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臥底東莞打工:每天離廠的人比進廠的人多
天剛亮,工廠外面來找工的年輕人就已排起長隊。
工廠內的生產線上,永遠強調一切向效率服務,一切向速度看齊。
很多工廠宿舍沒有電源插頭,工人給手機充電必須到集中充電房。
◎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沒有務工經驗,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
◎在趕工方面,所有廠都“一般黑”,工人訂單少時愁死,怕被炒魷魚,訂單多時累死,每天10多個小時,繃著的弦一刻也不能松。
◎不要問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8月底,你到汽車站去看看,家長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車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這一切你就都會明白
他們是這樣的一群人:生在農村,卻五谷不分;受過一定教育,卻不足以在城市立足;非城鎮戶口,卻每天在城里逛街、追星、用蘋果手機———盡管是山寨的;他們的當務之急,是拼命賺錢,終極目標卻不再如父輩一般,回老家蓋新房……
他們十七八歲就進了城,在城市拼命追尋,企求在異鄉開辟一片新天地,可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人鮮有結果。他們咬定青山不放松,還在向前走……他們,用個專有名詞來稱呼——— 新生代農民工。
7月中旬,記者以普通農民工的身份,在廣東東莞求職應聘,順利進入一家玩具廠,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周,管窺他們的生存、困惑和迷茫的未來。
第一天:找工近九成新民工不會農活
東莞,中國農民工集聚地之一,這里有數不勝數的大小工廠,每年眾多農民工從全國各地涌向這個彈丸之地。2011年7月11日,我從廣州出發,前往東莞揾工。{page_break}
“大量招男女普工”,東莞街頭滿大街的標語,對于剛來求職的年輕人是一劑強有力的興奮劑。我應聘的第一家廠是虎門鎮某知名電子廠。上午8點到達廠區時,排隊求職的隊伍已繞了一圈。和其他求職者聊天得知,能到這樣大廠來求職的人,多是受老鄉指點,或者在別的小廠做不下去了,初次到東莞的人,“看到什么廠進什么廠,很少會挑這樣的大廠”。
求職成功的人告訴我,即使是和老鄉或者朋友一起找工,也不要站在一起。“如果超過三個老鄉一起見工,百分之百被拒”,他說,現在的年輕人愛鬧事,愛拉幫結派,工廠會想盡一切辦法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兩個熟人進同一個廠,一般都會安排在不同的宿舍,不同的生產線,減少彼此之間的交流。等到9點半,當天招聘滿額,我和排在前面的數十人被告知第二天再來。一位應聘成功的小伙子告訴我,他凌晨3點就過來排隊,“不要急,別看他招得多,每天離開的更多”。
接著,我來到長安鎮一家頗有名氣的人才市場,工作人員指著招工廣告上“世界500強”大聲問,“這個知道怎么回事吧,世界500強,不得了的!”一聲吆喝,眾多求職者湊了過來,這位工作人員承諾,交220元,包進名廠,包分配到“最輕松的崗位”。不過他再三強調的是,反悔了,不退錢。
每天離開工廠的人,比進廠的人更多。這并不夸張。我打工時住在下鋪,上鋪的主人一星期換了兩位。進廠做工的枯燥和壓抑,讓不少原來只想玩玩的年輕人后悔不已。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指出,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沒有務工經驗,“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這一點與城市同齡職工頗為相似。
第二天:進廠不加班者按曠工處理
我在東莞打工生涯的第一份工在制衣廠。廠區墻壁上貼著巨幅招工廣告,我走進去碰運氣,才發現由于急缺工人,這個廠的招聘變成了走形式。手臂沒紋身、10個手指沒斷指、說話利索,被檢查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后,我出乎意料地輕松入職。每月工資底薪920元+打分提成。早晨6:45起床洗臉刷牙,吃過早餐到工廠剛好7點半,拿著工作證刷卡進車間。在等待組長分配任務時,和一位湖南大姐聊天,她自言自語說,“這么年輕做拉布,看你能做幾天”。
組長是位30多歲的四川人,他把我帶到一個整理原料的裁床前,要求我和兩個剛入廠的十幾歲的小孩一起,按照單子的要求,將不同顏色的布料分類捆綁。從8點到11點半,一直就是按著單據整理布料,一個上午下來,腳有些酸,但起碼還沒有那位大姐說的那么恐怖,我有點幸慶找了份不錯的工作。
食堂吃飯是免費的。進食堂前,心里做好了充分準備,但望著食堂師傅飯盆里的清水煮冬瓜、豆芽和茄子,心里還是很失落。吃飯時,我不時看著邊上的工友,不知道他們怎么吃得下去。下午1點半開工,組長領著我將一個機器拖到車間,下午的工作是解開車間未開封的布匹,扛上機器,通過機器打開布匹,再按顏色分類整理堆放,以備上裁床裁剪。
一捆布三十來斤,我肩膀沒力,只能用手抱著放到機器上,抱到第七捆時,早已經汗流浹背。十幾捆布下來,已經累到不想講話。休息時,一位暑假工模樣的工友,給大家講起了大學生活。他的高談闊論有許多賣弄成分。聽到他說下學期獎學金有5000元時,一位工友的嘴巴明顯張大了許多“不用干活,也有5000元?”
