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式管理幾大模式
管理的本質,就儒家而言,是“安人行為”;就法家而言,系“功利行為”;就道家來說,是“自然行為”;就墨家來說,為“利他行為”;就易學的觀點來看,是“人道行為”;就宋明理學的觀點來看,則為“循理行為”。
由于時代的變遷,我們不可能完全依據某一家的思想來建構中國式管理的體系。但是管理必須做到孔子所說“一以貫之”,才能夠前后呼應,步調一致,所以不可能完全沒有體系。實際上,中國思想的總源頭是“易學”。陳立夫先生指出“儒學思想是來自周易,道家思想來自歸藏易,墨家思想是來自連山易,其它各家亦皆淵源于易”,可見諸子百家,莫非“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錢穆先生曾以王弼為例,說:“從來認為易經里面是儒家思想、老子是道家思想,那么王弼著這兩部書,是用老子思想來注易經呢?還是用易經思想來注老子的?”錢先生并且說明“宋代的儒家及理學家,他們反對道家、反對佛教,但是教人讀易經,還是叫他們先讀王弼注”,以推定“王弼思想還是從易經來的”,因為“他所宗是孔子,但他又注了老子”,“孔子、老子之上還有元,在王弼講來,就是周易了”。
如果覺得易學難懂,甚至一時無法入門,那么,以儒家思想為主流,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為輔,也可以建構出“一以貫之”的中國式管理體系。這樣,說起道理來,才不至于前后矛盾,簡直不能“自圓其說”。
事實上,這些爭論大部分停留在“管理科學”層次。因為科學無國界,從管理科學層次來檢視,確實沒有美國式、日本式管理之分,因此也就沒有中國式管理。若是由“管理哲學”層次來分辨,則“硬件相類似,軟件頗不同”,中國式、美國式或日本式管理,昭然若揭。{page_break}
找到中國式管理之后,大家便全力推出自己六大型態:
(一)企業型。企業界起初心存觀望,不承認自己實施中國式管理,唯恐被視為落伍,破壞企業的形象。后來逐漸有些企業,嘗試著樹立“中國式”旗幟,甚至開拓外銷市場,已展示“中國式管理”的實力。
(二)日儒型。有些人認為日本人對于中華文化研究得比中國人更徹底,同時日本式管理的理念也絕大部分源自中國,因而大量引進日式儒家文化,宣導“中日同文同種”,運用日人研究成果,建立中國式管理。
(三)史料型。將我國歷史上的管理事實,當作案例來分析說明,進而指出中國式管理的途徑。到目前為止,仍然停留在片段史實的整理,尚未臻于系統化的建構,仍有待于整理成更具體可行的中國式管理。
(四)實證型。采用問卷及訪問的調查統計結果,說明中國式管理的真相。實證的過程,可信度相當高。但是這種研究方法,有其一定的效用,對于中國式管理理念的探索,價值的判斷,以及體系的建構,就無能為力,必須做更為深入的研討,才能獲得更佳的成就。
(五)自創型。不依據史實,自創一套中國式管理。其實是一種新的管理方法,與中國式、美國式或日本式無關。但是,也有人依據傳統,卻要加以根本的改變,本質上更近乎反對道統,徒然造成觀念上的混淆。
(六)現代型。中華道統貴在“日日新,又日新”,走“繼舊開新”的途徑,從傳統中走出中國現代化的管理,亦即先做真實的中國人,再進而改善創新,而非“沒有根底”或“毀根式”的求新求變。
不論那一類型態,最后能夠突顯出中國式管理的特征,才是名正言順的中國式管理。否則不過徒托空言、有名而無實。因為管理不是萬靈丹,沒有一種管理世界通用,也就沒有一種中國式管理得以全中國各行各業通用。各國管理,無非大同小異:物質層面亦即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具象,大體相同;精神層面亦即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特征,則互有差異。
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式管理并不計較采用那一種形式,因為中華文化具包容性,什么形式都能夠容納。但實質上務須確能安人,使組織成員在安心愉快的氣氛中,把工作做好。實際上,臺灣地區現有企業組織都在實施中國式管理。所差異的,只是純度上的不同而已。中國人最善于應變,形式方面要什么有什么,盡量按照企業主的要求,所以看起來紛然雜陳。實質方面卻有不同比例的調整,所有美國式、日本式的管理,到臺灣已經入境隨俗,變質為中國式管理了。只待時機來臨:中國式管理形象轉好,大家才會宣稱自己徹底實施中國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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