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 Baselitz：一條背負故鄉名字出走的河流

一個人的一生，就像一條河流。

在1980年代末的中國，曾梵志在一堂大學寫生課上，曾看到一位同學把人物倒過來畫。人物在畫面上方懸浮的表現方式充滿了視覺張力，令他非常驚訝。后來，他從教師資料室和《世界美術》雜志中了解到，這是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Georg Baselitz的原創特色。他說：“Georg Baselitz帶來了一個契機，為我們當時思考的問題提供了參考。我汲汲關注當時正在發生著的德國前衛藝術，并陸續了解到其他一些戰后德國藝術家。我意識到在他們創新的符號之下，潛藏著深刻思想，而這恰恰是能推動美術史發展的關鍵因素。”這是中國藝術家曾梵志與Georg Baselitz這條河流交匯時的故事。

Georg Baselitz。資料圖

從源頭說起

河流最曲折幽深的秘密，往往都藏在源頭。

Georg Baselitz原名為Hans-Georg Kern，出生于1938年原東德一個名為“Deutschbaselitz”的小村莊。他田園牧歌式的童年生活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響時戛然而止。當戰爭結束，當時年僅7歲的Georg開始了一段漫長如夢魘的逃難、饑荒生活，戰后破敗荒蕪的廢墟也給他的少年時代鋪上了蒼涼的底色，這對他后期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小時候，一幅掛在學校教堂里的Louis-Ferdinand von Rayski復制畫《Wermsdorfer Wald（1859）》觸發了Georg對藝術創作的興趣。1955年，17歲的他滿懷對藝術的熱情，申請進入德勒斯登藝術學院，但遭到拒絕。次年，他申請進入當時東柏林的美術與應用藝術大學，但不久之后就因為“政治思想不成熟”而被開除學籍。1957年，他轉學到西柏林的藝術學院繼續學習。由于早年在東德習得了寫實手法，到了新的藝術學校，老師主要教授的是巴黎畫派的抽象主義繪畫，否定具體形象，這令Georg感到了“水土不服”。但他憤然堅持保留“人物形象”作為創作著力點，無畏地以與當時西德畫壇主流背道而馳的繪畫方式進行抗爭。

他堅持有意識地把人物形象引入畫面，但人物大多畸形或殘缺，有的則是流血或者病懨懨的狀態。學者及藝術史學家Richard Calvocoressi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回顧Georg創作于1960年代初作品的人物，這是為了“與納粹主義政治宣傳中常見的健康、肌肉發達的人物造型形成鮮明對比”。而對于作品中描繪的廢棄的農用車、破爛的戰袍、撕裂的旗幟、枯死的樹木和被毀壞的建筑等，他表示這些都是藝術家1945年的親眼所見。他分析道：“這些元素暗喻藝術家面對歷史事件時的無能為力。時至今日，Georg在意識深處既不相信權威，也不喜歡任何的意識形態。”

成長于充滿緊張和不安的環境，讓Georg一直如饑似渴地找尋一種不受拘束而又足夠有力的表達方式。激情與壓抑、狂熱與消沉、叛逆與傳統的纏斗，深植于藝術家的性格和作品之中。1961年，他完成了學業。同年，他正式改名為Georg Baselitz——盡管流淌他方，也背負著家鄉的名字上路。

觸礁與潮起

1963年，Georg在西柏林舉辦了首次個展，但就在他將要真正“聲名鵲起”的時候，卻發生了一件“丑聞”，讓他在藝術界一夜之間“聲名狼藉”。在這場展覽中，檢察官以畫面不雅為由，沒收了他《流失的深夜》和《裸男》這兩幅作品。而藝術家堅稱，作品代表著戰后德國由侵略者變為戰敗國所處尷尬處境和恥辱的反省。這兩幅畫最終在1965年物歸原主，但事后有資料顯示，這很可能是當時畫廊想出來的炒作鬧劇，而從此之后，藝術家也陷入了公眾對其人品的懷疑。多年后，Georg重新繪制了這幅《流失的深夜》，他在2006年接受德國《藝術》雜志采訪時表示：“后來，我總是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是否能夠改正曾經所犯的錯誤？我是否該下決心將早期的作品再重新創作一遍，使得它更加完善？人總要往前走的。”