“說這么多也沒用,再回去高考一次照樣考不上,照樣要出來打工”。另一位工友回應。短暫休息后,新的任務又來了。一捆一捆的布要一寸一寸拉平,需要兩個人一人捏著布的一角,拼命地往前跑,用跑步的速度帶動布捆轉動。手不能捏得太緊,也不能太松,但跑步速度卻要快。“你就想象后面有條狗在追”,組長說。跑完以后需要原路返回,用手輕輕將布撫平。
接下來的5個小時,我就這樣一趟一趟地跑。車間的吊扇仿佛根本不存在,身上的汗就像雨水一樣往下淌。由于是生手,我屢屢出錯。開始組長還在一旁盯著,但后來見我出錯太多,他已無力顧及,臨走時留下一句話,“工資主要靠提成,提成根據工作表現打分,你這樣做一天,還得賠錢”。一旦出錯,整個小組都要返工,工友們的工錢就會受影響。一位工友最后還是說話了,“給你兩天時間,如果還做不好,就換個組吧”。
按照工廠規定,晚上要從7點半加班到10點或11點,加班費5元/小時,不加班者按曠工處理。下午下班后,飯都沒吃,我就直接回了宿舍睡覺。第一個工作日終究沒能堅持下來,我逃掉了第一個加班。
第三天:丟錢沒丟過東西打工不完整
工廠宿舍房間24小時不上鎖。入住宿舍前,管理人員再三強調,財物自己看好,“即使是老鄉也不能信任,知人知面不知心”,宿舍提供給每人一個鐵柜,自己買鎖,自己看管,“反正我都提醒你們了,再丟了東西與工廠無關。”同宿舍的一位工友,平時身上的現金不會超過50元,用完了去ATM排隊取錢。有時凌晨一兩點,不少ATM機前的隊伍還能排到馬路上。銀行卡和身份證是最重要的兩件物品,這位工友裝在內褲前面的小口袋里,雖然好幾次洗衣服忘了拿出來,但他仍堅持用這種方式。
7月13日傍晚下班后,我準備去廠外買盒飯。一天的勞累,人早已筋疲力盡,精神開始恍惚。要了一份最貴的快餐,一摸口袋:空的!我頓時呼吸急促,血一下子沖到腦袋,身份證、信用卡和1000多元現金全在錢包里。
掃了一遍快餐店,確認沒掉在地上后,我迅速原路返回,但意料之中的一無所獲。擴大范圍找了一圈后仍沒有收獲。在工廠里丟了東西都與工廠無關,出了廠門,他們更不會理睬。我只好撥打110報警,接電話的人說,這樣的事情,要向最近的派出所報案。又撥打派出所電話,對方稱身份證丟了不需要掛失。我一直堅持要報案,他才答應派人過來了解情況。
兩位身著“治保”服裝的人見到我后,笑嘻嘻地指著不遠處一座橋問,“是在橋這邊丟的,還是在橋那邊丟的?”“在橋的那邊,我打110后他要我聯系你們派出所。
“在橋的那邊,就不是我們的管轄范圍,你應該在那邊再打報警電話”,說完,兩個人離開,剩下目瞪口呆的我。此時,快到晚班時間,我只好返回工廠上班。工友告訴我,“沒有丟過東西的打工,是不完整的打工,丟了東西很少報警,反正沒有用”。
第四天:換廠一個月工錢經不起罰款
制衣廠工作兩天下來,我有點吃不消,而對于我不愿意加班,主管也不滿意。雙方很快“達成一致”,我辭工走人,沒有一分錢的工資。臨走前,主管說,“比你時間短的人多得是,有的年輕人只做了半天”。找第二份工作,我瞄準了某大型玩具廠,標準的流水線作業、廠內清一色的“85后”。這家工廠很受歡迎,要進廠得早起早準備。當天清晨5點多,我就到了廠區外,沒想到已經有近百人排隊。據說前幾天,陸續有100多人辭工,所以當天招人數目不少,我再次順利入職。每月工資底薪1100元+計件提成。{page_break}
