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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主動辭職提前返鄉過年
同樣是春節前提前返鄉，去年李成文是被工廠裁員，今年則是主動辭職。
“拿那點工資沒意思，還不如早點回家。”1月25日，在廣州火車站廣場候車的四川小伙李成文說。此時，離農歷春節還有近20天，離鐵道部門預定的春運開始日期，也還有近一個星期。
事實上，這種情況并不奇怪，返鄉的農民工多天前就已經讓廣州火車站廣場人滿為患了。“去年12月底回去的人就開始多了，今年1月初已經像在春運。”在火車站廣場上維持秩序的保安小張說。
據海關廣東分署發布統計數據，廣東省去年12月進出口同比大增三成多，訂單數量也達到了一年來的最高峰。然而因為工人早早打點行裝回家，企業缺少人手，老板們不得不推掉金融危機時夢寐以求的訂單，提前放假。
對于如何緩解用工荒，多位企業主表示并沒有有效的辦法。廣州白云區一家電子廠老板尹桐說：“沒有什么辦法，只能等年后再看。”
訂單增加之后
李成文對于辭掉工作，表現得非常隨意。
“本來廠里要下個月4號才放假，我請假沒批準，就辭職了。”他斜靠在行李袋上，輕松地對記者說，“和我一起辭職的，還有十來個老鄉，大家說好了一起回家。”
和李成文這樣為了早點回家而辭職的農民工不在少數。“工人們早就沒有心思上班了，天天在問什么時候放假，有些就干脆請假或辭職。”廣州市白云區的一家化妝品廠的曹主管說。據他介紹，因為這個原因，他很多老鄉所在的工廠都提前放假了。“工人要求放假一年比一年早，老板沒辦法，現在打工的比老板牛，可以隨時換廠。”他說。
事實上，這樣的要求可“害苦”了企業。一年的金融危機讓企業訂單常常難以滿足生產，而下半年訂單剛有比較明顯的增多，缺少工人又逼停了生產機器。
“很多企業都缺人，在東莞是普遍的問題。過年了農民工都回去了，有訂單也要考慮一下接不接，很多訂單都不敢接。”東莞原家具行業協會副會長陳耀深對《華夏時報》記者說。據相關部門統計，去年被稱為中國制造業中心的東莞有九成以上的工廠缺少工人，由于這個原因有五成的工廠30%-50%生產機器開工不足。
企業不得不各出“奇招”。尹桐的工廠現在有400多名工人，他告訴本報記者，“工人缺口達200多，沒辦法，只得把幾十名行政人員也調到生產線，讓他們晚上加班干。”
“年底這種情況就更加突出。我前幾天有兩個訂單就不得不推掉，加上辭職的其他各種原因，工人已經走了幾十個，還是早點放假吧。”東莞大朗鎮一家制衣廠的老板袁能兵說。上述化妝品廠的曹主管也告訴記者：“工廠年底的生意最好，老板也是被逼無奈提前放假。”
李成文去年輾轉了東莞石碣鎮、高埗鎮、廣州新塘鎮等地，一共在四家工廠工作過。
“工資太低了，都是1200元左右，工作還很累。”李成文覺得在工廠工作狀況都差不多，沒有一家工廠能讓他安下心來做滿半年。據廣東一家媒體與麻省理工大學、中山大學的聯合調研顯示，金融危機后工人工資提升并不明顯，僅僅提升了10%到20%。
即使這樣，李成文還是帶著自己的想法，“總是覺得下一家會更好，后來也沒好，但還是想嘗試一下。”事實上，他這種嘗試基本上成了新一代農民工的共同點。工廠缺少工人讓李成文們有充分選擇的條件，而他們不斷地選擇又制造了企業工人流動快，缺少工人的事實。
整整一年，珠三角各個工業區的工廠門口，都不斷地更新著招工廣告。“一年下來基本上沒有存錢，本來工資就低，還常換工作。”李成文說，“2010年想去做其他的，不想去工廠了。”
據李成文介紹，他父親也曾在珠三角打了近20年工，兩年前就沒有再回來。近年，國家實行植樹造林補貼政策，當地的補貼標準是每種一棵樹每年補貼5塊錢，他家計劃每年在荒山上栽5000棵樹，單補貼就遠遠大于打工收入。
一位開辦了工廠近二十年的制衣廠老板袁能兵也總結:“他們路子也多了，很多老一代的農民工都沒有再出來打工，近年來國家對農業出臺了各種各樣的補貼，有一定的收入來源。”這也致使新一代農民工對打工掙錢看得頗為隨意，即使沒存下錢，家里收支也不必太擔心。
