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減負，職工合法權益不能“降”

　　3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就“五險一金”回答央視記者時明確表示：社會保障基金是充裕的，在國家規定的統一框架下可以給地方更多自主權，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階段性地、適當地下調五險一金的繳存比例，讓企業多減輕一點負擔，讓職工多拿一點現金。李總理的一番話在全社會引發強烈關注，與此同時，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也傳出好消息：本市今年擬優化調整職工社會保險費率，從而進一步減輕企業的繳費負擔。

　　記者昨天先后采訪了部分企事業單位職工、工會干部以及有關專家。大家認為，下調五險一金繳存比例將切切實實地為企業減負，為職工加薪。也有職工提出，下調五險一金的同時，職工合法權益不能“降”，有關部門應加強補充保障，確保職工利益不受損失。

　　職工：多拿些現金減輕些壓力

　　此次兩會上，有記者向李總理提問時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一個職工工資條上一個月的收入是8000塊錢的話，那么實際收入到手的不到5000塊錢，3000塊錢都去繳納五險一金了。記者在采訪時發現，這個事例并非極端個案，當下很多職工都碰到類似情況。

　　說到每月繳納的“五險一金”，某事業單位職員顧曉拿出了她上個月的工資單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記者看到，小顧工資單上“應發工資”一欄為8500多元，而扣除養老金、失業金、醫療保險、公積金等等之后，“實得金額”一欄只剩下了不到5000元，“工資的三分之一沒了。”她有點想不通，“明明已經加過工資，可是到手的現金卻少了，雖然退休后養老金會有增加，但是總覺得手里的錢袋子沒有鼓起來，生活壓力有點大。”

　　顧曉說，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表態讓職工看到了希望，說明國家政府把老百姓的錢袋子放在了心上，“我們最大的心愿就是，工資漲上去，保障不要降，其實，政府部門還可以從降低稅率等其他方面入手，讓大家多拿些現金，減輕些生活壓力。”

　　某國企員工李君也有同感，李君告訴記者，他稅前工資6000元左右，單位為他繳納了“六金”(包括補充公積金和補充養老金)，扣除了這些費用后，他的到手工資大約是4000元左右，“4000元的收入，在上海還真不夠用，老婆就要生孩子了，小孩的奶粉錢、保姆費，這些開銷實在負擔不起，如果每月能再增加個幾百元也是好的。”小李建議，延遲退休政策如果出臺，表明職工工作年限將延長，“是否能適當下調一些養老金個人繳費率，這樣我們的到手工資就能多一些了。”

　　企業：是一個雙贏的利好消息

　　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到48小時，李克強總理關于下調“五險一金”的表態早已在眾多企業管理者、工會干部中掀起討論高潮。

　　松下半導體公司工會主席洪愛民舉雙手贊成這一做法。洪愛民向記者介紹，松下半導體約有600多名職工，除了國家規定的“四金”之外，公司還為每個職工繳納了補充公積金、補充醫療保險等，除了職工個人繳納部分，企業為每個職工繳存費用相當于職工工資的40%以上，每年企業要承擔一筆不小的人力成本，對于制造型企業來說，負擔挺重的。“如果適當下調繳存比例，無論對企業、還是職工來說都是一個利好消息。”

　　洪愛民說，松下半導體公司建立了職工獎福利基金，通過集體協商形式明確：每年企業純利潤中要提取一定比例納入基金，作為職工福利費用。“下調繳存比例后，企業承擔的費用少了，利潤增加了，相應地，用到職工福利上的錢也會水漲船高，最終的得益者還將是職工。”

　　當然，也有工會干部提出了自己的擔憂，一位園區工會副主席提出，下調“五險一金”后，手上的現金多了，是不是意味著退休后的保障少了?“下調繳存比例對企業減負是件好事，職工的收入可能也會增加一些，但是職工今后的養老保障也不能忽視。”她建議，保障職工權益的配套措施也應跟上，比如擴大職工互助保障的受益范圍，“眼下，非公企業參加職工互助保障的比例并不高，工會組織能否加大力度推進職工互助保障的受益面和范圍，為廣大職工筑起一道保障墻。”

