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na Karan 品牌是如何創立的？

　　年輕的 Donna 受雇于 Anne Klein，最終獲得了最高職位。Donna Karan 個人回憶錄，看看她的同名品牌是如何創立的?

　　1971 年，我成為 Anne Klein 首席助理時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是我老板。確實，她有投資人，有丈夫和經理，但比起設計師，Anne 更像一個企業家。她掌控自己公司的方方面面——哪件衣服在哪里被賣掉，它們又如何被陳列在哪家店鋪，每個人都需要向她匯報。我欽佩她的能力，也喜歡她對細節的追求。沒有什么事情是小到不足以去討論的，從衣服上的褶皺和紐扣的位置到 showroom 中我們使用的咖啡杯，她都有在關心。

　　Anne 喜歡在夜里工作，通常情況下，就只有我和她在辦公室，以及一個試衣(假人)模特。我會安靜地遞給她針，她將這些針安置于不同的位置，這個過程往往也持續幾個小時。受到 Anne 的影響，我對試衣這個過程也變得越來越苛刻。對我來說，這就像完成一件雕塑一樣莊重，這是一種身體的三維創作。

　　Anne 最強調服裝的輪廓，我對面料則更加有激情。當她有靈感時，她往往會說：“上帝給了你一雙眼睛，使用它們!”許多方面，她都和 Claire McCardell 很相似——這是另一位美國時尚設計師。她們不可能從衣服設計中單獨剝離出來被談論，服裝是美麗的，但這只有在你渴望在日常生活中去穿著它們時才會顯現。

　　“Donna，我打算去旅行一段時間”，在 1972 年的春末，Anne 對我說，“你也好好放個假吧”。Anne 離開之后，我感到無比自由，腦海中迸發出無數設計的創意。我在自己設計的系列中用了我喜歡的黑、白、紅、駝色，并放入了大量的刺繡和皮革。而這個系列也預示了我的未來。

　　事實上，就在那個夏天，Anne 得知自己得了乳腺癌。而我也在差不多的時間內，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感到無比幸福，但也需要做好成為一個母親的準備，比如我需要更長時間的產假。Anne 身體不好，我只能花比平常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常常在午夜甚至更晚才能回家。

　　我在長島的醫院時，Anne 正在曼哈頓的西奈山醫院，沒有人真正在工作，這導致我們的早秋系列岌岌可危。但是我們也在醫院里相互通電話，討論雙排扣海軍藍羊絨大衣的紐扣到底需要多少。

　　很快，我們的投資人 Gunther Oppenheim 就給我的醫院打來電話：“Donna，我們需要你回來工作。”

　　“你不想知道我生的是一個男孩還是女孩嗎?”我說，“是個女孩哦。”我問過我的醫生，他并不建議我這么快就回去工作。

　　當我這樣告訴 Gunther 時，他說：“好吧，那我們過來找你好了。”不到一個星期，所有員工都抵達了我和我丈夫 Mark 在長島的新家。我擺出我的百吉餅和熏鮭魚，我以為他們會帶來鮮花和燉菜，結果，我看到的是一輛卡車，里面推出來的是掛滿衣服的龍門架——這就是工作。

　　我們打掃干凈我們餐廳，將它變成一個設計工作室。我們的銷售主管 Betty Hanson 走進來，低聲接著電話：“好的，我們了解。”她的臉一下子沉下來。掛完電話，她轉向我們，說：“Anne 去世了。”

　　我一下子無法接受，開始不住地顫抖。怎么可能，Anne 才 51 歲，我一直以為她會好起來的，至少我一直這樣認為。

　　Betty 走近我，跪在我身邊：“Donna，聽著，這令人悲痛，但你需要振作起來，你要完成這個系列，所有門店都等著這批貨。這也是 Anne 希望你完成的。”