而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老板則抱怨，現在很多像李成文一樣的年輕一代農民工都很浮躁，不愿意做生產線上的工人，首先觀念上就難以讓他們安下心來。尹桐對這種狀況頗為無奈，他說：“現在的年輕人都是出來玩的，不是來打工的。”
產業困局
采訪多位農民工稱，去年工資還是稍微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很小。袁能兵也說：“我去年也給工人提高了工資，對企業來說這已經是一筆大開支，而工人反應并不明顯，該走的還是走了。”
當人們在質疑企業為何難以大幅度提高工資時，老板們則正在為小幅度地提高了工人工資而發愁。以袁能兵的制衣廠為例，如果以每個工人工資每月提高200元計算，袁能兵一個月就得為上千名工人多支付20萬元工資。“對工人而言，每個月提高200元錢并沒有什么大的改變，但對企業來說，成本會大幅度增加，利潤大幅度減少，競爭力也大幅度下降。”袁能兵說。
據調研外來工收入支出情況的項目負責人林濤稱，珠三角的中小企業以外向型為主，都依靠訂單生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不擁有議價權，他們的利潤也被壓縮到了整個產業鏈的最低。以廉價勞動力為最大優勢形成的珠三角制造業，當工人對廉價不再滿意時，自然就陷入了困局。
近年的用工荒，已經嚴重影響了珠三角的制造業。據袁能兵稱，接訂單前，要先考慮人手夠不夠，有些訂單因為缺工而不敢接；不僅如此，因為生產線工人不足，還影響到了產品的質量。“生產管理上，也沒有了保證，因為你要求著工人，一批評他，他甩手走人了。這樣導致整個行業的產品質量都在下降，再這樣下去，制造業的發展可能要開倒車。”袁能兵擔憂地說。
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還是覺得應該從提高工資入手，“如果工資不提高，招工會更難。”然而，要提高工資，企業得有能力承擔高額的用工成本，必須有較高的附加值。
以制造業著稱的珠三角多年前就提出產業轉型與升級的構想與措施，全面推進“騰籠換鳥”。去年年初國務院正式通過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爭取到2020年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60%，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30%。
從調整產業上去解決用工問題，需要時間和承受陣疼，卻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拿那點工資沒意思，還不如早點回家。”1月25日，在廣州火車站廣場候車的四川小伙李成文說。此時，離農歷春節還有近20天，離鐵道部門預定的春運開始日期，也還有近一個星期。
事實上，這種情況并不奇怪，返鄉的農民工多天前就已經讓廣州火車站廣場人滿為患了。“去年12月底回去的人就開始多了，今年1月初已經像在春運。”在火車站廣場上維持秩序的保安小張說。
據海關廣東分署發布統計數據，廣東省去年12月進
對于如何緩解
訂單增加之后
李成文對于辭掉工作，表現得非常隨意。
“本來廠里要下個月4號才放假，我請假沒批準，就辭職了。”他斜靠在行李袋上，輕松地對記者說，“和我一起辭職的，還有十來個老鄉，大家說好了一起回家。”
和李成文這樣為了早點回家而辭職的農民工不在少數。“工人們早就沒有心思上班了，天天在問什么時候放假，有些就干脆請假或辭職。”廣州市白云區的一家化妝品廠的曹主管說。據他介紹，因為這個原因，他很多老鄉所在的工廠都提前放假了。“工人要求放假一年比一年早，老板沒辦法，現在打工的比老板牛，可以隨時換廠。”他說。
事實上，這樣的要求可“害苦”了企業。一年的金融危機讓企業訂單常常難以滿足生產，而下半年訂單剛有比較明顯的增多，缺少工人又逼停了生產機器。
“很多企業都缺人，在東莞是普遍的問題。過年了農民工都回去了，有訂單也要考慮一下接不接，很多訂單都不敢接。”東莞原家具行業協會副會長陳耀深對《華夏時報》記者說。據相關部門統計，去年被稱為
