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轉型：“世界工廠”的機器戰斗

　　是什么原因，讓中國突然迎來這波機器換代潮?

　　“機器革命”

　　2005年，大朗鎮毛織服裝生產企業使用的數控織機僅有2000臺，到2008年增長到4000臺，2009年猛增到6000臺。

　　27歲的銷售員王永周終于等來了他從業以來“最好的日子”。

　　這位浙江小伙賣的是電腦橫織機——一種通過電腦編程語言對整個織衣系統實行智能控制的機器。一年之前，他一個月才能賣出兩三臺，現在一天就能賣這么多。“最重要的是沒貨”，就像任何一個有“奇貨”可居的賣主一樣，王永周毫不掩飾他的興奮和傲慢，“超過5臺，分兩次給;超過10臺，分四次給，而且，”他頓了頓，“要到9月以后。”

　　他所在的公司虎王數控總部位于浙江，兩年前還在生產自動麻將機，現在則已全力轉向橫織機這門新生意。去年上半年，他們在東莞開設了分銷點，將機器從浙江運過來賣。短短一年多，井噴的銷售讓老總決定，下個月，在東莞投資5000萬元建廠。

　　王永周的門店位于中國毛紡織重鎮——東莞大朗鎮的銀朗路。兩年前，這條雙向四車道的馬路還沒什么人氣，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各家電腦橫織機的招牌，織成了一匹橫綢。

　　這個面積不過118平方公里的彈丸小鎮，已經聚集了45家數控織機公司，其中1/3是2009年后才開業的。

　　去年11月，第八屆大朗服交會上，50多家紡織機械企業向組委會申請展位150余個，這是從未出現過的情形，組委會只得臨時將部分展示區改為機械區，將原來的展位幾乎增加了一倍，但仍然難以滿足需求。

　　據統計，2009年在大朗鎮生產和銷售的數控織機約2.89萬臺，主要銷往珠三角。其中，僅大朗鎮和相鄰的長平鎮就消耗了4000多臺。

　　大朗鎮招商辦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2005年，大朗鎮毛織服裝生產企業使用的數控織機僅有2000臺，到2008年就增長到了4000臺，2009年更是達到了6000臺之多。

　　買機器潮

　　“前些年銷量穩定在150臺/年，今年的訂單截至目前就已飆升到450臺。”

　　發生變化的不只是毛紡織行業。

　　做玩具設備的東莞市博金機械設備廠，今年賣得最好的是充棉機——一種往布娃娃中填充棉的機器，每臺可以代替20個人。銷售總監王君平說，去年賣出70多臺，今年最保守也能賣200多臺。

　　同樣熱銷的還有插件機，這種機器主要為電子零部件提供插裝設備，應用于家電、節能燈、LED照明和顯示屏等生產上。目前國產廠商僅有兩家：東莞的新澤谷和正可電子。

　　“前些年銷量穩定在150臺/年，今年的訂單截至目前已飆升到450臺。”新澤谷銷售總監陳卓忠在電話中告訴記者。

　　去年下半年才正式開張的正可電子，銷售同樣火爆。7月19日，記者在其位于大嶺山鎮第三工業區的廠區看到，迎門掛著祝賀銷量突破100的大紅條幅;一樓生產車間里，吃飯時間工人依然在加班。總經理甘寧告訴記者，訂單已經排到了10月份，他現在“有單不敢接，怕交不上貨”。

　　東聯也感受到了這種熱度。它是東莞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融資租賃公司，2006年開始對外開展機器租賃業務(企業選好設備，東聯出資購買，租給企業使用)。一開始，出租的都是大型的建筑機械和醫療設備，效益并不好。直到2009年下半年，在華爾街當過四年基金經理的總經理倪凌調整方向，租賃勞動密集型行業生產性設備(比如插件機和貼片機)，業務量頓時大增，去年底至今，已經投下1.5個億。

　　逆轉的算盤

　　每一個賣機器、買機器的人都會告訴記者：人工太貴了。

　　是什么，讓中國突然迎來這波機器換代潮?

　　幾乎無一例外，每一個賣機器、買機器的人都會告訴記者：因為人工太貴了。

　　以熱銷的電腦橫織機為例，這種自2004年左右才開始國產化的機器最大的特點便是節省人工——此前，大朗的許多毛紡織作坊，采用的是手搖機和自動皮帶機，前者每臺需要配備一個工人，后者每兩臺需要一個人。而現在的電腦橫織機，一個工人可以同時看6-8臺。

　　王永周給記者算了筆賬，目前紡織服裝行業工人的工資一般在1500—1800元(熟練工更高)，加上伙食住宿，每個工人每月至少要花費2000多元，每添加一臺電腦橫織機，人工成本就可以縮減到原來的1/6—1/8。一臺機子8-15萬，一兩年就可以回本。

　　而直接代替人工插件的插件機，性價比則更高。正可電子總經理甘寧做了個估算，在月產能相同的前提下，一套機器流水線需3名工人，而一條傳統的手插生產線則需14個熟手，按每人每月工資1500元計算，用機器一年可省下用工成本近20萬。

