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難成為各地紡織服裝企業心頭之痛

　　紡織企業招工難成為多年以來來全國各地紡織服裝企業老板揮之不去的心頭之痛。

　　盡管企業經營者想出很多辦法希望長期留住員工，譬如為外來員工提供良好的食宿條件，為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甚至為農民工修建公寓，讓農民工可以拖家帶口過日子。

　　然而，僅憑一己之力確實難攬社會之潮。鑒于目前與其他行業相比，紡織工人的工作條件以及社會地位的局限，在不少年輕人的觀念中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進入紡織這個行當。

　　實際上，農民工問題與國家推行城鎮化進程密切相關。“農民工”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形成的一個規模龐大的特殊群體。30年來，這個“特殊群體”為紡織等制造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我國加快推進城市化、城鄉一體化的重要時期，無論是從現實需求還是發展趨勢看，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稱謂成為歷史。

　　前不久，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出席《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上說，中國農業和城鎮兩種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民的身份和權利存在不平等。厲以寧表示，中國目前處于雙重轉型的時期，國企要改革，民企要轉型。如何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待紡織企業招工難問題，我們不妨從經濟學家的研究與探索中得到一些啟迪。

　　厲以寧認為，所謂雙重轉型階段，一是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轉向現代社會;二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雙重轉型相互交疊。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有學者研究了，但他們大多涉及的是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轉入資本主義體制，而我們則需要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入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制度仍繼續存在，這在全世界是沒有經驗可依的。

　　目前中國經濟處在第二類非均衡狀態，第一類是在市場不完善條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狀態，中國的非均衡是在市場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場主體情況下的非均衡，這是第二類非均衡。西方國家的非均衡是市場不完善，中國還包含要重新構造微觀經濟基礎的問題，要讓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所以中國的改革一定要從產權改革著手，國有企業首先要變產權，成為產權清晰的主體。隨后，農民也要成為市場主體，中國經濟才能有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要在中國完善、建立家庭農場制。有家庭農場，就有農場主，這就是中國未來農民的走向。要土地確權，之后在農村中進行大規模的新農村建設，向城鎮化推進。

　　談到城鎮化，厲以寧說，中國的城鎮化應該是新型城鎮化，而不是過去的傳統城鎮化。傳統城鎮化帶來了城市病，帶來了在城市中又出現了反城市化傾向，因為城市污染了，社會資源不好，失業眾多，所以有錢人從城里轉向郊區，轉向農村，而窮人紛紛進城，這是新型城鎮化遇到的大問題。

　　目前的中國，農村是農村戶口，城市是城鎮戶口，這兩種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民的權利與城市戶籍居民的權利不平等。農民身份上的限制，使得他們在工業和城市建設中缺乏動力和責任。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城鎮化率是51%，包括農民工在內，而農民在城鎮打工20年身份還是農民工，這就是中國當前的問題。

　　事實上，“農民工”融入城市是客觀現實，當下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主人，“十二五”時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農民工”也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新生代“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他們不再僅僅為了生存而進城，而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而進城，其利益訴求也更多地趨向多元化。因此，“十二五”全面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時機成熟，條件具備。有專家說，發達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是農民工最集中的地區，這些地區已經開始著手解決農民工問題，有望率先取得突破。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將大大加快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對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發展方式轉變產生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毋庸置疑，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訴求日趨多元化，在經濟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精神層面和社會地位訴求將會提升。但是在既有戶籍制度和住房體制制約下，紡織業及整個制造業的企業難以滿足這些訴求，由此倒推企業選擇往欠發達地區遷徙，并將此類員工利益訴求提前作出考慮和安排，這也有助于解決區域經濟不平衡問題。一些龍頭企業的高福利待遇將直接影響當地的收入標準，并最終推動區域間工資待遇水平的一致化。

　　記者在采訪時發現，活躍于全國各地的紡織工業園區、多年來自發形成并由政府引導合理發展的紡織服裝產業集群，為所在地經濟增加了不小的活力;東部發達地區“騰籠換鳥”的發展戰略，即以現代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也是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在中西部地區，現代制造業建設初期的商務成本并不高，因此企業完全擁有提高工資待遇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可以通過財稅優惠政策等措施，尋找實現工資待遇提升的制度化空間。所以，提高紡織工人的生活待遇，讓他們享受市民的平等權利，讓他們在企業擁有話語權，讓這些過去的“農民工”真正有尊嚴地生活在城市，這些將是企業經營者留住員工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