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司法局撤回律師無罪辯護報告規定

　　貴州省遵義市司法局制定《規范律師工作重大事項報告制的若干規定》(簡稱《規定》)，要求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辦理重大案件時向主管司法局報告。其中特別指出擬做無罪或改變罪名辯護的案件需要報告，招致批評。李貴生、周立新、楊名跨三位律師向遵義市司法局申請信息公開，遵義市司法局1月30日公開回復三律師：“鑒于該《規定》存在爭議，決定予以撤回。”

　　遵義司法局并向三律師表示了感謝和歡迎繼續予以關注和監督，楊名跨在微博上公開稱贊遵義司法局“公權不再任性”，律師周澤也在微博贊其“從善如流”。

　　根據原《規定》，被告可能判處死刑、擬作無罪或改變罪名辯護、涉案人數眾多、縣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涉案、省級以上部門督辦或查辦、涉外、新聞輿論關注、有重大社會影響等的刑事案件，群體性、涉及國家重點工程建設、爭議標的超過五千萬元、訴訟主體一方為縣級以上政府、涉臺、涉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等的民事或行政案件，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必須向司法行政機關報告，否則可能受到批評教育、責令書面檢查、通報批評等，甚可能受到行政處罰。

　　《規定》于2014年12月22日印發，2015年1月中旬經遵義市律協官網轉發后，在網絡引發關注。(見財新網報道：律師做無罪辯護須報告司法局被指違法)

　　遵義市司法局稱，《規定》依據《律師法》、《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事實上，《律師法》和《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并未規定重大案件向司法行政機關報告，《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僅規定律師事務所內部建立承辦重大疑難案件的集體研究和請示報告制度，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對財新記者表示，《規定》是行政機關越權。“公權力法無授權不可為”，司法行政機關法定職能是對律師行業進行宏觀監督、指導，無權管理律師作何種辯護，報告制使律師辯護納入“審批備案”范疇，增加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責任，處罰條款則違背《行政處罰法》“行政處罰法定”原則。

　　周澤說，遵義司法局制定《規定》涉嫌抽象行政行為違法，如日后對不遵守該規范的具體律師或律所處以行政處罰，則將涉嫌具體行政違法，被處罰人可以在行政訴訟中要求遵義市司法局撤銷行政處罰和《規定》。

　　周澤建議遵義市司法局主動撤回該規定。

　　楊名跨律師當時批評遵義司法局是“法盲機構嗎?”“行政權是爾私家領地可為所欲為?”并與李貴生、周立新兩位律師向遵義司法局提出信息公開申請。遵義司法局回復三律師稱：“我局高度重視，本著依法行政的原則認真進行了研究。”

　　財新記者致電遵義司法局黨組書記、局長劉愛霞對此事予以置評，但未得到回應。

　　事實上，一位遵義律師告訴財新記者，擬作無罪辯護的刑事案件等重大案件報告制度，在遵義早已有之。

　　全國多地都已建立重大案件報告制度，要求敏感性、群體性、涉黑、涉外等重大案件辦理須向司法行政機關報告。

　　江蘇省司法廳2014年初宣布，該省“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出臺了律師、公證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辦理重大、敏感案件信息預警、報告等相關制度”，“努力在第一時間掌握群體性、突發性和敏感性事件信息，認真研究制定相應工作措施，努力疏導化解重大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無錫、南通、徐州、淮安等市司法行政機關2013年共收到重大事項報告近270件。

　　這一制度可溯及2006年3月20日全國律協出臺的《關于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指導意見》。該意見將群體性案件界定為一方當事人眾多(十人以上)、基于同一或類似的事實問題或法律問題而引發的共同訴訟或非訴訟，土地征用征收、房屋拆遷、庫區移民、企業改制、環境污染以及農民工權益保障等方面較多。人數不足以群體性案件，但為國內外關注、具有重大社會影響或重大敏感性案件，也遵此意見辦理。

　　該意見提到：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中國處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時期，正確處理群體性案件對建設和諧社會至關重要。意見的出臺，是“為發揮律師在群體性案件中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積極作用，保障律師的執業權利，更好地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該意見提出了備案、集體討論制度等，規定律協及司法行政機關有權了解律師辦理案件的情況、提出建議。

　　河南省司法廳2006年緊隨全國律協意見，出臺了《關于加強對律師辦理重大、敏感、群體性案件指導監督的意見》，提出加強對律師辦理重大、敏感、群體性案件的指導是司法行政機關主要工作之一，并且強調“三個不允許”：不允許出現律師代理敏感案件促使事態擴大，或利用媒體炒作引起國內外輿論關注造成不良影響的事件;不允許出現鼓動群眾與政府對抗或釀成群體性事件的問題;不允許出現借代理案件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現行司法體制的問題。

　　律師界曾對全國律協指導意見表達激烈反對，批評其“沒有法律依據”、“限制了律師辯護權利”。但支持者認為，指導意見可以規范律師行為。最高檢下屬的《方圓律政》雜志報道，該意見實際上導致了群體性事件的“去律師”現象。

　　2010年，全國律協提出將完善律師辦理群體性、敏感性案件的制度，修訂《關于律師辦理群體性案件指導意見》，但其后未見新規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