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觀察：中國經濟是否持續陰跌

　　股市連跌兩年，同期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并不像乍聽起來那般光鮮，從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下滑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8.9%。

　　對于經濟下滑的原因，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說，2011年中國經濟下滑，雖然與歐債危機背景下的外需萎縮有關，但主要還是國內宏觀調控的結果，也就是2008年“4萬億”投資刺激政策在2011年開始逐步退出。比如，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回歸穩健，房地產調控升級等。

　　就當前狀況看來，歐債危機短期難有消退的跡象。2月13日，穆迪調低了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在內的6個歐元區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國內方面，中央政府對房地產調控的決心依舊不減，同時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也令人們擔憂其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下滑。

　　2012年中國經濟是否會延續去年的“陰跌”?此輪經濟又何時能夠見底?

　　增速繼續回落

　　1月采購經理指數(PMI)較上年12月又回升了0.2個百分點，為50.4，自去年11月跌到49之后第二個月回到臨界值50以上。盡管如此，一季度經濟延續下滑趨勢卻幾乎沒有懸念。

　　民生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滕泰(微博)向《英才》記者表示，PMI企穩意味著從去年6月開始的去庫存周期已經沒有去年下半年那樣劇烈，但依然會延續到一季度末。從需求周期來看，風險還將繼續釋放：出口風險和固定資產投資下滑風險。鑒于3、4月為歐債的償債高峰，出口風險的釋放期在4月，如果無大事，今年出口或有保障;固定資產投資下滑風險主要是商品房投資與地方基建投資會在一、二季度繼續下滑，三、四季度則會緩慢回升。

　　在沒有“黑天鵝”事件的情況下，滕泰預計今年的出口順差將從去年的1500億美元下降到900億-1000億美元，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將從24%下降到20%。

　　瑞銀也認為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會是拖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個主因，瑞銀預計在保障房投資的支撐下，今年整體住宅施工面積仍有可能增長10%以上(較上年回落10個百分點)，但出口很可能零增長。

　　海通證券(9.59,-0.01,-0.10%)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微博)預計，2012年的房地產投資增速為12%，較去年回落18個百分點，但保障房占比還太小，中國經濟增長不可能靠保障房來彌補。

　　2012年民營經濟的狀況仍不容樂觀。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微博)告訴《英才》記者，過去一兩年時間里，由于不少民營企業向房地產、民間借貸等高風險投機領域蜂擁，在房地產調控和民間借貸鏈條斷裂的重壓下，民營經濟陷入了2008年以來最困難時期，溫州去年就有270家民營企業老板由于資金鏈斷裂跑路。

　　周德文認為，民營經濟要回歸實業，需要政府出臺一系列切實的扶持政策，比如目前國務院已要求“新36條”細則須在今年上半年內制定完成，促進民營資本進入金融、能源、交通等領域。

　　此外，民營經濟最大的兩個壓力“融資難”、“稅負重”依舊沒有改觀，盡管政府已經有口頭支持，但尚未有實際行動。等這些政策制定完成，最終落實到基層，還要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因此，周德文表示，今年的民營企業會比去年還困難，民間投資不可能擴張。全年經濟都會下行，明年一季度才有可能觸底反彈。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微博)告訴《英才》記者，中央已經意識到今年穩增長的重要性，雖然民間投資可能很難有起色，市場還是比較疲軟，但中央企業的投資可能會率先反彈。但政府對投資的支持不會像2008年那種力度，因為當前市場的心態比較平和，可以更加從容地布局一些戰略性投資，如教育、科研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超愚向《英才》記者表示，金融危機時刺激房地產可能是錯誤的，但現在和將來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很重要的一塊。這塊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收入狀況(中國指數研究院(微博)數據顯示，今年1月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減少67%)，也傳來某種“利好”：銀監會正在研究有條件允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延期償還方案。

　　企業轉型升級悖論

　　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爭論，很大程度上源于將短期問題與中長期問題混為一談，但如果僅從短期來看，經濟增速持續低迷的狀態恐怕也很難進行產業轉型升級。

　　李迅雷認為，中國經濟未來一段時期還是需要投資而不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因為中國人口流動依然很大，投資因此仍有很大空間，“現在要解決北京堵車的問題，你要是消費拉動就是增加更多的車，如果是投資拉動就是修地鐵、高架，這么比較，中國經濟到底靠投資還是消費?”

　　“之前我們想在刺激經濟的過程中培育一個新興產業出來，這怎么可能?新興產業本身就是一個冒險，只有在經濟情況較好的情況下，人們才敢做風險較大的投資，在經濟比較冷的時候，前瞻性的投資更不敢投了。”鄭超愚說。哪怕政府提供了財政扶持，也只是解決了企業前期的資金投入問題，并無法克服新興產業的高風險特性。

　　周德文坦言，“有人說今年是轉型升級關鍵的一年，在金融危機來的時候也是這么提，當時還有一些企業走向轉型升級道路，結果這批企業死得還快。絕大部分中小民營企業是沒法轉型升級的，只能走向聯合提升的道路。”