企業不得不各出“奇招”。尹桐的工廠現在有400多名工人，他告訴本報記者，“工人缺口達200多，沒辦法，只得把幾十名行政人員也調到生產線，讓他們晚上加班干。”
“年底這種情況就更加突出。我前幾天有兩個訂單就不得不推掉，加上辭職的其他各種原因，工人已經走了幾十個，還是早點放假吧。”東莞大朗鎮一家制衣廠的老板袁能兵說。上述化妝品廠的曹主管也告訴記者：“工廠年底的生意最好，老板也是被逼無奈提前放假。”
李成文去年輾轉了東莞石碣鎮、高埗鎮、廣州新塘鎮等地，一共在四家工廠工作過。
“工資太低了，都是1200元左右，工作還很累。”李成文覺得在工廠工作狀況都差不多，沒有一家工廠能讓他安下心來做滿半年。據廣東一家媒體與麻省理工大學、中山大學的聯合調研顯示，金融危機后工人工資提升并不明顯，僅僅提升了10%到20%。
即使這樣，李成文還是帶著自己的想法，“總是覺得下一家會更好，后來也沒好，但還是想嘗試一下。”事實上，他這種嘗試基本上成了新一代農民工的共同點。工廠缺少工人讓李成文們有充分選擇的條件，而他們不斷地選擇又制造了企業工人流動快，缺少工人的事實。
整整一年，珠三角各個
據李成文介紹，他父親也曾在珠三角打了近20年工，兩年前就沒有再回來。近年，國家實行植樹造林補貼政策，當地的補貼標準是每種一棵樹每年補貼5塊錢，他家計劃每年在荒山上栽5000棵樹，單補貼就遠遠大于打工收入。
一位開辦了工廠近二十年的制衣廠老板袁能兵也總結:“他們路子也多了，很多老一代的農民工都沒有再出來打工，近年來國家對農業出臺了各種各樣的補貼，有一定的收入來源。”這也致使新一代農民工對打工掙錢看得頗為隨意，即使沒存下錢，家里收支也不必太擔心。
而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老板則抱怨，現在很多像李成文一樣的年輕一代農民工都很浮躁，不愿意做生產線上的工人，首先觀念上就難以讓他們安下心來。尹桐對這種狀況頗為無奈，他說：“現在的年輕人都是出來玩的，不是來打工的。”
產業困局
采訪多位農民工稱，去年工資還是稍微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很小。袁能兵也說：“我去年也給工人提高了工資，對企業來說這已經是一筆大開支，而工人反應并不明顯，該走的還是走了。”
當人們在質疑企業為何難以大幅度提高工資時，老板們則正在為小幅度地提高了工人工資而發愁。以袁能兵的制衣廠為例，如果以每個工人工資每月提高200元計算，袁能兵一個月就得為上千名工人多支付20萬元工資。“對工人而言，每個月提高200元錢并沒有什么大的改變，但對企業來說，成本會大幅度增加，利潤大幅度減少，競爭力也大幅度下降。”袁能兵說。
據調研外來工收入支出情況的項目負責人林濤稱，珠三角的中小企業以外向型為主，都依靠訂單生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不擁有議價權，他們的利潤也被壓縮到了整個產業鏈的最低。以廉價勞動力為最大優勢形成的珠三角制造業，當工人對廉價不再滿意時，自然就陷入了困局。
近年的
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還是覺得應該從提高工資入手，“如果工資不提高，招工會更難。”然而，要提高工資，企業得有能力承擔高額的用工成本，必須有較高的附加值。
以制造業著稱的珠三角多年前就提出產業轉型與升級的構想與措施，全面推進“騰籠換鳥”。去年年初國務院正式通過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爭取到2020年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60%，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
從調整產業上去解決用工問題，需要時間和承受陣疼，卻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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