玩具廠的工作相對簡單輕松,但幾天做下來,心理壓力卻絲毫沒有減輕。我被分在玩具娃娃生產線上的最后一道工序——— 將前面11道工序組裝好的產品,按標準裝入包裝盒,哪里貼膠布、哪里折疊,都有明確而細致的規定,稍有不符,就要重新回爐重做。我和另外兩名操作同樣工序的人,分到了編號各異的包裝盒,一旦出現差錯,組長就能根據編號找到責任人。
除了組長,在生產線上來回“巡邏”的還有技術工,他們與組長平級,同時檢查監督若干個組的生產質量,要求不達標的產品返工。工人對這些技術工又愛又恨,剛進廠時,自己的手藝來自于技術工傳授,但短暫學習后,這些技術工從老師變成了監工。
組長、技術工輪番轟炸,給工人帶來的壓力是摧殘式的。做工時,我想到了富士康一位墜樓幸存女孩對我說過的話。2010年,我在深圳采訪富士康工人連續跳樓事件時,這個可憐又幸運的17歲女孩說,“從上到下,不斷向我們強調,一切向效率服務,一切向速度看齊”。她告訴我,同一條生長線上,有老員工,也有像她一樣剛進廠新員工。但對產量的要求卻不分新老,看著老員工輕車熟路,“我越做越急,越急越錯”。只要速度慢下來,主管領導就會拼命地催,有時還罵臟話。
換過不少廠的工友說,在趕工方面,所有廠都“一般黑”,工人訂單少時愁死,怕被炒魷魚,訂單多時累死,每天10多個小時,繃著的弦一刻也不能松。雖然是坐著,但貨物源源不斷從生產線上游往下走,我又是新手,時刻要保持高度緊張,很快就腰酸背痛。我換了個舒服的姿勢,蜷縮靠在椅子上,手中的活并沒有停下。但不到一分鐘,管理員指著我大聲說,“坐好,坐正!”看見我是新人,他又補充了一句,“沒有好的狀態,怎么能出效率,沒有效率,一個月工錢經不起你罰錢”。
加工制造企業的盈利模式,對效率有著歇斯底里般瘋狂的追求,工人做熟了某一道工序,為了提高效率,他就會固定在這道工序上直到他離開工廠。被問到“這樣的娃娃要賣多少錢”時,工人們無一例外地搖頭,他們的工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有的人工作好幾年,連最后成品長什么樣都不知道,更不用說手下做出產品的價值了。
第五天:娛樂贏錢了我請你去爽歪歪
到了晚上,工廠附近到處都是音樂開得超大聲的溜冰城,招牌燈足有兩人高的網吧,還有大大小小的燒烤攤,各地特色的大排擋,與白天的寂靜形成鮮明的對比。泡網吧、唱K、溜冰,這是很多新生代農民工打工生活的三大娛樂項目。大多數工廠都是24小時不間斷開工,因此,同樣24小時營業的網吧最受歡迎。聊QQ、玩網游最受追捧,不少網吧也實現“差異化經營”,部分電腦加強配置,專供網游,收費也高,部分電腦配置低收費低,供女孩子聊天用。
一位工友說,剛打工時,大家還會建立聊天群,同一個工廠的打工者相互交流。但后來漸漸失去了興趣,幾個月就換一份工作,此時前一個群的人都還沒認全。這都屬于比較健康的娛樂。工友中有一位負債累累的年輕人。從今年春節到現在,他已經輸掉了4個月的工資近萬元,還欠下4千多元債務。工廠里賭&博人群不在少數,下了班就開始,風雨無阻,沒有休息日。這位工友說,上班實在太無聊,但只要想到晚上能“賭幾把玩玩”,就覺得有動力,也覺得日子過得有意思。