　　企業HR：希望多一些反饋到職工

　　新新貸人力資源總監屈輝同時也是公司的副總裁，這兩年，企業在社保費上的壓力她最清楚。據她透露，公司上下有1500-1600名職工，根據目前的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標準，機關、事業單位、企業的社保繳納基數為3271至16353元，企業繳費比例合計為35%，個人的繳費比例合計為10.5%。由于她所在的企業是目前比較熱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內有不少高收入人群，繳費基數都是按照“封頂”的標準，企業因此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這還不是壓力最大的，真正讓企業不堪重負的是這個社保繳費水平每年還在以5%-10%的速度增長，只漲不跌。而企業每年的利潤增長則是十分有限的，有時候受經濟大環境影響，可能利潤不升反降，但社保繳費不會因為企業不景氣就不漲。”屈輝認為，高負擔的繳費壓力對企業來說，不利于規模擴張，對職工來說，也讓加薪變得舉步維艱。

　　屈輝坦言：“我是公司管理人員的同時也是一名職工，干活的都希望工資年年漲，這是再普通不過的要求，但換位思考一下，如果職工的工資漲了，社保繳費也要跟著漲，對企業來說，壓力是雙倍的增加，我是企業主，也會慎重考慮加薪這件事。”除此之外，有時候企業在職工的人力支出上實際已經負擔了社保繳費增長的部分，但職工并不能實際獲得，這也是職工總抱怨工資不漲的原因之一。

　　對于社保費率的下調，屈輝預計1%左右是比較可行的。“不可能大幅下調，這不現實。”同時，她建議，能否像教育附加費一樣，對于規范、足額繳納社保費用的企業，以項目補貼的方式給予適當返還，扶持企業業務發展的同時，也能提高企業繳納社保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讓錢更多地用到職工的身上。

　　人力資源公司：關注軟性成本更重要

　　佑肯人力資源(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季姚力首先肯定社保費率下調的積極意義，認為不論降多少，降總比不降好。企業要發展，增效和降本要同步進行，李總理所說的社保費率的下調至少說明了政府部門對企業“降本”方面的扶持。但同時，他也指出，社保費率的下調是企業成本中的剛性成本，這部分大多依賴于政府部門的政策，沒有多少議論的空間，反倒是軟性成本常常被忽略。“現在很多專家都在提《勞動合同法》的修訂，主要是因為太過嚴厲的法律環境并不利于勞資之間的和諧共處，反而會讓雙方的關系處于緊繃狀態，互不信任，繼而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用于人事斗爭和鉆法律空子，而沒有花心思在企業發展和職工福祉上。這中間產生的管理成本和溝通成本表面上看沒有實際資金支出，但其對企業的損耗是巨大的。”因此，季姚力認為，營造一個相對公平、寬松的市場環境，幫助勞資雙方建立互信和諧的關系，讓企業的軟性成本降下來有時比降低剛性成本更重要。

　　對于很多職工關心的會不會下調個人自繳部分的問題，季姚力表示，社會上有一種說法是稅前收入可觀，實際到手不多，因為有一部分繳社保了，事實上，職工自繳部分是存入個人賬戶的，還是在職工自己的“錢袋子”里，并沒有流失，而且，就算社保自繳部分少了，實際到手的也不見得增加。“因為去除社保費后的工資高了，也可能卡在某個稅點的關鍵點上，稅收要交得更多，最后到手的錢反而少了，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因人而異的。”

　　社保專家：企業經營不能寄希望于“卸負”

　　對于社保費率的下調，社保專家張佶認為這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了。采訪中，他告訴記者，這個話題年年都有人在說，而且去年，本市已經做出了多方面的調整：“去年年初，在企事業單位并軌時，本市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繳納部分，單位繳費已經下調了一個百分點，這次方案對企業方面的調整，也是和事業單位同步。另外，本市的工傷保險實行八級費率，對于絕大部分企業來說，費率實際上也是下調的。”

　　張佶認為，社保費的繳納這是基于全國層面的布局，權利義務是對等的，不能說只享受權利不履行義務。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瓶頸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不能只寄希望于“卸負”來維持，企業更多的應該考慮如何創新轉型，開辟多種經營渠道。“可能因為降社保費率的呼聲太多了，造成一種假象，大家都覺得似乎是社保費太高造成了現在很多企業的經營困難，事實上，社保費的壓力只是企業成本中的一小塊兒，將經營不善歸責于人力成本的拖累，這是理解上嚴重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