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紅兵：實現涉外法律服務新發展

　　李克強總理在昨天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開放”提高到相當重要的高度。他指出：“開放也是改革。必須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的主動贏得發展的主動、國際競爭的主動”。為此，他重點提出：“推動外貿轉型升級”，“更加積極有效利用外資”，“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統籌多雙邊和區域開放合作”。其中，他特別強調，“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領事保護服務”。可見，健全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中的“法律服務”，無疑，是中國律師尤其是涉外法律服務律師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必須踐行的重點工作、理應完成的重大使命。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政策支持

　　讓我們再重溫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明確、多處、大幅提出要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這在黨的如此重要的文件中如此提及，充分反映了黨對發展律師業特別是涉外法律服務業的高度重視與深厚希望。

　　《決定》在“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一節中指出：“發展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業，……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在“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一節中提到：“建設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在“加強涉外法律工作”中論及：“適應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促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依法處理涉外經濟、社會事務，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運用法律手段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強化涉外法律服務，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國公民、法人在我國的正當權益，依法維護海外僑胞權益”。

　　有作為才有地位，有地位則更會有更大作為。可以說，《決定》明確界定了涉外法律服務在法律服務體系中以及涉外法律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為我國涉外法律服務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將大力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提升至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高度。同時，與黨的《決定》一脈相承的是，國務院早在2012年便發布“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在此規劃中，政府明確提出要“提升法律服務業開放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法律服務機構。加大對法律服務業政策扶持和保障力度，改善法律服務業發展環境，健全體制機制和政策保障，擴大服務規模和服務領域，提升服務層次和服務質量，提高國際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可以說，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時代如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時代如此重視涉外法律服務建設，中國律師生逢其時，大有可為，也定能大有作為。

　　二、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別是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涉外法律服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振興機遇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公開提及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同年7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提出，要適應經濟形勢“新常態”。在此后的8月4日至7日，《人民日報》連續4天在頭版刊登特別報道和評論員文章，解析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在接下來的12月9日至1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更是明確提出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

　　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強調要“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并對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出了具體要求。

　　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別是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為法律服務特別是涉外法律服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自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涉外法律服務應該也以自己的新常態適應這一態勢，引領這一形勢，并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涉外法律服務新常態首先應強調“適應性”，中國律師一定要牢固樹立服務于經濟發展、服務于對外開放大局的“服務觀”，充分認識法律服務的“從屬性”和“適應性”，刻意研究國際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出的法律服務需求，以及創新為此提供服務的模式。不認識、不懂得、不研究、不掌握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我們的法律服務業將始終處于“盲目”、“盲從”與“盲動”狀態，反應遲鈍、動作緩慢、跟不上、接不下的現象就會處處發生且無法改變，做大行業、做強隊伍也因此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涉外法律服務新常態同時應強調“能動性”。律師戰斗在涉外法律服務第一線，不僅滿足涉外商事主體及各類其他主體的法律服務需求，而且了解與理解其商務及其他各類需求與訴求;更重要的是，律師手中的客戶資源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資源、資本資源、項目資源，在當今的大平臺、大數據、大渠道、大服務時代，可以說，律師是擁有“大數據”的“大平臺”，是掌握“大渠道”的“大服務”，律師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保駕護航的“規范性”，而且可以更重要地體現在推波助瀾的“引領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發揮法治，當然也包含法律服務的規范、引領與推進作用。

　　三、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為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提出了更高層次的參與要求

　　《決定》指出，要“適應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按照主管涉外法律工作的汪洋副總理的表述，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要著重加強以下工作：一是完善對外貿易法律制度;二是制定出臺統一的外國投資法，特別是推行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方式;三是盡早出臺對外投資法律法規;四是構建中國特色的援外法律制度;五是完善外國人服務管理法律法規;六是加快領事保護法律法規建設。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修訂外商投資相關法律，健全外商投資監管體系，打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上述法律法規體系健全過程中，律師的功能與價值不可或缺。正如《決定》指出：要“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要“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

　　我們說，“良法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立法工作的成果應是良法，但客觀實踐中，我們涉外法規方面尚有廢法甚至惡法存在。無用之廢法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立法資源，而且更危害法治的價值，更何謂信仰法律、崇尚法治;有害之惡法，不僅阻礙生產力發展與對外開放，而且更為權大于法提供了借以發揮的題材與機會。而介于良法與廢惡之間的大量針對性不強、操作性也弱的法律法規，既有立法的部門化傾向所致，更受立法的專業性不足影響。

　　廣大律師受過正規的專門化法學教育，法治意識與法律素養較高，而且其職業特點決定了其知天下之事，悉社會百態，察世間善惡。更重要的，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廣大律師明法律之不足，確政策之不達。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個職業如律師這般深入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縱向到邊，橫向至底，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無不知沒不曉，正如此，可以精準把握“最大的社會公約數”甚至“最大的國際公約數”，其充分參與的法律法規自然有較好的針對性，較強的可操作性，質量自不必說，并經法定的立法程序，良法自然天成。

　　四、三十多年我國律師事業的發展與規范為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打下了相當堅實的騰飛基礎

　　經過改革開放后中國律師事業3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形成了27萬名律師的專業隊伍(昨天司法部趙大程副部長在做客“兩會e客廳”時說，截止至2014年底，我國律師共有27.14萬人，其中專職律師24萬多人、兼職律師1萬多人、公職律師6800多人、公司律師2300多人，律師事務所2.21萬多家)，尤其是在“北上廣深杭寧津”，培養了一批規模化、專業化、規范化、國際化的涉外法律服務事務所，成就了一批國際視野、專業水準、誠信勤勉的涉外法律人才，更有商務部門、司法行政部門、法學院校的關心支持，為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全國律協異常重視涉外法律人才培養，至今已舉辦兩期涉外法律人才培訓班，并選送兩批優秀律師出國交流，大大提升了我國涉外法律服務隊伍的戰斗力。

　　我們說，中國經濟發展要有世界眼光。2013年秋，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期間，先后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經濟絲綢之路的構想，構建起新的形勢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全新格局。李總理在昨天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建設”，“構建中巴、孟中印緬等經濟走廊”，“力爭完成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建設亞太自貿區”。同樣，我們的法律服務也要有、且更要有世界眼光。我們涉外法律服務要研究與應對“一路一帶”構建與實踐中的法律服務，跟隨著中國經濟“走出去”而共同“走出去”。另外，加強金磚國家合作、打造中非合作升級版、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等等，同樣值得我們關注、研究、服務。可以說，擺在我們涉外律師專業隊伍面前的問題多多、機會多多、挑戰多多，但我們應該且能夠有眼光、有智慧、有定力，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并借此實現我國涉外法律服務業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