　　廣州特美聲音響廠總經理蔡利輝是被這個“算術結果”吸引的客戶之一。他向正可買了5臺插件機。原來的全手插，80%變為機插。他向記者證實，節省的成本與甘寧的估算相當。

　　這在幾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承接全球第三次制造業大轉移。中國的農民工們用一雙雙靈活的手將十幾個細小到肉眼幾乎看不清楚的零件快速安裝到一寸見方的線路板上，他們加班加點毫無怨言，每個月工資不過數百元。

　　相比之下，那時候的機器可用“昂貴”來形容。{page_break}

　　以紡織服裝行業為例，一臺德國原裝進口的STOLL數控織機價格一般在25-40萬元之間，日本原裝進口的島精數控織機則要35-45萬元。按照8-10年的使用年限，每年還需2-3萬元的維修成本。如果按照每月350元的產值來算，大概需要5-7年收回成本。

　　對成本的精確計算，讓企業主們選擇了“人”。幾年前，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袁鋼明，在浙江寧波的一家日資企業山水音響廠看到用塑料布蓋住的嶄新的插件機。“這是一臺很先進的設備，要幾百萬。日本人最后選擇了雇中國年輕的女工來手工插件。”袁說。

　　但是自2004年之后，這一現象開始逆轉。

　　由那年開始，民工荒從珠三角、長三角一路蔓延，甚至作為大量勞力輸出源頭的中部大省，也出現了民工荒。

　　供需關系變化，讓中國工人的價格日漸上漲，與10年前相比已經翻了將近三番。

　　與此同時，隨著國產技術的進步，機器的價格卻開始跌落。現在，一臺國產電腦橫織機，價格一般在8-15萬元之間，不到進口機的1/4，且維修成本大大低于進口設備。如果按照每天200-250元的平均日產值來算，一般1-2年可以收回成本。

　　更重要的是，即使企業老板有辦法能讓車間里塞滿上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年輕面孔，他們依然會發現，這一代農民工已經與上一代有了太大的不同。

　　他們不再對加班任勞任怨，喜歡去網吧勝過賺工錢。他們甚至不愿意住企業免費提供的集體宿舍，理由僅僅是管理太死板。而他們的父母，對這些在計劃生育政策下成長起來的獨生子女們也更加寵愛，只要他們打個電話說聲辛苦，就讓其回家。

　　今年上半年，富士康13連跳和本田罷工事件，讓外界第一次意識到這個群體的變化。中國企業主們被迫用加薪來安撫他們的情緒。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富士康的薪酬提高了60%多，而廣東、浙江甚至北京、天津等地都紛紛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

　　“打工仔已經不再是以前的打工仔了”，這些80后、90后的工人，讓已經做了10多年二手設備生意的代永，頭一回看到機器賣得這么火。他給記者講述了剛剛發生的一個故事：東莞一位企業主，中午12:30召集組長開會通知晚上加班;15:30將通知貼到員工宿舍，但到了晚上竟然沒有一個人來。一怒之下，這位老板找他買了三臺插件機。

　　剛剛開始的一切

　　“我們現在的機器，只相當于西方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代永毫不客氣地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享受了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前10年內人口大幅增長帶來的“紅利”，從1978年到1998年，在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資本的貢獻率為28%，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貢獻率為3%，其余全部是勞動力的貢獻。

　　但這樣的紅利已難以持續。早在幾年前，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等人就提出：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進入的“人口紅利期”，2015年前后將宣告結束。

　　其實這樣的歷程，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曾經歷過，并由此進入一個技術飛速進步的工業化時代。

　　上世紀50年代，日本的戰后經濟起飛同樣主要靠的是廉價、肯干、守紀律的勞動力。但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主動放棄這一優勢，尋求高工資、高福利和高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戰略。結果，日本的機器人使用率為全世界之最。

　　中國去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工業制成品生產國，但工業化水平卻難以望其項背。“我們現在的機器，只相當于西方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代永毫不客氣地說。

　　野村證券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3-5月，中國工廠使用數控系統的機械設備比例——該比例是衡量自動化水平的通用指標——升至27%，比前兩年都要高。

　　但這一水平僅僅與日本上世紀80年代相當，目前，日本工廠數控比例已升至82%的全球領先水平。

　　與西方相比，有著龐大廉價勞動力的中國，機器化進程緩慢得多。

　　在代永的印象中，珠三角勞動密集型行業上一次出現使用機器熱是在2000年左右。彼時，他和他的伙伴們——主要是進口機器的維修人員——一起，從進口的電子垃圾中淘出已經報廢的機器，修修補補作為二手機器賣出去，價格比進口的便宜一大半。

　　二手“電子垃圾”的生意一直持續了10年。當這個行業里終于出現了國產設備生產商，代永在今年春節后便轉投過去。他說，“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機械化和自動化，將會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一切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