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政策法規淪為斂財的工具

　　按照國家規定，違反計劃生育典型的麻雀而已。

　　國家為了保證政策和法規的順利落實，往往會頒布一些監管規定，對違反政策法規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處罰。這本是一種監管手段，但在一些部門的監管中卻只剩下了罰款，甚至是為罰款而罰款。而且，為了讓罰款和“罰款經濟”能夠“可持續發展”，還要有意識“培養”罰款的資源和造就一定的“后備力量”。這就是為何用“紅頭文件”下達罰款指標的原因。因為他們認為經過長期的“培養”和“造就”，罰款資源已經相當深厚，這個“紅頭文件”也就是一個“催賬單”而已。經過他們這樣一轉變，政策和法規就成了斂財的工具，而且為了能“完成罰款任務”，特別是讓“罰款經濟”能夠“可持續發展”，“培養”和“造就”違法違紀現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而類似的情況遠遠不止一個計劃生育和一個鄧州。公路超載罰款，但一些交警罰款時往往會手下留情，交過罰款還可以繼續超載，讓車主不至于血本無歸；工商打假，一邊打一邊放，打到最后還和制假售假者“打成一片”，以至于上級機關要來檢查，某地的執法者慌里慌張去給制假售假者通風報信……其實，這些執法部門的執法者為的都是一個目的，也就是“保證完成罰款任務，讓罰款經濟能可持續發展”，為了這個目標甚至不惜褻瀆職責。

　　因此，現在我們有必要反思一下，難道每個政策法規，都必須要靠罰款來維護嗎？罰款是手段，但在很多地方卻被當成了目的。甚至一些政府部門要靠罰款來維持正常的運轉，這樣一種功利性的執法，怎么能保證政策法規的落實和社會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