　　如果現在倒逼這些企業轉型升級，那么這些企業的資金定然會從勞動密集的制造業涌向投機性更強的虛擬經濟，造成“產業空心化”，這也正是過去幾年所看到的。周德文認為，更切實際的做法是，倒逼、引導這些企業走向聯合并購，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必須要讓實業特別是制造業有錢賺。

　　過去一年，全國稅收收入增長率高達22.6%，而同期的經濟增長率只有9.2%，同時貸款利率高企。因此，即使外需平穩，僅“高稅負”與“高利率”兩個國內因素就足以讓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喪失吸引力。

　　在孫立堅看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盲目轉型升級實際上是拋棄自己的優勢，然后拿自己的劣勢去參與全球競爭。現在要讓制造業恢復吸引力，短期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政府讓利——減稅。

　　貨幣謹慎松動

　　經歷了去年一年的政策調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出現了回落的態勢，一般預計今年中國的CPI會在3.5%以下。

　　近日，央行預計2012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為14%，這個數值略高于2011年的13.6%，但遠遠低于2010年的19.7%和2009年的27.68%。這表明如果推高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量這個因素可能不會特別突出。

　　李迅雷說，由于M2的存量高達85萬億(2011年G D P總量的1.8倍)是超常規的，需要時間去消化減少。因此，央行對貨幣的松動會比較謹慎，貨幣政策可能還是收緊的。另外，輸入性通脹也是央行不敢輕易松手的原因之一。由于當前偏多的M2，以及世界經濟疲軟、全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貴金屬價格可能還有上升空間，但生產性大宗商品價格可能會下行。

　　對此，姚景源的判斷有所不同——大宗商品價格總體看漲。因為，如果歐債危機始終解決不了，最終只有發票子，流動性肆虐勢必會推高國際有色金屬、石油價格暴漲;而如果世界經濟恢復了，全球有30億人口正在走向工業化和城市化，必然拉高大宗商品價格。

　　對于美元及歐美經濟政策走向，孫立堅認為，盡管弱勢美元是趨勢，但由于歐債危機的存在，美元實際上弱不了。鄭超愚也認為，即便推出第三輪定量寬松政策(QE3)，美元也不一定走弱，因為這對美國經濟是利好。

　　一條比較符合邏輯的推論是，只要歐債問題不出現實質性好轉，它會減少全球對大宗商品的需求，同時推動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價格就很難向上，中國受輸入性通脹的影響也會較小。而歐債危機轉危為安，美元會隨之貶值，大宗商品將會進一步暴漲，給國內帶來更大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食品、農產品(12.57,0.30,2.44%)對中國通脹影響較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C P I中食品、農產品的權重較大，占到了30%(與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比例相當)。姚景源認為，食品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與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的壟斷和不完善有關，需要通過改革打破壟斷。

　　沖擊中小企業

　　既然經濟增速回落基本已成定局，那么這種回落是短期調整，還是趨勢性轉向呢?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否已下了一個臺階?

　　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經濟的適度回落有利于調整中國經濟結構以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姚景源認為，8%對于中國經濟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增長速度，一旦低于8%就會遇到失業、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下降等問題。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8%-8.5%的經濟增長率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結構失衡狀況已經很嚴重。過去十年，消費率從占GDP的62%下降到47%，而儲蓄率從38%上升到了53%，意味著有一半的GDP用于投資。如果結構調整不好，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降到6.7%，而如果能夠實現結構調整，則未來還可能實現9.3%的高速增長。

　　有經濟學家認為，在中國經濟實際上并沒有完全復蘇的情況下，所謂的“退出政策”推行的不是太滯后而是太急了。姚景源也表示，刺激政策的退出意味著要讓經濟恢復常態，讓市場自身的力量推動經濟增長。但實際情況是，在政策退出的過程中，市場力量中的中小民營企業實際上是受到了更大的沖擊。

　　挖掘制度紅利

　　與看淡的“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資源紅利”不同，“制度紅利”依舊被經濟學家們抱以很大的期望。姚景源認為，中國“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還是改革開放。

　　而滕泰認為，中國制度紅利的空間比任何國家都大，因為中國擁有龐大的國有資產，同時土地也是國有的，產權機制進一步明晰之后，效率將會大大提高。“凡是沒有效率的、壟斷的地方都有制度紅利可以挖掘。”

　　“中國體制上的問題還是很多，解決問題就是改革。”李迅雷提到，“放松管制，降低進入門檻都會產生紅利。”

　　姚景源認為，穩增長、調結構都必須與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緊緊結合在一起，把政府從第一線退下來，轉化為服務型的政府。“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財政支出壓力才會減少，這樣財政政策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基于中國依舊是一個城市化率只有50%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對中國經濟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重視一個問題，投資的主體不應該是政府而應該是企業。在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情況下，重復建設、盲目建設、形象工程不可避免，大量投資最終并沒有形成生產力。

　　孫立堅則建議把改革之手延伸到產業鏈上游——資源、金融等領域，因為這些行業在危機后形成了一定的壟斷優勢，在下游制造業競爭過于激烈的情況下，上游資源、金融領域過多擠占了下游制造業的利潤。應該通過改革打破上游領域的壟斷地位，提升經濟效率。