相比之下,另外一種娛樂更刺激:買地下六&合&彩,每周開三期,買中了能獲得40倍的回報贏利。“贏錢了我請你去爽歪歪”,這是工友們最喜歡的承諾,爽歪歪是附近一家娛樂城,可以溜冰、可以唱歌,還有很貴的按&摩服務。同生產線的一位工友說,他打工期間的夢想,就是每周能去一次爽歪歪。娛樂結束,回到宿舍又是另外一種生活。一個宿舍8個人,分屬不同生產線,甚至不同部門,上班時間根本湊不到一塊,我下班時,其他人有的趕著上夜班,有的在外面吃飯。有很多入廠幾個月的工友,和宿舍其他人仍不認識,頂多下班時打聲招呼,“回來了”。彼此間的關系,就像緊鎖的柜門一樣,正常而又有著距離。
第六天:消夜三成新民工5天花光工資
玩具廠的工友們年紀都比我小,無一例外都是“85后”。工作幾天后,我和其中一兩個漸漸熟悉,通過他們又約了幾位工友,還有隔壁一個工廠廠長,大家一起消夜聊天。一位河南漯河的小伙子說,他已經在東莞呆了五年,其實心里早已厭倦,但回去沒有更好的門路,不知道能干什么。談起“夢想”時,工友們都會有點不屑,有吃有喝過日子,什么夢想不夢想的。對于他們而言,出路比夢想更為實際。
廠長姓馮,湖南衡陽人,從2005年到現在一直在虎門形形色色的工廠打工,從普工做到了廠長,工資也從每月幾百元一路漲到了現在的5000元。在很多年輕人眼里,馮廠從最基層的工人做到了管理層,盡管還是一個打工仔,但他已經是“成功的代表”。幾杯啤酒下肚,馮廠拍著我的肩膀說,不要問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的8月底,你到汽車站去看看,家長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車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這一切你就都會明白”。
打工生活,除了累、枯燥,對于很多人來說更多是無奈,就如馮廠。馮廠感嘆地說,以前為一個組長、一個主任,大家都要爭破腦袋,但現在的年輕人,很少會為了這樣的職位而去爭、去搶,“大家都發揚風格,讓給別人”。做個組長多幾百塊錢工資,卻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對于年輕人的吸引力幾乎等于零。
“有時他們請我去唱歌,我都不好意思去”,馮廠說,他曾做過一個調查,發工資后的五天內,廠里有1/3的年輕人會把錢花得精光,然后找他預支下個月的工資。記者打工期間,就“打工工資是否要寄回家”這一問題,記者一共向56位“90后”找工者咨詢,只有5位年輕人表示,如果家里有需要,開口向自己要,才會寄回去,其余51位均表示,家里不會找自己要錢,因為工資還不夠自己花。
第七天:辭工“農二代”生活以城市為參照
新生代農民工,其實遠不是一個“農民工”的詞所能概括。與其父輩相比,他們從小到大衣食無憂,缺乏吃苦耐勞的品性,崇尚個性張揚,追求個人享受和社會尊嚴。“農一代”是以家鄉為參照物,“農二代”卻是以城市為參照物。
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有著更強的認同感,但現實往往更殘酷。
7月17日,我決定結束我的東莞打工體驗,辭工返回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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