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鞋企是“倒閉潮”抑或“平臺期”？

　　“根本上說自身創新能力需接受挑戰。”黃坤明直奔主題。也許，這正是浙江四位大員進京做這場以“正名”為目的的新聞發布會的原因。

　　正名

　　到底有多少浙江企業虧損？有多少倒閉？這些問題均最受人們關注。

　　發布方的一組數據給出間接答案:銷售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的中小企業，去年上半年是4.59萬家，今年上半年是5.14萬家，增加5500家。500萬元以下的規模以下企業，一般在75萬到80萬家，今年6月底是78.25萬家。

　　浙江省經貿部門一份工業經濟分析報告顯示，該省工業經濟“正處于緊張運行狀態”。1－5月，浙江規模以上企業虧損的有1.07萬家，虧損面達19.6％。

　　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劉亭表示，浙江民營中小企業確實面臨一些困難，這些是前進中的困難，發展中的問題。

　　浙江堪稱中國民營經濟第一大省。全省注冊資本金超過百萬元的私營企業達12.1萬家，每25個浙江人中就有一個是民企老板。在2007年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203席。

　　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主席、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則有更多的感受。徐冠巨認為，浙江民營企業從去年以來，有一部分確實存在著困難情況，比如說外貿依存度比較高的行業，從事價值鏈低端的企業，由于匯率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等因素，經營面臨著非常大的困難。同時，也有些企業發展在諸多生產要素還沒有完全儲備好的情況下，過度的或者是帶有盲目性的擴張行為，帶來了一定的資金緊張。

　　徐冠巨特別強調，浙江民營企業總體情況比較良好。浙江民營企業在過去的時間中，已經在技術、品牌、人才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積累。比如說，浙江上半年GDP增長，在過去高增長情況下，今年還有11.4％的增長。

　　平臺期

　　“我們有許多企業，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確實存在‘平臺期’，要渡過以至于跨越這個‘平臺期’，民企必須從三個方面實現提升與轉變。”徐冠巨對此有憂慮，更有期待。徐冠巨說，從業主個體的層面，浙商正從老板群體向企業家群體進行提升和發展，企業家是創業創新的主要力量；從企業文化建設層面，要從公益價值取向向責任企業文化建設方向發展，加強營造創新的企業文化，創業創新是企業的主要責任之一；從經營管理層面，要從浙江制造向浙江創造轉變。

　　事實上，浙江民營企業的娘家、浙江省工商聯早已在今年上半年即已進行了全面調研，并向全國工商聯和浙江省委、省政府上報了《關于浙江部分民營企業資金緊張情況的調研報告》。

　　民企自救亦是這一時段浙江民企“四千精神”的外延。日前，在浙江富陽結束的“民營經濟生存狀況發展態勢研判會”上，浙江華立、萬向、人民電器、康奈、廣廈等百家知名企業老總悉數到場，并共同發表浙商自救宣言，表示將“堅定信心、抱團取暖”，不做藏頭“鴕鳥”，而要做涅的“鳳凰”。

　　上海一開集團董事長、溫州人屠昌忠依然相信，靠企業多年的根基和靈活變通，企業定能熬過今年的困難時期。去年至今，鋼鐵等原材料價格上漲近80％，步步削薄了屠昌忠所從事的輸配電行業的利潤。無奈之下，屠昌忠仍決定堅守老本行，首先從降低原材料采購價入手。

　　另辟蹊徑的屠昌忠，提前通過期貨市場套期保值，對將來需要買進商品的價格進行鎖定，以緩解原材料上漲速度過快的壓力。屠昌忠建議:期貨市場需要大量現金，因此特別適合浙商抱團取暖，共攤資金壓力。

　　溫州鞋業在此次“淘汰賽”中損失較重，一些鞋企老板不得不放棄連鎖專賣店模式，試水“賣場式零售”。“奧康”和“紅蜻蜓”近日不約而同推出了規模堪比沃爾瑪的鞋業超市，其中“紅蜻蜓”不僅收羅自己旗下的品牌，還在全行業吸納中高檔且有一定知名度的鞋業品牌，整合其他品牌鞋企的市場。對此，奧康集團董事長王振滔表示，“通吃”生產到銷售，是為減少各環節中的利潤轉移，“現在比拼的，就是規范化管理、終端掌控力和整合資源的能力。”

　　藥方由浙江省企業聯合會牽頭、省經貿委、中小企業局、外經貿廳等多部門不久前聯合完成的一份有關中小企業現狀的調查報告也驗證了這一點。

　　據悉，聯合調查組經過走訪溫州、臺州等地企業后，對浙江中小企業生存經營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堪憂”。報告還直言“許多宏觀層面上的問題僅靠地方政府、企業本身難以解決”，呼吁國家“對現行政策做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溫州市冠盛汽車零部件集團董事長周家儒顯然對此感同身受。冠盛是一家生產萬向節、驅動軸總成等汽車零部件的企業，95％的產品出口。對冠盛影響最大的是人民幣升值和原材料上漲。人民幣每升值1％，對冠盛利潤的影響達到6％，而原材料價格上漲造成的成本增加已經達30％左右。今年上半年冠盛雖然產值增加了20％，但利潤卻基本跟去年持平。

　　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在高層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調研中，他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對中小企業減稅；二是加大金融領域對內開放步伐，開放小額信貸，采取建立民間銀行、鄉鎮銀行等，把民間融資從地下轉到地上；三是加快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步伐，比如發展地方資本市場、允許地方政府、公司等發行地方債券、公司債券等，允許民間資本走向私募、創投道路；四是加快產業資本的轉型，通過政策引導支持，讓溫州的民間資本走上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

　　面對眾多民企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期待的眼神，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認為，結構性的金融政策就是要大力發展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為中小企業提供上市服務、為中小企業提供系列服務的機構。這在金融體系中是嚴重的供給短缺。

　　張燕生強調，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在目前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大企業錢多了，但是中小企業錢卻很少，也就是說現在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這又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要按照科學的發展觀進一步界定，因為市場現在需要更進一步的完善；還有一個方面是需要有一些更好的政策，這樣中小企業才能邁過這個坎。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劉亭則表示，浙江的企業從來發展就是內生性、自組織，有一種創新創業的沖動，相信面臨挑戰，他們都會做出自己獨立的決策。

　　那么，浙江如何落實宏觀調控措施，改善中小企業困境？劉亭說，作為政府來說，幫助企業走出困境主要是緩解企業資金緊張。“我們推出了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的試點，也推出了股權質押的貸款，通過種種金融創新緩解資金困難。另外對于政府原先已經規定的收費，在企業困難的情況下，可以適當的緩交，甚至免交。同時，政府為了解決信息不對稱，政策不協調的問題，派出大量的干部直接到基層、到企業為他們提供相關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