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稅收四原則

稅收原則是稅收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經常被爭論的問題。不同時期、不同學者對稅收原則的認識和闡述，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我們認為，稅收本身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概念，人們對稅收現象和本質的認識也存在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因此，作為人們對稅收認知的一種反映，稅收原則也是不斷發展的，我們應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稅收原則問題。 　　稅收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那么，政府征稅究竟需要遵循什么原則呢？從稅收發展史看，雖然在任何時期，人們對稅收原則的看法都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但總的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職能的拓展和人們認識的提高，稅收原則也經歷著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仍將繼續下去。 　　稅收原則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在中國先秦時期，就已提出平均稅負的樸素思想，對土地劃分等級分別征稅；春秋時代的政治家管仲則更明確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稅收原則，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來確定稅負的輕重。西方則在16、17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就已提出了比較明確的稅收原則，如重商主義后期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就初步提出了“公平、便利、節省”等稅收的原則。但一般認為，最先系統、明確提出的稅收原則是亞當。斯密的“稅收四原則”，即“公平、確定、便利、節省”的原則。此后，稅收原則的內容不斷得到補充和發展，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集大成者阿道夫。瓦格納提出的“稅收四方面九原則”，即財政原則，包括充分原則和彈性原則；國民經濟原則，包括稅源的選擇原則和稅種的選擇原則；社會公正原則，包括普遍原則和公平原則；以及稅務行政原則，包括確實原則、便利原則、最少征收原則即節省原則。而在現代西方財政學中，通常又把稅收原則歸結為“公平、效率、穩定經濟”三原則。 　　實際上還有多種稅收原則的提法，但要數上述三種影響最大。這三種稅收原則理論，不僅代表和反映了人們在三個不同時期對稅收的認識，而且基本展示了稅收原則理論發展和完善的脈胳。根據上述各項稅收原則的內容，結合稅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我們從社會、經濟、財政、管理四個方面將稅收原則歸納為“公平、效率、適度和法治”四原則。 　　一、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應確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則。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在我國歷史上，也多有強調稅收公平的論述。在現代社會，稅收公平原則則更是各國政府完善稅制所追求的目標之一。但稅收怎樣才算公平，在不同時期，往往標準不同，理解也不同。從歷史發展過程看，稅收公平經歷了一個從絕對公平轉變到相對公平，從社會公平拓展到經濟公平的發展過程。 　　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會公平問題歷來是影響政權穩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分配，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在征稅過程中，客觀上存在利益的對立和抵觸，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如果政府征稅不公，則征稅的阻力就會很大，偷逃稅收也會隨之增加，嚴重的還會引起社會矛盾乃至政權更迭。 　　稅收的社會公平，最早指的是稅額的絕對公平，即要求每個納稅人都應繳納相同數額的稅。在稅收實踐上的反映，就是定額稅和人頭稅的盛行（人頭稅和定額稅即使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失）。瓦格納將公平的標準從絕對公平發展到相對公平，即征稅要考慮納稅人的納稅能力，納稅能力大的，應多納稅，納稅能力小的則少納稅。它要求稅制應實行累進稅率。如今，在理論上，相對公平又分為“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所謂橫向公平，簡單地說，就是納稅能力相同的人應負擔相同的稅；而縱向公平，就是納稅能力不同的人，負擔的稅負則不應相同，納稅能力越強，其承擔的稅負應越重。那么，怎么判斷納稅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納稅人所擁有的財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實際支付的大小等作為判斷依據。（注：以納稅能力作為公平標準，在理論上稱為“能力說”。如何判斷納稅能力，在理論上又有“客觀說”和“主觀說”之分。按照客觀說，納稅能力應依據納稅人所擁有的財富、取得的收入或實際支付能力等客觀指標來確定。而主觀說則強調納稅人因納稅所感到的效用的犧牲或效用的減少應相同，或者納稅后的邊際效用相同。公平標準，除“能力說”外，還有“受益說”，即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務的多少作為衡量公平的標準。根據這種標準，從政府公共服務中享受相同利益的納稅人，意味著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因此，應負擔相同的稅，以體現橫向公平；享受到較多利益的納稅人，則具較高的福利水平，因此，應負擔較高的稅，以實現縱向公平。現實中對公路的課稅以及社會保障方面往往有所體現，但在許多情況下受益水平是不好衡量的。）