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負擔重，稅費項目多

　　稅負之重

　　民企負擔重，是企業家代表的熱門話題。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湛江鴻智電器有限公司總經理宋亞養掰著手指一項一項列舉中小企業需要繳納的稅費，10根手指已掰完，可是這些稅費卻還沒列舉完。

　　3月12日，開會間歇，宋接受了本報的采訪。宋直言，除了法定稅負之外，尚有大量規費，其負擔遠遠高于正規稅收，而且各種的費還在不斷增加。

　　宋列舉的稅費計有：企業建廠房需要繳納的耕地占用稅、國有建設用地使用費、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增值稅、所得稅、排污費、基礎設施配套費、人防費、教育基金費、醫療費、治安管理費……不一而足。

　　在宋亞養看來，企業繳納的稅費之重在于，稅收外加收的各種名目費用，要遠大于法定的稅收。

　　“據我了解，如果企業是剛剛起步，或者規模沒有那么大的小微企業，且享受不到稅收優惠的話，那稅負肯定會高于全國平均，費用的話更是五花八門”。

　　按照相關部門公布的數據，“一般企業的平均稅負大概是23%左右，包括增值稅、所得稅等法定稅收。” 而宋了解到，一些企業的數據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恰恰說明除了法定稅負之外，尚有大量的規費，其負擔遠遠高于正規稅收，而且各種的費還在不斷增加。

　　無獨有偶，在政協小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僑聯副主席、杭州華日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女老總陳勵君也痛陳中小民營企業的稅負之重，“可以說我們掙了一塊錢，里面就有起碼一半的稅費。”

　　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等黨派通過調研也發現，實體中小企業整體面臨“成本太高、利潤太薄”的壓力。

　　因此，委員、代表們在各種場合不斷呼吁為企業減負。

　　空心化之憂

　　吊詭的是，大量中小微型企業因為融資難問題而紛紛破產，老板“跑路”;而另一方面，大量民間資本則因為各種投資門檻無法進入，只能炒樓、炒農產品[12.22 1.08% 股吧 研報]、炒貴金屬。

　　政協委員們通過調研了解到，在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存在“兩極分化”。下游民營中小企業面臨融資難、用工荒等多重困境，不堪重負。

　　而創新之路漫漫，委員們看到，企業創新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風險，中小企業普遍創新轉型資源不足，能力不夠，舉步維艱。

　　同時，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市場需求萎縮，訂單大幅減少，實體中小企業產能過剩嚴重。“目前中小企業的困境或許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候還要更為艱難。”全國政協委員宗申產業集團董事長、總裁左宗申直陳。

　　“做實業不如做投機和投資賺錢多、賺錢快”，委員們指出。而長此以往，實體經濟的空心化，令人擔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也直言，大量民間資本游離實體經濟，變成炒資產的“游資”和“熱錢”。如民間資本充沛的溫州地區，據央行調查，目前其民間借貸市場已過千億元，但六成以上進入到非實體經濟領域。

　　委員們擔心實體經濟進一步空心化。

　　減稅與融資

　　要解決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困境，減稅已成企業界和部分地方官員的一致共識。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汕尾市政協副主席、致公黨汕尾市委會主委李秉記稱，數據顯示，小微企業上繳稅收年均增長13.1%，減少這類企業稅負是有空間的。

　　李建議參照國家統計口徑調整企業標準的做法，將一般納稅人標準從5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而增值稅稅率則應該參照小水電、自來水等行業降到6%，即按上海增值稅試點改革6%的最低稅率，給小微企業 “放水養魚”。

　　左宗申今年向大會提交《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 促進中小企業轉型發展》的專門提案。

　　該提案建議，準予小微企業適用營業稅、增值稅起征點，或直接將營業稅、增值稅起征點改為免征額。與李秉記類似，左宗申也建議放寬對享受所得稅優惠稅率的小微企業的標準限制。

　　左還建議將金融保險業、服務業、轉讓無形資產等稅率從5%減到3%;分行業小調定率企業所得稅也被他提及。

　　減稅之外，融資難的老問題，也應推動解決。宋亞養稱，目前中小企業第一沒有品牌，第二沒有資產，第三沒有技術，第四沒有資金，而第四點最要命。

　　怎么破解融資難呢?宋表示不能指望大銀行，“大銀行對這些微小中小企業的貸款，管理成本非常高，手續也非常之繁瑣;而且你沒有資產大銀行也不會支持你”。

　　宋建議在國家政策層面設立專門風險基金，對中小企業貸款進行擔保，同時鼓勵地方銀行和中小銀行向小微企業貸款。

　　當然，融資難有時不僅僅是銀行的事，企業本身也存在問題。

　　宋建議中小企業也需要隨時了解銀行的一些政策，“現在銀行也有一些政策出臺，但宣傳不到位，比如一些地方可以用訂單融資，貨物抵押融資等等，這些政策如果真能運用好，對中小企業幫助也是蠻大的。”{{page_break}

　　“非公36條”的困境

　　如何從體制上創造環境，讓大量民間資本浮出水面，也被委員們所關注。

　　辜勝阻稱，雖然政府出臺了“非公36條”和“新36條”，但由于遭遇 “玻璃門”，民間資本投資無門或被“擠出”，難以進入金融行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等領域，只能在低端制造業的“紅海”殘酷競爭。

　　作為底層企業家，宋亞養對民營企業的“受歧視”深有體會。

　　“現在社會上表露出來的是國有企業收購民營企業很容易。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糧收購蒙牛，很順利就收購了。但民營企業要參股收購一些國有經濟就非常困難，一方面我們雖然有這個政策，但地方政府往往以國有資產不能流失就把你擋回去”。

　　結果，民營企業往往在有關部門“再研究研究”的回復中苦等數年也沒有結果。

　　膠著之下，民間資本進入不了上游資源性行業，產生一大惡果，“上游的重要資源嚴格控制在大型企業的手中，定價權并非按市場走，所以我們中游的民營企業所用到的原材料，參與議價的能力就很低;但是下游我們的市場充分放開，充分競爭，定價權不是企業自己定。所以目前來說我們感覺行內半市場經濟，很多企業利益很薄。”宋表示。

　　宋建議將“非公36條”和“新36條”的細則真正制定和落實好，讓上游的資源性領域也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

　　“所有的資源要參與市場，按照市場規則配置，通過市場調節來定價，我建議這方面國家要研究政策、落實細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