因漆料的使用關系(陽江地暖易干)，其成品由陽江總店傳來的為多。

　　這種皮箱的特點在緊密，一打開蓋便能引起一陣風，有如汽水開瓶時的情景。它以深、廣、長出色，利于收裝皮毛及絲棉、呢絨等衣物。從前，穿寬袍大袖的官僚、紳士、富商等，對它是十分喜用的。所以，作該州直轄州的正堂及其所屬官員，離任時總愛買數只，以便“捆裁而厘”，或帶到省城送上官與親友，以后因穗市也有出品，饋贈者也就地取材，不必遠道攜帶了。

　　穗市的陽江皮箱店，以“和泰成”為大，多義和、江安棧、順興等次之。該行的據點在靖海路、太平南及廣衛路。所營皮箱，除銷往本省各縣外，也常運到香港去，與皮篋、西貢(洋式大型衣箱)及一般箱籠爭市場。

　　據和泰成的老師傅說：首先選取堅實的杉板，刨好并釘好箱體后，用紫梗(中藥紫草之梗)磨成粉末，糊于箱板夾縫處，涂上油(漆的沉淀部分)，這是它的頭道工序。其次，將釘好且已上油的箱子加底皮(一般用水牛皮)與里皮，切作密縫。再次，加面皮(用黃牛皮)，四角與四腳增包扎，以作護衛。這項也有人免去的。復次，施油漆(用兩湖、閩、浙出品，或用越南輸入者)而隔濕。最后，加兩耳以便提攜，安鎖孔以資封閉，釘銅鈕于角及腳以作支承，而大功告成。

　　皮箱最重要的是密實。因而，木取其堅，接合處空隙必填，蓋與身相處，叫“子口”，視箱之大小，由寸余至二三寸不等，關上時，應達“其間不能突一發”的程度。這才可使箱內外隔絕，濕氣自極難侵入。于是，用此等皮箱收藏衣服者，每年一曬，即可不被霉壞，箱內略放樟腦丸，即可不被蟲蛀。幅度由尺二、尺四、尺六、尺八、二尺至二尺八不等，特制者達三尺以上，而以尺八及二尺者為常(均舊排尺計算)。這種常碼貨，每只以白銀毫仔計，約10元至12元，其不用反青而用皮囊(或作“皮瓤”)者，價可減半。這是指抗日戰爭前未改幣(以紙幣化白銀而不準用雙幣)時而言，至陳濟棠時期以加二紙幣收白銀時，它的價值，自然跟著提高了。

　　除皮箱外，有皮枕與枕箱應市，亦以“陽江”掛銜，而多出于本市。皮枕為暢銷貨，每對由四五元至七八元不等;其幅度，少者至六寸、大者至尺余。它與皮箱一樣，亦銷往港、澳一帶。此行工友，月入約三四十元，每天工作達9小時以上，除年、節有幾天休息外，沒有星期假，因病停工，也會停薪。年終雙薪與花紅、獎金，一般都沒有，偶得之者，為老板的“恩施”，而且以后也不能為例。

　　但老板的利潤卻很高，普通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月中做3000元生意，即可養30個工友，兼租金與日常開支，生意做上五六千，純利便有千元以上了。像“和泰成”，職工與老板凡十余人，每月營業如以五千元計，則老板的純利潤當在1200元至1300元以上，這是好幾個勤儉的熟練工人經年才能有的積蓄啊!勞資間的收入之差，從此可知。但該號的老板卻常以“本小利微”自詡。

　　再說陽江有個民歌，唱著州官大買箱，商人大賺錢的故事，歌詞云：

　　一個州官十只箱，

　　箱箱裝滿靚衣裳;

　　裝箱官員眉目笑，

　　賣箱老板飽荷囊。

　　這說的多是三尺長上下的大皮箱，每只要賣約四五十元的。州官離任時金銀盈篋，自然不計較皮箱的價值之高，而老板一筆可做幾百元的大生意，純利可達200元左右，哪有不樂其荷包飽脹之理!此一民歌，說出了當時貪官與貪商間的需求關系，也指明了老板利潤之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