　　我突然明白過來，原來大家都知道 Anne 時日不多了，只是沒有人來告訴我。我還沒來得及和她說再見，我才 25 歲，剛生完孩子，而我的老師，Anne 卻已經走了。

　　之后的日子，便是一周 7天、一天 24 小時的連軸轉地工作。我無法具體描述那些時日的瘋狂和混沌。我原本夢想的，所謂留在家里安心做一個好媽媽已經不復存在，我必須盡快完成早秋系列，然后開始準備一年中的最重要的系列之一——秋冬系列，那將在 5 月份開秀。

　　我在設計這個系列時，沒有采用 Anne 的方式，我知道我必須在這個系列上打下我的烙印。我的設計更加靈活，更潮更酷，我希望在上面體現年輕和性感。

　　在開秀當天，焦慮和不安全感向我襲來。我憑什么來接替 Anne，大家都會笑話我的!在秀場后臺，我護著每一個模特走上 T 臺，我屏住呼吸，感到極度脆弱。直到最后一個模特送出，我感到赤身裸體的不安全感。

　　接下來，短暫的沉寂，很快，我便在音樂中聽到越來越大的掌聲，我走出后臺出來謝幕，還有人遞給我一束白玫瑰，我看到很多人站了起來。我渾身顫抖著，試圖控制自己不要跌倒。

　　出生，死亡，死亡，出生。我很快嫁給了我的第二任丈夫，雕塑家Stephan Weiss，那是 1983 年。同年，我也收到了 Anne Klein 續約的邀請。我想這是我的機會，我需要重新確定我的未來——我想創造性地，為我自己和我的朋友設計一個小系列，我確實厭倦了為他人設計衣服的日子。我想探索什么是我自己真正愿意穿著的服裝，我想念我在高中時穿的緊身衣和大圍巾，還有馬不停蹄的歲月中穿的舒適簡單的衣服……但我也不想放棄這份給與我安全感的工作，難道我完全不能有一絲余地來設計我的個人系列?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我的老板。

　　得到的答案是非常明確的否定。他們希望我能傾注所有精力在 Anne Klein 上，他們是在保護這個品牌，我能夠理解。但是，我討厭聽著這個詞“NO”。 我的律師，同時也曾是 Anne 的私人律師 Charles Ballon，告訴我：“Donna，留下還是離開，他們需要你來做決定。”

　　幾個月后，當我正在準備 1985 年春季系列的走秀時，手機響了。“Dnna，Taki 先生和 Mori 先生希望見見你。”這并不是一個請求，而是一個命令——“Donna，你被解雇了。”Taki 先生看著我說。

　　“你說什么?”我想我聽錯了。

　　“我們已經等太久了”，Mori 先生補充道，“我們已經為你做了決定。我們不打算和你續約了，很顯然，你的心已經不在這里了。”

　　我還沒來得及消化這一切，他繼續說道：“我們相信你，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想要支持你去做自己的公司。”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最終這樣決定。

　　我感到震驚，我迷迷糊糊回到自己的設計辦公室。我喊 Stephan 過來接我，然后快速整理完自己的東西，直奔電梯離開。

　　“Donna，我認為這不是個壞事。”Stephan 在晚餐時對我說，“這是你夢寐以求的事情。”我喜歡 Stephan 表現出來的無畏，但我真的有點被嚇壞了。我對經營一家公司一無所知。

　　“嘿，你有商業頭腦，這一切都在你的腦子里。”Stephan 繼續說，“而且你還有我，我會是你的合作伙伴，我會保護你，你只需要好好做設計。”

　　“Stephan，我愛你，但我知道你完全不是一個商人”，我說，“你是個藝術家，你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錄音室里。”

　　“創業也是一種創新，Donna。這將會是我的藝術生涯的一部分。”他向我保證，“我們會做到的，我很確信這一點。”

　　“如果失敗了呢?”我低聲說。

　　“那就失敗好了。”他說，他的眼里閃爍著微笑，“不要害怕失敗，這是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那一刻，就在我們的餐桌上， Donna Karan 公司誕生了。

　　今年 7 月，唐娜·凱倫(Donna Karan)在 Instagram 上發布消息，宣布離開與丈夫共同創立的品牌 Donna Karan collection 和副線 DK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