流經越多不平凡地方，河水的蓄勢也更為強勁。在沉寂數年后，Georg終于迎來了屬于自己的創作高潮。1969年，他以童年那幅啟蒙畫為模型，創作了第一幅以倒置形式呈現的作品《頭上的森林》。倒置，使熟悉的事物呈現出陌生感，既保留了具象，也達到抽象的效果。對觀眾而言，巨大的視覺沖擊放慢了欣賞和理解作品的過程。原本代表著具象的元素脫離了現實的束縛而成為了一種單純的創作語言，這樣反而具有一種更普遍意義上的抽象。

Georg Baselitz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坦言，如果放棄把畫面的內容與自然界的物什拿來比較的話，其實世界是不存在所謂正確秩序的。通過上下顛倒的方式來打破人們的視覺習慣，引起觀眾的關注，是為了破除人們對既定秩序和形象的認知，從而引發對繪畫更純粹的欣賞和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從下筆的一刻開始就是倒著來的，而不是畫完之后再把整幅畫倒過來的。”藝術史學家Richard分析道：“這也許是他對當時分裂的德國和分裂的歐洲共同組成的荒謬世界的一種隱喻。”

Georg對具象與抽象之間自如切換的創新探索，既是德國傳統表現主義的延伸，又具有前衛的叛離精神。盡管他的肖像畫或有人物原型，或滲透了德國的民族歷史記憶，但他都不曾讓敘事淹沒繪畫的本質。高古軒畫廊亞洲區董事總經理Nick Simunovic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Georg最吸引他的地方正是在于：“他從未放棄過將‘人’的形象提升為繪畫中的核心，他的表現主義畫作背后的原動力和蘊藏的人本主義精神始終貫穿于他作品的情感之中。”始終聚焦個體存在和人類處境，體現了他與同儕戰后藝術家特有的人文關懷，由此他真正地獲得了公眾的承認和贊賞，被稱為德國新表現主義的國寶級藝術家。

直到有海的濤聲

隨著河流流向平原，越來越平穩的河道也隨著地勢的蔓延化作多條支流，流向更為寬廣的版圖。在Georg后期的作品中，他的創作情緒逐漸變得溫和，并延伸出更多兼具藝術性和實驗性的新想法。

1970年至1979年，他在藝術創作上突破常規，嘗試以手指代替畫筆作畫；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更是跨界涉足蝕刻畫、麻膠版畫和大型人像的木刻雕塑，展露出以回歸主體為目標的藝術探索。但無論他付諸何種實驗和變化，“倒置的圖像”都一直沒有放棄。按James Lawrence的說法，這一系列的“重復”其實是對他自己過去的一次次重振和復活。Richard對記者評論表示，在這個階段，無論是在繪畫、雕塑還是版畫制作，Georg都試圖對原始的媒介進行重新思考，“就像一切回歸原點一樣”。

2000年至今，Georg的筆觸變得像水彩一樣輕盈而具有流動性，色彩基調上也更偏好明亮的顏色。2019年夏天，Georg開啟了一個新的創作系列。他先是在一張空白畫布上用顏料描繪了人物倒置的形象，然后趁顏料未干，將其“對印”在另一張黑底的畫面上。呈鏡像關系的兩張畫畫面基本沒有變化，但卻形成了比直接繪畫更柔和的邊緣，同時還帶有某種不可預知的特性。創作內容上，藝術家則重新審視了早期的創作主題和個人歷史，還反思了自己老去的過程及與妻子Elke之間的恒久親密關系。帶著13幅新系列的作品，2020年5月21日，Georg在香港高古軒畫廊舉辦了名為“數年之后”的首場個展，這也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抗疫以來，在全球高古軒畫廊中首場重新開幕的展覽。一生秉持著在困厄中破而后立、立定新生的Georg讓這場展覽在經濟、文化氣氛略顯消沉的當下顯得別具意義。

今年，Georg已屆82歲高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表示，在疫情隔離期間，他主要在自己的工作室堅持創作。而當被問及在經歷了一生中許多的曲折風雨后，他如何看待災難與人類之間的關系時，他簡潔地說道：“生而為人，就會見證或親歷災難。無關過去還是未來，災難只能由人類來經受。”

這種釋然和看淡，已經不是一條河流給出的回答。那里有海的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