現實稅制中，財產稅按財產、所得稅按所得累進征收，對低收入者免稅，允許家庭贍養扣除等都是這種公平觀的反映。 　　在西方稅收中，公平通常是指社會公平，即社會公正原則。而在現實中，政府征稅，不僅要遵循社會公平的要求，而且還要做到經濟上的公平。也就是說，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從事經營的納稅人，包括經營者和投資者，要一視同仁，同等同待，以便為經營者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增值稅的盛行、公司稅稅率以比例稅率為主等都是這種公平要求的反映。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客觀的競爭環境。這兩個層次，也相當于社會公平中的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 　　稅收公平，特別是經濟公平，對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稅制建設與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一方面，我國通過20年來的改革開放，人們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分配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義”分配（平均分配不等于公平分配），收入檔次已適當拉開，但同時開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貧富懸殊”現象，因此，如何運用稅收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就成為稅收的重要職能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市場發育還相當不健全，存在不公平競爭的外部因素較多，同時，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稅制更具公平，為市場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是我國進一步稅制改革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稅收政策的運用和整個稅收管理，都是應講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則。稅收不僅應是公平的，而且應是有效率的。這里的效率，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稅過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稅收在征收和繳納過程中耗費成本最小；二是經濟效率，就是征稅應利于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至少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最小。 　　稅收行政效率，可以稅收成本率，即稅收的行政成本占稅收收入的比率來反映，有效率就是要求以盡可能少的稅收行政成本征收盡可能多的稅收收入，即稅收成本率越低越好。顯然，稅收行政成本，既包括政府為征稅而花費的征收成本，也包括納稅人為納稅而耗費的繳納成本，即西方所稱的“奉行成本”。亞當。斯密和瓦格納所得出的“便利、節省”原則，實質上就是稅收的行政效率原則。便利原則強調稅制應使納稅人繳稅方便，包括納稅的時間、方法、手續的簡便易行。這無疑有利于節省繳納成本，符合稅收的行政效率要求。而節省原則，即亞當。斯密和瓦格納所稱的“最少征收費用原則”，它強調征稅費用應盡可能少。亞當。斯密說得很清楚，“一切賦稅的征收，須使國民付出的，盡可能等于國家所收入的。”這里的所謂費用，實際只限于政府的征收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稅收的征收成本和繳納成本是密切相關的，有時甚至是可以相互轉換的。一項稅收政策的出臺，可以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但它可能是以納稅人的繳納成本的增加為代價的，或者相反。這說明，稅收的行政效率要對征收成本和繳納成本進行綜合考慮，才有真正意義。在現實中，如何提高稅收的行政效率，是稅收征管所要解決的重要目標。 　　稅收的經濟效率是稅收效率原則的更高層次。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又反作用于經濟。稅收分配必然對經濟的運作和資源的配置產生影響，這是必然的客觀規律。但稅收對經濟的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影響的程度如何、范圍多大則是有爭議的，在認識上也存在一個不斷的發展過程。反映到稅收的經濟效率方面，則有不同層次的理解。首先，它要求稅收的“額外負擔”最小。所謂稅收的額外負擔，簡單地說就是征稅所引起的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它是稅收行政成本以外的一種經濟損失，即“額外負擔”，因此，相對于稅收行政成本，通常又將之稱為稅收的經濟成本。因此，政府應選擇合理的征稅方式，以使稅收的額外負擔最小。那么，怎樣的征稅方式對經濟的扭曲更小呢？通常認為，要保持稅收中性。 　　稅收經濟效率的第二層次的要求是保持稅本。稅收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政府征稅應盡量避免稅收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而發揮稅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瓦格納提出了稅收的國民經濟原則，包括稅源選擇原則和稅種選擇原則。為保護和發展國民經濟，使稅收趨利避害，政府征稅應慎重選擇稅源。原則上，稅源應來自國民收入，而不應來自稅本。稅本，就是稅收的本源。通常認為，國民生產是稅本，國民收入是稅源，原則上稅收只能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而不能傷及國民生產。這猶如樹上摘果，果是源，樹是本，我們只能摘果，而不能傷樹。 　　稅收經濟效率的第三層次，也是最高層次，它要求通過稅收分配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是基于對稅收調控作用的積極認識。認為稅收不只是消極地作用于經濟。由于現實中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有必要政府進行干預，而稅收分配就是政府干預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